《我们律师》

                                                             作者：张思之

                                                             法律出版社

by 张伟

张思之先生的《我们律师》一书以如何养成辩护律师的技艺开篇。作者认为，律师如何“写”、“说”将会直接影响到其能否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的语言：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律师的文字：朴实无华，准确而精炼。无论语言或者文字，都是真情实感的表白，不用妆点，无需雕琢。”他将律师的执业技能与人格相等同，即对“一个好律师能是好人吗”的诘问回答得坦荡而真诚。“我坚持这个见解：真正的律师必是真正的人：似澄澈见底的清流，如通体透明的水晶。表里澄 澈，一片空明，反映出心灵纯净，心地晶莹。”这种对律师职业审美式的评论同作者本人遇到的法治不彰案例，形成了富有深意的对比。对律师道德的诉求与作者对律师职业的功能定位具有深刻的关联。在他看来，中国律师尤其应该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化取向，而应以个案正义的方式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暴露出老人特有的“水到渠成“

甚至“顺其自然”的智慧。其实，这种保守的观念并不深刻，但正因为它出自一位在政治案件中饱受磨砺的辩护律师之口，那些富有力量的年轻律师就应该严肃对待在作者看来，律师职业的去政治化尤其符合中国的特定形势。比政治冒进更可悲的是，在当下这种法与权难分伯仲的制度框架内，有的律师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成为权力的附庸。在论及律师的“参政”和“议政”时，作者说道：“为什么不提"参政"？我无意对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逐一分析，这里只明确一 条：律师"参政"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不应该继续执业，或者说就不是"执业律师"，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提。”“上面说了，律师"议政"主要是通过讼事，展开来说，就是要一步一步地、逐事逐案地在维护国法尊严的同时，体现出律师正确的政治立场、法律观点，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最终达到民富国强。绝不可以遇事先大哄大嗡，着意炒作，以"纸虎"为头毒蛇成尾，终至误事害人，结不出"正果"。……我反对律师队伍中"三躁"情绪的滋长，浮躁、焦躁或狂躁，都让人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孤独，沉不下心气，大都无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往往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如此点评法律人：“法律人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则是权威。另外，也不应当忘记，即使法律人重视自由，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律人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托克维尔还分析了 英、美国、法国法律人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政治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差异，他认为，“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律人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不错，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律人。”

托克维尔关于法律人与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论断，彰显了他宽阔的视野和思考的深邃。他指出法律人应恪守宪法和法律，因为他们的正当性基于宪法塑造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典范当属美国法律人缔造出的宪法及制度框架。而他对法国大革命中法律人作为的论述，暗含着唯有在共和制的统序下，法律人方能成为宪法之治的信奉者和行动者：君主制同法律人具有的法治气质是截然对立的。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支配法律人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

在《我们律师》一书中，张思之先生就律师泛政治化的批评，对权力表现出的洁癖以及试图用权利去平衡权力的这些观点，都昭示了他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实现法治的使命感。但迄今为止的政治史无比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无权力之间制约和平衡，权利的救济就只能仰靠偶然的机遇和循序渐进的法治期待。

事实上，引人瞩目的“法律人之治”或者“律师-政治家”的统治类型在作者这里难觅踪迹。如美国式律师与政治的勾连也渐趋消失，毕竟现代政治的核 心是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而法律人介入其中，必定会成为党派分肥制中的一员。这个忧虑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中国律师的活动场域不在“议院”，而 在法院。

《我们律师》缺乏托克维尔着墨颇多的“法律人之治”与共和制的内在关联的论述，因为本书的旨趣并非为“中国向何处去”做出预测和顶层设计。在我看来，以个案正义的方式推动社会民主化有着特定的前提：既定的社会秩序来自于宪法的塑造，而不应该仅仅是权力意志，甚至以权代法。换句话说，宪法必须是活的，其中赋予人民的权利一定有救济的途径，即宪法是可诉的，而不仅是“纸面上的”。然而，个案正义却又是律师实现职业伦理、证明自我价值的必经之路。因此，对中国的律师来说，现在都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困境：他们作为法律市场上技能和专业化服务的提供者，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而一旦遭遇权力 甚至“长官意志”的阻拦时，则迅速露出“被解除武装”的困窘：“法律至上”往往会让步给“顾全大局”。

《我们律师》对此也多次提及：“那好！对于律师、法律人来说，对于政治家而言，"依法办事"，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吗？律师处理事务，"大局"就是依法律，就是凭良知，二者集中到一点上恰恰是最好、最好的政治。”

“经验表明：让政治或者长官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必然会形成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从而使一切都政治化，于是律师也就演变成了行政权力支配的"驯服工具"，还谈什么维护人的权利！”

作者认为依靠法律，敢于对权力意志说不，在法律框架内追求个案正义才是律师的讲政治。“治国理政，解决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得靠制度、依法律，一 句话：还是法律至上好”。“坚持"法律至上"，不排斥政治立场。请让事实说话。律师处理讼案时，辨别真相，说理有"度"，出事有"节"，言其所应言，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得不止，绝不逢事一泻千里，不留余地，不存余韵，正体现着政治家风格风度，饱含政治。”

正是在对“法律至上”的强调和信仰，作者同托克维尔看重的律师-宪法传统构成隐而不彰的一致，也将律师在法治体系中的“先知”式古典角色予以揭橥。律师职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为人民赢得多少自由和民主，而在于不断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成为宪法权威的殉道者。但近代以降，在律师-当 事人的关系构造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弱化律师守护宪法的义务，甚至逐渐退却为餍足当事人利益的不择手段。这首先牺牲了律师身上应具有的宪法气质，也使得 律师-人民的关系蜕变为各种统治类型下日常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事实上，律师只有在守护住宪法、法律权威的前提下，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也 才能真正做到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

作为宣扬和维护宪法权威的律师，必定会成为绝对权力政治体系的最大反对派（法国大革命的启示）和被迫害的对象。张思之先生对此了然于胸：“艰难的环境恰是对能力、修养、意志和风骨的研磨和锤炼。”

“尽管如此，只要怀有爱民、维权的胸襟，还是可能通过实践充分运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滥用，表现出由个案的权益维护，上升为更加崇高的追求，即沿着人权与法治的轨道，关注人的命运（首先是生命），关注大众基本权利的实现，从而会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国家的法制建设，推动司法公正，促进政治清明。何以至此，贵在执着。”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