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艳霞／文

《第七天》的故事

这一次，余华的主人公叫杨飞。他母亲在火车的厕所里生的他，他顺着蹲坑的孔掉在火车道上，然后被铁路工人杨金彪捡回家。两个人相依为命。后来，杨飞考上了大学，做了职员，娶了公司里最骄傲的美女同事李青。如果不是李青遇到了成功人士，和杨飞离婚，后来又与官员有染，生活会永远停留在普通人命运转折的前一秒——他们认真而卖力地活着，家庭安稳，父慈子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小说里没有如果，只有转折，而且，一转就是一百八十度——李青死了，杨飞死了，父亲死了，他们的魂魄在另一个世界飘零，相遇，直至分离。小说从杨飞死后的第一天开始写，写他在另一个世界头七天的经历，上面的故事，都是杨飞的魂魄游荡无着的时候一点点讲出来的。或许，穿梭于前世今生，才更能看清命运的真相。

如果只是写杨飞，余华就还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头的余华，关心小人物的小命运，借由这样的命运探底活着到底能够有多坚忍，冷静地煽情。但蛰伏好久的余华显然不满足于此了，他想关心一群人，想关心这个社会的等级和秩序，想关心更广阔的现实，于是，他让杨飞在另一个世界里遇到好多人，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微博、新闻里看到的、死于非命的屌丝——因为一部苹果手机自杀的打工妹，抗拒强拆的钉子户，被当作杀人犯冤杀的好人等等。他们死后都来到了“死无葬身之地”，在这里，人人死而平等……

因为这些人物的经历几乎是照搬照抄的网络帖子，余华遭受了猛烈的批评。且不说文学原本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单就“余华”这两个字，在当下的中国读者心里的分量，大家也不能原谅这样草率而轻慢的创作态度——如果莫言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多少人的心里余华是当代文坛的NO.1啊！

被批评的余华委屈吗？

遥想几年之前，余华的上一个长篇小说《兄弟》广遭文学界诟病——虽然这种诟病的应激反应是沉默不语。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相似，读者，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都未曾想到，已经是大师级别的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会是一本《兄弟》，上不着人性问题的“天”，下不着现实生活的“地”，篇幅洋洋洒洒而内涵单薄寡淡。然后，余华又沉寂了六年，接着就在台湾出版《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这本书里，余华用“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十个词描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他想理清“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的“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结果寻找令人不安的原因。

接着就是没有太多征兆的《第七天》——与余华以往几个长篇的惯例不同，也与同时期出版作品的苏童、韩少功、贾平凹等大致同级别的作家相区别，《第七天》没有在任何文学杂志上刊发。因此，当得知余华有新小说“横空出世”的一刹那，大多数的读者都惊喜：余华终究还是想做小说家。其实，一直以来，余华都是一个真正被读者阅读、讨论而不是仰慕、研究，更不是收藏的作家，读者每每期待能够从余华这里获得一次酣畅高妙的阅读体验。

不知道这算不算图书出版营销策略的成功，反正《第七天》一面世，读者就给了它足够的“待遇”。现在的大腕级作家，没有几个有余华的市场号召力。短短的几天，《第七天》占据了销售榜，占据了微博话题榜……人们惊喜地下单，打开，有点失望，一边失望一边想：写的这么笨，余华这是要干什么？再看，再想，他是余华呀，他这么写一定有他的道理。终于找到了一些道理，获得了一些感动，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共鸣，但终归，合上书还是心有遗憾，为小说，为余华，还为许多……

可以说，《第七天》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故事版，是把对台湾人民表达的思想转换成大陆出版政策能够接受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思想穿上故事的外衣会变得深入浅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余华的外衣风格读者太熟悉，如果这一件不但没有彰显风格，还有明显的设计上的毛病，那遭到指责当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外通吃有风险

因为《第七天》的题记引用了《旧约·创世纪》，很容易让人想到，余华这一次想写上帝休息的那一天，人类到底应该怎么活……可是，在中国，如果上帝是信仰的代名词的话，那他每天都处于半休息的状态，芸芸众生依然按自己的方式三六九等地活着，然后再三六九等地死去……但这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向来不太关心死后如何——活着本身那么难，死了未免不是解脱，无葬身之地又有什么关系？死之难总不会如《活着》之难更让人难以化解吧。

而且，《旧约》毕竟离中国人太远了。或者换个说法，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其实冥冥中有相通之处。在中国的丧葬习俗中，“头七”是个重要的纪念日。这一天，死者的魂魄会回家，家人要预备一顿饭，然后回避，如果让魂魄看见家人，会让他记挂以至于影响他投胎。还有的地方保持着这样的习俗，家人在这一天烧一个梯子形状的东西，让魂魄顺着“天梯”到天堂……

从一个书名，可以见得余华想中外通吃……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想到，这个“中”是未来的中国人，而“外”是现在的外国人。

未来的中国人，会当《第七天》里的网络帖子是历史，他们会想象21世纪前几十年的生活就是《第七天》里写的那样，就像我们想象十九世纪的女工都是《包身工》里的芦柴棒，拿个别当一般，举典型当普遍。

外国人，会当《第七天》里的网络帖子是中国现实的全部，他们由此了解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国，老百姓怎么活着。

原本，小说对于宽阔的现实而言从来都是沧海一粟，不全面，不本质，但它是通向未来的通道；原本，小说就是文化横移、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只是，一本写给未来的中国人和现在的外国人看的书，被同时代的中国人同步阅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余华的文学坐标系

未必现实的矛盾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学的作为就相应地水涨船高。因为现实太多元，转换太迅速，它三头六臂，上天入海，而沉淀不足的时候贸然行事，文学必然显得不如人意。与很多作家每天都在焦虑与现实脱节，以至于对现实失语相比，余华的“脱节的焦虑”毕竟催生出了《第七天》。这或许不止是勇气，还有作为有话语权，有商业优势的作家的自信和责任感。从这一点来说，余华让人感佩。而且评价当代作家的写作，永远要找到一个参照物，要“相对而言”。当代作家的价值在于他的“相对值”，用经典的标准衡量现在的写作，显然会有失偏颇。

相对而言，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要聪明。他不追求书写现实的宽度，只求小说戳点现实的荒诞感，小人物，小命运，以小见大，窥斑知豹。只能说，刘震云会扬长避短。《我不是潘金莲》写一个上访的妇女和截访的干部之间的猫鼠游戏。上访和截访，在他们那里是难以破解的难题，但在体制这里，在作家这里，没有悬念，是体制对人必然的捉弄和为难。刘震云很擅长在小说里埋藏机锋和机灵，他注重和读者的互动，知道哪里用意味深长，哪里可以让读者心照不宣……所谓的好作品，不都得读者说好才叫好吗？

相对而言，同样写现实的方方，最近广受好评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其创作姿态更让人感佩。这种姿态不是因为她几乎是用“横垄拉车”的勇气写了底层青年的奋斗和注定失败，而是写到了这样的层次：涂自强的奋斗和失败之路是时代进步所需要的必然的牺牲。这一代人的悲伤不是坏人、坏体制、坏社会造成的，而是时代进步的车轮造成的，这样的悲剧是恩格斯论述莎士比亚悲剧时候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社会进步碾压一代人的梦想，这样的悲剧多么本质又多么让人无奈——《第七天》写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如果能有某一个认识到这一步该多好——对余华这不算苛求。

可惜，余华在《第七天》里看现实，跟普通人无异，他的愤怒和无奈，嘲讽和体贴也都太外露，让人一目了然——读了《活着》的读者怎么能轻易容忍余华露出平庸的破绽呢？

如今，对《第七天》，对余华，骂和捧都不需要意气用事，而需要以理服人，以逻辑服人，甚至，是以更充分全面的理解服人……

无论如何，《第七天》或许应该让读者记住余华作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责任感。作为一个可以躺在自己的文学功劳簿上吃一辈子老本儿的作家，或许他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之后写什么都会吃力不讨好，但他还是要写：写《兄弟》用以反思“文革”和“后文革”时代，写《第七天》用以反思经济繁荣之下仍旧捉襟见肘的社会。他也未尝不知道，在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上，他不比微博上活跃的“作业本”啊等等的见识更高妙，但他还是要写。这一次余华没有说太多的创作感言，甚至目前为止只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但他似乎默默地做了在《兄弟》里没有做到的豪言壮语——实现“对现实的正面强攻”。即便倒下了，也倒得悲壮而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