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文
侍卫官揭去珍贵文物上的保护罩并掸去灰尘，我挨个询问有关它们的细节：“向朕谈谈这个吧！”
“这是东魏时代由兖州刺史李珽塑造的孔子塑像。”
“这些供牺牲用的器皿是哪个朝代的？”
“汉章帝在这里礼拜时留下的。”
“这些画中，哪一幅是最真实的？”
“那幅据说是孔子的徒弟子贡所画，又经顾恺之临摹过的，最为真实。”
“这书法呢？”
“是宋徽宗皇帝的。”
“我问孔尚任道：‘你多大年纪？’”
“三十七岁。”
“是圣人的第几代后裔？”
“第六十七代。”
“你这三十多岁年纪的人有几个儿子？”
“两个。”
“你不止三十七岁？”
“不，只有三十七岁。”
“你能作诗吗？”
“略微知道一点。”
有一棵是孔子亲手种的树。我问道：
“这棵树没有腐烂，为什么没有一根枝丫？”
“因为树的枝叶在明代被火烧掉了，只有光秃秃的树干还存留了下来；两百多年来，既未腐烂，亦未开花，它坚硬如铁，故以‘铁树’闻名于世。”我命侍卫上前摸摸它，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上面照抄的一段文字摘自史景迁《康熙自画像》一书。描述的是康熙皇帝南巡过程中拜访曲阜孔庙，孔子后人孔尚任接驾时与他发生的一段对话。其中的“我”就是康熙皇帝。这段对话现场感实在太强，仿佛让人觉得康熙帝身后正紧随着架摄像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史景迁也由此犯了当代历史写作的大忌。那就是书写者应永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冷静观察历史，不得随意闯入现场，更别提让历史人物自动开口发话，否则会破坏客观公正的科学戒条。
在康熙遗诏中发现心态变化的蛛丝马迹，记录其行为起居，本身不是什么新鲜的书写技巧，关键是，谁要是敢于把这些史迹说成是当事人的内心活动就需要太大的胆子，通篇都用自传体的口吻娓娓道来更是大逆不道的做法，弄不好会身败名裂。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太受科学主义的毒害，写历史不但要克制自身的情绪判断，还要把历史人物绑架到“规律”“计划”“因果”的战车上去，如牵线木偶般地为政客伴舞。从中学开始，我们翻看一页页历史中的人，仿佛是在看僵尸片，个个面孔僵硬茫然，永远是曲拐着四肢在无神四散地挪步，活人却在机警地到处逃避。
最近读到一本名为《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的小书，书里一直在集中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到底应不应该介入观察者的感情？如果允许动情，那分寸如何把握？我们发现，这也是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的话题。
这种纠结的心态是如此普遍，《动情的观察者》中有一段记录哈佛比较文学课程的规则，好的学术文章的目标是去个人化和客观性。回答问题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一个人永远都不能说“我”。当然也不能做一些幽默评论，玩弄辞藻，谋求一些“文学”和“诗歌”效应，或是以其他方式把自我感受明显地带入批评中。按照这个标准，康熙爷化身为“我”，发表大段大段的自述显然是违规的，如果把康熙南巡喻为一台戏，其中的“我”不仅仅是旁观者的化身，而且已突破底线，让历史人物贸然粉墨登场闯到前台，直接念起了台词。里面的情绪起伏喜怒哀乐都是通过康熙这张嘴，从“我”的角度说出来，要是严格划定界限，这已是纯粹的文学表达。因为心态起伏往往虚无缥缈最难把握，以往的历史书写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康熙爷却在前台自我扮将起来，用倒叙、补叙、超时空回忆勾连场景，大有穿越古今的味道，着实让习惯虚化“我”的呆板读者感到不适。实际证明，隐藏真实的那个“我”，可能会把研究者变得很虚伪，比如人类学界就发生过某个大腕的日记中有侮辱其考察部落民众的内容，与他先前标榜的体验式研究准则背道而驰，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可如今时代不同了，个人情绪的表达越来越堂而皇之地进入论文，据说一些评论读起来就象诗歌和小说，文学与批评的界线也越来越显模糊。
由此产生一种骇人听闻的极端说法是，写历史也可和写小说一样进行情节预设，内容甚至可以虚构，这个口子一开就全没底线了！所以历史和文学的边界在哪儿一直众说纷纭，吵得一塌糊涂。其实史学和文学的边界应该是可以划定清楚的，史学如同戴着脚镣跳舞，必须坚守贴着史料记载说话的底线，小说却可以随意恣肆狂想，不必在意这放飞出去的思绪风筝到底会不会受到史料的牵制而漫游无度。在我看来，如果想让历史写作显得不那么刻板和面目可憎，在叙述某段历史场景时，只要确认某个史事一定发生过，或被基本确认存在，那么，某个史事由谁叙述出来已经并不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事实是由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说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聚焦的是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文本。史学如果把文学当情人对待，他们谈恋爱的共同语言恰在于此。《康熙自画像》里有一段康熙第一人称的自述，说自我儿时拿枪挎弓时算起，共杀死了一百三十五只猛虎，二十头狗熊，二十五头豹子，二十只大山猫，十四尾麋鹿，九十六条狼，几百只母鹿、公鹿和一百三十五头野猪。当我们围猎或设陷捕猎时，有多少动物被我所杀，我简直无法计算。最普通的人们一生所杀过的动物还不及我一天所杀的数目。在史景迁的笔下，这一长串的数字仿佛是康熙帝一口气不间断地说下来，就象表演一段评书。其实这段文字是一种史料“拼贴术”，即把不同地方发现的史料，故意集中在一起，然后由康熙帝用第一人称说出，以增加其权威的份量。实际上这些分散史料所呈现出的原生态，如果不加重新组合，未必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印象。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文学描写，大可大肆渲染一下康熙帝对狩猎过程的迷狂，甚至联想到了狩猎的心理与后来平定噶尔丹叛乱之间有什么心理关联。而历史学的严谨却要审定记载的狩猎时间和数目是否属实。一旦验证完毕，这个历史描写即可成立，至于是由康熙帝说出，还是出自一段史官的记述，或者是今人的复述已经变得不甚重要。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严格来说，事实由谁叙述仍有个如何认定的问题，但如果史学面对文学放宽边界，那么叙述者身份的模糊就是小说和历史最为交叠互溶的地带。
做史之难，难在能“同情性地理解”，这个口号前几年喊得轰响，真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口号的提出是因为人们厌烦了今人每见史实就要预先套上付现代眼镜密密审查的通病，他们对前人的脊梁指指戳戳，其实见识大多矮于先贤不知几许，即如那些把梁任公和革命党人比，说他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跳梁小丑”云云的妄说，全为不堪之论，却在以往的史册中俯拾皆是。所以“同情性理解”强调的是要贴近古人心境，细致揣摩，慎发谬辞。然真正要做到何其难也。
“同情性理解”这个说法虽出自史家之口，却与人类学的做法相通，民国初年的文人学者虽浸淫科学方法已久，对此却多有自觉。如费孝通就说，一批现代文人带着文字下乡，拼命向乡民灌输现代文明观，却忽视了乡间常识的威力，遭遇尴尬才是正常的。费孝通被夸赞是因为他不是那类专门跑到“野蛮人”部落猎奇的洋派人类学家，他工作的田野是姐姐的家乡。如此一来，面对传统人类学视野外的“文明”乡村，“在地化”成了中国人类学家的标签，他们操着家乡方言进入村舍民居，玩起“同情理解”的游戏自然要比洋人容易的多，劣势由此转化成了优势。不过，无论进入现场的难度是否有大有小，都会遭遇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避免只同情不理解，或只理解不同情的两极窘态。头一个状态中的“自我”容易被田野所融化，落入后一个状态的文人又多先入为主之病，如何拿捏两者的平衡不仅是人类学家的课题，也是一切人文学的难题。
近读沈从文旧文《凤凰》，沈从文是小说家，这是一篇散文。文章详细描述他家湘西凤凰的古风侠影，以及那些放蛊、行巫、落洞的蛮野习俗，均让读者恍如身临其境，看上去又象一篇历史观察或人类学笔记。且看沈从文如何拿捏分寸，他详说凤凰女性与洞神结缘的习俗和侠客田三怒的风仪，动情动意，却又不免点缀些许貌似学术的评判，如断言落洞女性与性压抑有关，根源可追究到具体的生存环境云云。但却拒绝向下一步逻辑推导，把落洞风俗戴上“迷信”的帽子。他说：“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这是和费孝通一样的态度，在充分体验之后发出一个审慎有边界的判断，保持住自我对历史观察的敏感度，可见人文学之间是相通的。
历史书写是否真应该动情动意，肯定是个见仁见智的选择，不过在学科专门化日见霸道的今天，多读到一些见出真性情的历史作品，应该是大多数人的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