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馥李 实习生 李浩杰

北京报道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即人们生活来源问题。在当前的中国，民生的内涵有了更多的内容，除了一般意义的生活保障，更体现出人们对共同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诉求。

基于对民生问题的研究以及长期实践，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实际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其中，既有基于对具体问题深刻理解的创新思想，也有整合资源、社会化运作的创新案例；既有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也有商业力量推动的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些有意义的创新，正在为更好的满足来自于民生问题的需求和挑战提供借鉴。

国务院参事汤敏说，介于政府直接做和商业通过赚钱做之间的公共服务，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市场，教育、卫生、养老、环保等社会问题，都可以用非盈利的方式、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中国需要创新，需要在社会领域里的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社会组织勇于探索。

从本期开始，《经济观察报》和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民生对话”系列访谈，在医疗、教育、养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邀请在各个领域探索创新的参与者，展开对话，启迪思考。我们希望这些有意义的创新，能够为这些民生问题提供镜鉴。

——编者

2013年前夕，中国的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走进了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唐荣斌的家。在这个即将跨入新年的特殊时刻，习近平在唐家的炕头上提出疑问：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

对于骆驼湾村的村民来说，北京距离很近，但其繁华和现代，却与这里的落后恍如隔世。村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拿到些补助款，衣食无忧，不再为买粮发愁。

当北京的现代化和山区农村的贫困日益拉大，扶贫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按照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中国尚有1.28亿贫困人口，这是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一道巨大鸿沟。

2011年，中国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面向未来十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如何让这些人口尽快脱贫，成为一项高度的政治责任。这些连片特困地区，地处边远地带，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问题凸显，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这些贫困地区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地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仍十分艰巨。近十年来，对于大多数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扶贫款逐年增加，贫困面貌却没有根本性变化。单个县几十万的贫困人口，按照贫困县到贫困乡，再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层层分解之后，即使是上千万的资金，到最后也都撒了胡椒面儿，形不成产业规模，今年扶了，明年还得扶。

对于骆驼湾村这样的村庄，至阜平县，乃至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贫困程度极深，没有产业支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公共服务缺失，要真正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需要全方位进行扶贫开发的探索，寻求对症的社会创新。

而社会创新，正是中国社会的短板。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有意义的创新，给那些真正满足实际需求的项目以可持续的支持，有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共同参与和探索。

层出不穷的商业创新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持续增加，人类的福祉也随之增长。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尽管地球上的财富一直以加速度增长，但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贫困、疾病、劣质教育等等——并没有随财富的增加而减轻。经济繁荣的阳光并不能照遍每个社会的角落。

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社会创新亟需赶上来。国务院参事汤敏说，介于政府直接做和商业通过赚钱做之间的公共服务，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市场，教育、卫生、养老、环保等社会问题，都可以用非盈利的方式、通过创新来解决。中国需要社会创新，需要在社会领域里的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社会组织勇于探索。

青海玉树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开展了以解决震区灾民生计，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等一系列扶贫模式的探索。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他的经验和思考既包含了丰富的实践工作之后的反思和创新，也是对问题深入洞察后的系统性安排。解决贫困问题，不是简单的赠与或者社会关怀，也不是粗放式的资源调配和政策倾斜，而是以共同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系统性改善。真正解决贫困的挑战，最有意义的不是短期的改善，而是通过创新让更先进的系统得以导入和持续运转。

拾遗补缺

经济观察报：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做扶贫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社会来说，探索的意义是什么？

刘文奎：我刚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的时候，一个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拾遗补缺。拾谁的遗补谁的缺呢？当时主要是指政府，一些政府没顾得过来的、不方便做的、没有经验做的，由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通过探索创新，来帮政府做，这是我最初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定位的认识。

后来，随着对扶贫基金会了解的增多，我觉得作为民间组织，它的优势就在于灵活性。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到底哪种方法最有效？得有一个不断实践、试错、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谁来做呢？政府来做的话，因为必须兼顾公平，政策的覆盖面大，带来的实验成本更高。但是基金会是社会组织，有这样的便利，只要和捐赠人商量好了，朝着一个方向尝试，一旦方法成功了，就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上做了贡献。

所以，在一定的探索实践基础上，找到真正有效的办法，然后进行推广，这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价值所在。

经济观察报：就扶贫工作来说，我们的探索，怎样与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结合？

刘文奎：就扶贫问题来说，政府希望解决，社会公众和企业也希望去解决。而我们的作用，就是可以将这几部分的资源进行整合。要整合的话，必须先有共识，就是你通过什么方式去做，把这个方式拿出来，提出解决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那这个时候，政府的资源可以投进来，企业的资源可以投进来，甚至学界的力量、公众的力量也都可以投进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解决。

比如，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是一个需要各方共同讨论的工作。光靠我们自己也不够，所以我们参与的重建工作，也要纳入到青海省的整体规划中，在这个的框架下发挥我们的特长。我们在模式上的创新，方法上的实验，就结合起来了。

扶贫漏斗

经济观察报：扶贫模式的探索，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动因是什么？

刘文奎：基金会的探索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基金会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尝试。主要是通过把村民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在外来资源援助的情况下，把资源利用的更有效率，更有可持续性。

如果从这种探索的动因来说，就更早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是1989年成立的，当我们做到2003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称之为“扶贫漏斗”。你知道农村用的磨盘吧？磨米或者磨面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漏斗，谷粒要漏到磨孔里面，然后磨碎它，但漏斗不能放太多粮食，太多了就互相挤住漏不下去了，每次必须少放点。“扶贫漏斗”就很像这盘磨。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扶贫，也做了很多的项目，发现只解决了一点点问题，很多年后再去那个村，发现没什么根本变化。你虽然做了很多，但每次都是一点点零散着做的，就跟那个漏斗一样，每次放一点就漏下去了，看不到明显效果。

我们也在反思，到底怎么扶贫才能见效？能不能真正帮人家脱贫？反思的结论就是：能不能给漏斗加个底，我们别每次做一点儿了，能不能集中优势资源，同时做几个项目，真正让一个地方改变面貌。

经济观察报：对扶贫模式的探索，扶贫基金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探索过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各是什么？

刘文奎：2004年，在贵州大凉山，我们开始做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从原来的单一一个项目，变为同时推进几个项目，比如教育、卫生、计生项目，那是我们最早的探索。

到2008年的时候，扶贫就看得见效果了，项目试点的地方，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贫困人群参与度不够。因为什么都是我们外来人去做，他们就被动参与。等项目结束，我们走了，那些项目的效果就打了折扣，没有可持续性。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有企业愿意支持我们，我们得以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这时，我们经过前几年的反思，认为应该把农民的主体性发挥出来，建立可持续经营的组织。所以在四川，我们引入外来能人搞产业，让当地村民都参与进来。这个效果比以前好多了，村民的积极性更强了。但还有问题，就是当地人的主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引进的外来的能人，有的水土不服，一些项目，没有得到预定的收入。

2010年玉树地震，结合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我们又有机会做进一步地探索，把原来的问题规避掉。这一次，我们进一步修整了项目模式，强调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同样建立合作社，但是要让他们自己选项目，自己经营，没有“能人”，就在经营中培养能人，这就是我们在玉树做的四个生计类项目。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这样的探索是否成熟了，能否大范围推广？

刘文奎：从2004年到2013年，可以说这个模式逐渐成形。但是在玉树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觉得还是有不足，虽然总体上已经达到预期目标，以合作社为主体的投资项目都稳定盈利，村民得到了实惠，大家的能力得到提升，但村民们得到的收益是不均衡的。另外，在关注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要关注环境、关注文化、关注村民能力建设。

所以此次雅安地震灾后重建，我们总结近十年的探索，提出美丽乡村计划。不仅要解决漏斗问题，要给他足够的资源，建立村民的组织，经营过程中要让所有的人受益，避免贫富差距扩大。作为村民组织的合作社，除了做经济组织，还要做社会组织，要对村庄做整体规划，不仅要生活富裕，村容环境也要美，最终实现收入能够增加，村民的素质越来越高，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经济观察报：将捐赠善款用于扶贫模式的探索，捐赠企业是否能理解和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如何做这样的沟通工作？

刘文奎：在2004年，我们开始探索的时候，要说服一些企业把善款用于探索并不容易，对这个认识的转化是相当长的过程。对善款的使用，企业更认可把钱用来买食品、买书本，解决实实在在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像这种对扶贫模式的探索。第一，有的企业听不明白，也不想花心思来琢磨；第二，听明白了也不愿意支持，因为毕竟有风险。所以，我们做最开始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时，没有找到愿意捐赠的企业，是和国际组织合作的，德国米索尔基金会提供了资金，支持我们做这个尝试。第二个探索阶段，也是谈了好多的捐赠企业，最后只有外资企业诺基亚愿意支持我们。

等到第三个阶段，这时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我们才有了和本土企业加多宝在玉树的大规模合作，加多宝很支持我们的创新，但项目探索仍然是有风险的，这就需要我们和加多宝沟通。我们需要讲清楚，项目有可能很漂亮，也有可能失败。有了充分的信任之后，即使是失败了，企业才不会认为是因为你腐败而失败，而是因为经验不足或条件不成熟而失败。那么这样的失败也是有价值的，会为未来的成功铺垫道路。

经济观察报：扶贫项目的探索，你觉得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刘文奎：这个项目最大的产出，就是村民自立了，有了自己的组织，学会了合作经营。为什么一定要将他们组织起来？你看，社会的巨大财富，都是企业经营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股份制，产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农民如果不通过合作的方法，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资产拿出来交给别人经营，农民始终是各自经营，一盘散沙，形成不了规模，不能享受社会分工带来的好处，这是农村贫困、农民贫困的最本质原因。

所以，我们把合作社引进去，其实是把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进去，让所有的农民都有股份，让最有能力的人去经营，有了收益分给大家，通过这个机制，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把最好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农民学会合作经营，这才是最大最重要的经验。

理念倡导

经济观察报：这十年的探索下来，我能体会到，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扶贫事业以及公益事业的认识的转变。你怎么看这种转变？扶贫基金会如何引导这种转变？

刘文奎：实际上，对公益理念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让公众认识到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不仅仅是公益资金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风气和氛围的问题。当大家都来参与，都不把别人的事当成和自己没关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推广“人人可公益”的理念时，我们和银行合作，开展月捐，降低捐赠门槛，你每个月捐10块、100块都行，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推出的爱心包裹，跟邮局合作，在遍布城乡的邮政网点，人们可以很容易很便捷地参与公益捐赠。

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去年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之前，搞的“体验六块三”行动。这些活动，本质上不都是为了筹款，而是公益理念的倡导。什么是“六块三”行动，根据国家对贫困设定的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块钱就是贫困人口。对很多人来说，贫困的概念很抽象，那我们就试图具体化，用2300元人民币除以365天，这就是我们贫困人口一天的开销，那么你来体验一下，用6.3元的消费过一天。理念的推广本身也需要创新，那么通过这样的活动，对于参与的人来说，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探索，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国际化的初衷是什么？

刘文奎：说到国际化，这也是我们深感有压力的地方。因为很多人骂我们，说国内还有那么多穷人，你去非洲做什么公益。这个理念必须扭转，不能太小家子气。

20年前的时候，中国也很穷，那时有很多国家的公益组织来帮助我们，并不是说人家那里没有穷人了，人家也有穷人、也有流浪汉，你能说他们不应该来？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不能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这不符合我们的国际地位，你能说因为我们还有穷人，所以谁都不能管？

所以，我们试图做这样的理念倡导，我觉得媒体也应该做。我们不能老抱怨我们的企业在外投资老是碰壁，不能抱怨中国的游客在外面老是遭白眼。你应该问问，树立我们的良好形象，我们做了什么？不仅国家应该有这个意识，我们的公民也应该有这个意识。那么，中国扶贫基金会有意识做国际化探索，把公益事业做到全世界，大家应该呵护和鼓励。

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扶贫基金会可能提出来最早，也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探索，包括怎么做、在哪儿做、资金怎么筹集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很大的探索，虽然现在还没摸出路子，但我们还在探索。现在，扶贫基金会在苏丹有落地的项目，在其他的国家也在研究，因为缺乏资金，暂时还难以开展。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关注饥饿的项目，因为你只要去非洲看了之后，就会觉得真的应该去做，这些关系着生命和安全。

链接

飞利浦资助的校办养猪场：

临近中缅边境的云南

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很多家庭以种植橡胶树为生，生活习惯是每天两餐。2002年，飞利浦捐资兴建了翁嘎科乡班弄村的希望小学。

不过，在2010年的一次学校回访活动中，飞利浦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人员发现，学校里住家的孩子因为上学早，普遍没有早饭吃，而住校的孩子，则因为学校还没有校餐补贴，同样没有早饭可吃，孩子们普遍在饥肠辘辘中上课，到上午三四节课时，便无心听课。

触动于这样的现实。飞利浦以“让孩子吃上早餐”为目标，发起一次社会创新。他们希望，通过校办养猪场这种社会企业运营的形式赚来的钱，来补贴孩子们的早餐费用，从而改善当地孩子贫血和身材矮小的现状。

2011年，在飞利浦的资金帮扶下，校办养猪场应运而生。作为项目执行方，国际非盈利机构“互满爱人与人”在经过一年多项目评估、前期采购、技术培训后，项目在2013年9月开始赢利。每头母猪每年产仔两次，每次平均成活8只，小猪养两个月后卖出，平均价格450元。每月除去人工工资和饲料等成本，大约每月可以结余3300元给在校的孩子们购买鸡蛋，刚好满足全校学生在校期间的需求。

比起飞利浦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项目，班弄小学的养猪场虽然项目投入并不是最大，却是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且对周边村民的经济、生活有带动作用，这种方式对于改善当地小学生营养，进而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将更有效果。

甘达运输队：

玉树地震的伤痛过后，位于震中玉树州结古镇附近的甘达村，面临着重建家园、寻找生计的双重困难。许多迁入新居的藏民，面临着生计上的困难，如何稳定地就业和维持生活，仍是艰巨的挑战。2010年，甘达村被选为建设性扶贫的试点村，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里进行产业扶贫试点。

在甘达村等试点村，捐赠款并没有发放到村民手中，受捐赠的村庄需要先成立独立于村委会的合作社，用该款项统一投资某一产业。受捐赠的村民们并没有拿到钱，而是拿到了这笔钱的股权。这笔钱要做什么？则要由村民选举出来的合作社理事会，根据自己村的特点，应地制宜进行讨论和决定。

甘达村最终选定了购买卡车，成立运输队。中国扶贫基金会始终坚持让村民们参与其中，自主决定、自主经营，通过发挥自身技能获得收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对产业项目只拥有建议权，唯一的否决权是：运输队不能擅自将车辆卖掉，抛弃这种股份制经营方式。

2011年3月，运输队正式投入运营。此时，玉树地震三年重建正值高潮，运输队在此时进入市场，很快便实现了效益，甘达运输队当年就实现了盈利，为村民们分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