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降蕴彰 清华大学近日公布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再度引发舆论对延迟退休问题的关注。

清华大学在提出延迟退休时绕了个弯子，采用的不是直接延迟退休年龄，而是逐步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至65岁，这实际上与早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提议的65岁退休是一个论调，属于换汤不换药。

每隔一阵子，国内一些支持延迟退休的官员和专家总会用延迟退休的言论刺激大部分民众的神经，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人社部官员表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戴相龙提出应该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支持延迟退休的专家们附和解释称，这种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官员与学者们在竭力主张延迟退休时都提到一个严重问题——养老金缺口在逐步增大，担心照此发展下去，国家财政会负担沉重，如是就盘算出靠延迟退休年龄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办法。

延迟到65岁退休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多大好处？中国社科院专家郑秉文核算出的结果是，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专家李小平的结论是，假设2020年以前我国实行了弹性退休制度，我国每年就可以增加300多亿元的养老金收入。

用延迟退休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似乎很合情理，但如果认真分析造成我国养老金缺口的根本原因，主张用延迟退休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观点就有些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

社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纯粹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者和被保险者也即缴费者两个角色，而社会保险除了企业和个人缴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政府。现在每年我国财政预算是10万亿元，财政性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足10%，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2008年数据）。

我国每年财政性社保支出偏低、偏小，但同期针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支出却数额庞大，每年国家行政经费能占到财政支出的1/5，如果再考虑现在我国养老金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可以不缴养老费用，可以安然享受特殊政策的庇护，企业和企业职工却承受沉重的养老缴费，足可见，政府对养老金缺口、养老“双轨制”的不公，乃至整个社保政策存在的矛盾、问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主张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官员与学者们都称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真实的情况是，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一般是在65岁上下，而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并非如此，更明确点说，延迟退休只是在经济发达国家是一种趋势，但目前我国个人收入水平是处于世界100位，还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还有，美国、日本等国家也不存在财政支持社保力度偏低、养老“双轨制”等问题。

分析造成我国养老金缺口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养老金缺口的本质是制度缺口，并不是资金缺口，换个角度，如果财政对社保的支出加大，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也参与社保缴费，养老金投资运营能步入正轨，通过这些改革途径，政府应当有能力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问题，一味被盯着的“延迟退休”不是最佳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