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李冬君

日本人内藤湖南说，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是近代化开端。西方学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新社会诞生了。

这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式？我们来看看那一时期的两座城市，宋代的汴京开封和临安杭州，就可见它大概的样子，它们都是近代化初期的国际大都市。

王安石的尴尬

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也许就坐在汴京闹市中心的某个角落里。茶楼酒肆，店铺码头，每天都有他身影。他不画上层贵族的矜持，也不画富豪的奢华，而是专注于商铺的繁荣以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商品经济在这里“柔情似水”，进入百姓日常生活，被陶冶出了诗情画意。画面上充满了自由活泼的市井气息，劳作奔忙的市井小民。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贩锅饼饵蓼糤的……据日本学者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画面上，出现了如此多的人物形象，应该将众生相都画尽了吧。

在消费文化里安居乐业，就有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卖场：纸札铺、桕烛铺、刷牙铺、头巾铺、粉心铺、药铺、七宝铺、白衣铺、腰带铺、铁器铺、绒线铺、冠子铺、倾锡铺、光牌铺、云梯丝鞋铺、绦结铺、花朵铺、折叠扇铺、青蓖扇子铺、笼子铺、销金铺、头面铺、翠铺、金纸铺、漆铺、金银铺、犀皮铺、枕冠铺、珠子铺……共有410多行，如花团锦簇般开放，又似鸟鸣悠扬，钟鼓交响。

如果王安石走在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他大概会想，要供养这样一个风流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烟雨江南的脊梁？若是苏东坡漫步在这里，他自会投入到风流中去，与民同乐。而王安石反而生忧，他会自问，这样的消费是在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

让他来回答，他会一声叹息。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因为热衷于消费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崛起。而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味里。

让我们回到《清明上河图》去，图上有200多头动物，却没有一匹马，为什么呢？不是立了“保马法”，号召天下人都来养马吗？可谁听他的。他就在汴梁城里发号施令，可偏偏就在汴梁城里看不到一匹马，没有马，怎么取西夏？“吞服契丹”岂不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看唐朝长安街上，有川流不息的胡人牵马走来，诗人更是意气风发，在长安街上跑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图上画了1600多人，就没有胡人！如果是在唐朝长安，肯定有络绎不绝的胡人来往在繁华的长安大街上，带来五花八门的贡物，活色生香。

而张择端眼里，只有市民，没有胡人。不见胡人，还谈什么对辽和西夏用兵。几年下来，张择端刚画完这幅市井长卷，北宋半壁江山，便落入金人手里。金人把开封的繁华悉数掳走，还不过瘾，干脆搬到南朝——长城以南的老东京来坐江山了。

这一切，张择端都亲历了。他在1145年，才眼睁睁地故去。南渡后，张择端笔下的市井文明没有破碎，不出几年，南宋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便与汴京相像无几了，甚至连茶楼酒肆的名称都一样，而西子湖畔，则为这座新兴的皇都平添了一份额外的江南风雅。

高宗是个奇葩

汴梁已经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当务之急是立足之地。

往哪儿去？到杭州去。看一下《清明上河图》，就知那汴州繁华，是漕运带来的。“直把杭州作汴州”，其实，那就是运河的主要职能——为汴州提供财源。高宗快马加鞭，终于逃到了杭州，杭州背靠东南沿海一线。杭州的繁华，要靠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王朝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权的命门，最重要者有明州（今宁波）和温州。

高宗逃难，金兵追至临安，高宗下海，金兵也下海，追了三百海里，追至明州，被宋军狙击，高宗始入宁海，过台州，沿海飘泊三月，至温州。金兵入明州城，屠城十余日，焚城而去，偶有存者，已剩无几，以至于高宗返回临安路过明州时，竟然弃城不入。

本来，作为出海口，明、温二州都很重要，但在朝廷建置上，明州处于总领浙东沿海各口岸的位置，经此一劫后，明州城已破，兵焚之余，形同废墟。而温州，如有天佑，金兵至台州，已是强弩之末，势疲而返，故温州无战事，繁华犹存，完好如金瓯。

如惊弓之鸟的高宗避难温州，曾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何如取之于外商？一逃回临安，便号召对外开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国策，更以拓海为战略。

从那时起，宋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权。

那就要造船，要大干快上。宋哲宗时，全国年造船2900余艘，温、明两州各600，并列第一。所造漕船，北驶吴、越，沿汴渠而上，直抵开封。所造海船，经由闽、粤下西洋，过七洲洋，出马六甲海峡，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东洋，则前往高丽、日本。

高宗下海时，已将亡国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可现在，他懂了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原来要靠贸易顺差。当年，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这还是自然经济眼光。

用自然经济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而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而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形成中，要起推动和主导作用，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国民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就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既繁荣民生又增加国用的国与民的共同增长。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而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一瞥。

没有国家主导作用，汴梁城里，那人文化的市井气息，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却不会自发地形成国民经济，走向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兴起，要有民族国家参与，王安石毕竟还在11世纪，没有人告诉他，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高宗是个奇葩，他认准了经济总的增长要靠贸易顺差，既然如此，何必变法？何不定都临安，将贸易顺差都拿来就是？或问，金陵如何？六朝古都，龙蟠虎踞，控引江淮，进取中原，也算得上形胜之地。但俺不去，俺又不想打回老家，也不想让父兄回来复辟。

再说，金陵还是冷，寒流一来，它首当其冲，朕要更往南，望海去。“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得太好了！“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富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呀！“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乐呀！

看来，这位“朕”——宋高宗，就这样在钱塘定都了。钱塘多好啊，放眼望去，“海上明月共潮生”，“朕”就在这里望海，等着海货来。所有海货，都要“抽分”——十分之一进口税，然后“抽解”国库，那真是“无边抽分纷纷下，不尽海货滚滚来”！市舶司，那是“朕”的收银台。收来银子后还有一招，叫做“博买”，凡“朕”看好的东西，都得由官府限了价来买，不用动其国库，要靠其信用，这才叫理财。

王安石变法，哪是为朝廷理财？他是在为天下理财，让朝廷来担待。什么青苗法、市易法，这法那法，老百姓怎么活法，“朕”何必管？“朕”只管号召人民下海。

下海，就要造船；造船，就要运输；运输，要有货物；而货物，要靠生产。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链，只管赚钱。在朕的眼里，王安石那厮，放着容易的事不做，偏要为难，不光自己为难，让朝廷也为难。赚钱容易，提高生产力难，他偏要去提高生产力；经商容易，搞重商主义难，他偏要去搞重商主义；为朝廷理财易，为天下理财难，他偏要为天下理财。

这回，“朕”要拨乱反正了。南渡之初，“朕”捉襟见肘，可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面超越北宋了。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国土上的损失，以贸易顺差弥补了，市场大于国土呀！

大航海的剪影

人口和土地减少了，可经济总量还在增长，这要靠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都是大航海带来的。

那时，东南沿海人纷纷出海，作为“住蕃”的华侨，开启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他们走东洋，下西洋，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他们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出海人中，有一支永嘉人，他们下海做市场，做得风生水起，分明就是当今温州人的先驱（宋代温州府，昔为永嘉郡，自废郡改府以来，地名温州，人称永嘉）。元朝时，有永嘉人周达观随使真腊，就从温州出发，前往吴哥。回国后，周撰《真腊风土记》言，真腊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他发现，唐人中，颇多永嘉人，在吴哥，他就遇见了同乡薛氏。

他告诉出海的永嘉人，“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那时，“大食诸国”，正处于阿拉伯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教国家联合体状态，京师“白达”（巴格达）为共主，有如东周之周室，另以“佛麻霞勿”（穆罕默德）出生处“麻嘉”(麦加)为圣地，描述了“麻嘉”朝圣的盛况。“佛麻霞勿”子孙迁都“白达”，据说是为了出海方便，好与中国贸易。大食诸国只要从底格里斯河下海，就同中国联系起来，而白达国则掌握着通往中国的枢纽。

因此更为确切的说法，应当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共同开辟了那个大航海时代，这不光因为中国人的发明为那个大航海时代提供了灵魂——指南针，更由于宋钱遍天下，驱动了大航海。

南宋航海，多为商船，目的在于经商，故“以巨商为纲首”。与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员而非商人迥异。海舶多大船，可载数百人，因海外多盗，船大人众则敢往，又因外国无税，却多贿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船。

然而船大怕搁浅，一旦船漏，即令“鬼奴”——黑人，泅水补之。更有舟师引航，但取海底泥，嗅一嗅，便知船泊何处。还要夜观星，昼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尤以针路辟航道，替星象，将星空留给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难即祷。这是北宋宣和年间，朱彧在《萍洲可谈》里向我们介绍的情况。他还说，船载货物，多为瓷器。

宋瓷之路，起点在瓯江流域的龙泉窑，龙泉一地，曾属永嘉郡，迄于宋，行政虽分，地理单元为一。其瓷内销，北走临安到杭州，而外销的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直接就去；下西洋，则往广州、泉州转口。从内到外，除了“直把杭州作汴州”，还把“温州作杭州”。

还在北宋时期，温州就被人称为“小杭州”，时人有《永嘉》诗，云：

一片繁华海上头，

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

山似屏帏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

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

多少珠帘不下钩。

诗人杨蟠，台州章安人，“为诗数千篇”，有《章安集》传世，与苏轼唱和百余首，连王安石都说“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欧阳修则更是“卧读杨蟠一千首”。

诗名之“永嘉”，乃温州府治所在，诗从“海上头”起笔，一笔收回，收到山海之间的永嘉，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充满诗意而又带有消费主义文化品位的“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可见那时的永嘉，分明是个水城，岂止小杭州，简直就是东方威尼斯，但城市不像威尼斯那样建筑在水面之上，而是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坐落在瓯江和楠溪江流域的山林水网之中，所以，“山似屏帏绕画楼”，比威尼斯更诗意的栖居。

人在其中呢？“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虽然同《清明上河图》一样，都表现出消费主义的文化品位，但没有熙熙攘攘，不会在消费文化里迷失自我，所以有花儿“迎我笑”。可是，光有自我意识还不够，还要有人本主义，因此，月要“逐人游”，月印万川，难免寂寞，何如月照万民，与民同乐？诗中“西湖”，不在杭州，而在温州。

信用社会一瞥

还有一首南宋人写永嘉的诗，《汪守三以诗来次韵酬之》云：

江城如在水晶宫，

百粤三吴一苇通。

桑女不论裘粹白，

橘奴堪当粟陈红。

弦歌满市衣冠盛，

薺讼无人刀笔穷。

多荷弱翁今少霁，

更能携客谢岩东。

作者陈傅良，原是永嘉人，因其创立永嘉学派，被人称为“永嘉先生”。永嘉先生写永嘉，总该写出永嘉的本色来吧？果不其然，他写出了永嘉的另一面——精神胜利的一面。诗云“江城”，即指楠溪江流域之永嘉，其“水流缥碧，千丈见底”，当得起“水晶宫”三字。由楠溪江顺流而下，出海去，连结海岸线，就“百粤三吴一苇通”了。

郭公山下，今日休闲去处，当年可是一片规模宏大的造船工业基地。还在北宋时期，温州一年要造600多艘大船，更早，有三国时期东吴，在那时永宁县，也就是后来的永嘉，建立过官营的大型造船工场。而江心屿，从来就是航标岛，其东、西两塔，华灯高照，为海船出入导航。此外，它还是避风港，为避风浪，船泊于此，举行祭风仪式，祈求风平浪静，然后，“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去开辟宋瓷之路。

永嘉物产，有瓷器和漆器，诗里都没提，提了“桑女不论裘粹白，橘奴堪当粟陈红”。为什么要提“桑女”和“橘奴”呢？乃写诗需要，“桑女”对“橘奴”岂非绝偶？这两句，言及永嘉物产，还表达了永嘉学派的主张，“裘粹白”，类似“存天理”。而“粟陈红”，则相当于人欲泛滥。人欲泛滥起来，不可怕，怕的是像封闭在粮仓里的陈米一样腐烂，所以，不是“灭人欲”，而是反腐败成为首要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反腐败，也要有文化。

“弦歌满市衣冠盛”，儒风吹拂市场，永嘉变成“小邹鲁”了。“小邹鲁”之于耕读文化不难，其于市场环境才难，除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要移风易俗正人心。

“缿讼无人刀笔穷”，“缿”为罐子，有两用，一为储钱用，一为收集告密信用。在货币经济里成长起来的永嘉人，不会把钱塞到罐子里，他们懂得货币的流通价值；人在“小邹鲁”，不会去告密，自然也就没人去打官司了，他们懂得人与人之间要讲仁义。“刀笔”，专指那些以打官司为职业的人，或为衙门小吏，或为民间讼棍，总之，就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容易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就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社会，如果说市场经济使永嘉变成了“小杭州”，那么信用社会则造就了“小邹鲁”。

好的市场环境以信用社会立基，方能持续。市场环境好，人们自会来做生意，可如果还有我们称之为“礼义之邦”的信用社会，那就不光来做生意，还会来定居，举家迁徙，安身立命矣。安身，不妨安于生意，而立命，就要立于忠义，信用社会以忠义为根柢。

“多荷弱翁今少霁”，西汉魏相字“弱翁”，因倡导忠义被朝廷采纳而闻名。南宋高宗时，亦以表彰忠义安顿忠臣之后而推举颜真卿之裔。其时，颜氏子弟多有移居永嘉者，繁衍生息，且欣欣向荣，故朝廷于永嘉设忠义堂，立颜公像，这便是“霁”——如雨后彩虹，那乱世里忠义的天光。在忠义的光芒照耀下，“更能携客谢岩东”。“客”为移民，从中原来，“谢”为古邑，出自《诗·大雅》“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客人来居，立邑于“岩东”，活在信用社会里。

两首诗，或写“小杭州”——消费文化城市，或写“小邹鲁”——耕读文化社会，它们展示了宋城文明的格调，优雅如宋瓷，天青海绿，放之四海，异口同声：美！瓷虽美，却易碎，宋城文明亦如瓷。后来，陈傅良的学生叶适就在温州西湖长桥边定居，当他在《朱娘曲》里吟出“由来世事随空花，成家不了反破家”时，他是否还记得那里曾有过“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的美好时光？当叶适作“破家”吟时，他的“大忧”——钱荒终于来了。

陶希圣曾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先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史论战于是年进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