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丽/文

惊悉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9.28)　老先生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写一篇访问苏老的文章，题名为“牛津老友记”；因为曾经写过一篇《伦敦老友记》，介绍我为撰写杨宪益、戴乃迭的故事在伦敦多次采访过的两位耄耋老人。这次还是为了搜集杨戴的故事，而专程赴牛津拜访苏立文先生。

夏末秋初，在天高云淡，文史厚重的牛津，我三次叩访苏立文先生，与老人一起在记忆的王国里穿梭……

一

初次见到苏立文先生是 2012年的4月12日，那个明媚花开的春日里，牛津大学为杨宪益、戴乃迭植纪念树；杨戴二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及牛津大学校方代表相聚在墨顿学院小教堂的花园里。

而在此前，我已经通过戴乃迭与苏立文的通信结识了这位杨戴二人的老朋友。

还在此前，我曾买过苏立文先生撰写的《中国艺术史》(TheArtsofChina),　这本书多年来一直是我书架上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但我却并不知晓该书作者与杨戴的关系。直至2008年，我在大英图书馆阅览戴乃迭致亲友书信时，发现了许多戴乃迭致苏立文的书信，我才恍然明白了杨宪益、戴乃迭与苏立文的关系，以及他们时跨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人生常常有着这样一些奇妙的巧合。

从此我便一直想采访这位不凡的老人，但始终无缘。只听说他鳏居牛津，且年事已高，恐身体欠佳。所以心中便种下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印象。

去年4月，在牛津植树的仪式上有三位老者：95岁的希尔达，她是乃迭的姐姐，我采访过她多次，早已与她相熟；还有90岁的贝蒂，她是乃迭的嫂嫂，我在仪式前已经同她在酒店相见。另一位绅士风度的老者，身着深蓝色西装配绛红色内领巾，虽银发飘飘，但举止潇洒，看上去也就七八十岁的样子。

仪式后的茶会上，我忙着与多年未见的朋友们叙旧谈新，没太注意那位素不相识的老者，直到茶会结束，才听说他就是Michael　Sullivan。

天哪，他哪里像96岁的老人呢!我又惊又喜，急忙追上正在走出墨顿学院的苏立文老先生，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便邀请他晚上到我住的酒店来一起共进晚餐，因为我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牛津。 老人欣然接受了邀请。

离我们约定的7点还差十几分钟，我和从北京特地赶来参加植树仪式的赵蘅姐就在酒店的前厅等待老人的到来。我有些迫不及待，坐在窗边不时向外张望。暮色中一辆深色的宝马轿车停在了酒店门口，驾驶座上的司机很像苏立文先生。96岁的老人，不会自己开车吧，我这样想到。

7点钟刚过，苏立文先生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如期而至。原来老人还真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因为提前到了，他便坐在车里等待。

饭桌上，我和苏老热烈地交谈，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而赵蘅则在一边速写我们谈话的场面。 老人在赵蘅的速写本上写下了他的中文名字“苏立文”，而且很得意地告诉我，他名字的中文翻译原先是迈可·苏利文；是夫人吴环给他改成迈珂·苏立文。所以现在他“姓苏，名立文，字迈珂”。

苏老带来的文件夹，是戴乃迭与他的通信和1940年代他们在重庆、贵阳郊游的照片。

他回忆，我倾听；他询问，我讲述；一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多钟头。

最后，面对服务生是否用甜点及饭后饮品的询问，我和赵蘅都谢绝了，担心茶或咖啡影响睡眠；而苏老则点了一杯espresso。面对我惊讶的目光，老人笑笑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夜色尚早）。

尽顾着说话，苏老带来的珍贵信件，我根本无暇顾及。分手时，我试探着问了一下：这些信件能留给我一个晚上吗，如果您相信我？苏老毫不犹豫地答应把这些珍贵的手记给我留下。我说明天一早我就打车给您送过去；他说你没有车不方便，还是我来取，再把你们送到牛津火车站。

第二天早晨，身着咔叽色休闲西装，配宝蓝色内领巾的苏老又是准时把车开到了我们酒店门口，还很绅士地帮我们开车门，拿行李（我眼疾手快地阻止了老人欲提我们行李箱的举动）。画家出身的赵蘅，连连赞叹老人的衣着配色。途中，我们经过了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馆内有专为苏立文伉俪艺术藏品开设的画廊，并在2001　–2002　年举办了闻名遐迩的苏立文伉俪现代中国艺术藏品的展览。他们的许多藏品都已捐赠给了博物馆。临别时，苏老送给我一本大画册——《现代中国美术——苏立文伉俪藏品》（ModernChineseArt—TheKhoanand MichaelSullivan Collection)——正是这次展览的目录图集。扉页上，是苏老签赠给我的手记。

我们相约或今秋在北京（苏老要出席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的“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展），或来年春天在牛津，我们再聚首。

二

作为中国美术馆重量级嘉宾的苏立文老先生，9月的北京之行安排缜密，一周活动不断，老人无暇顾及它事，秋天里我们没能见面。春天里我没能成行。夏天里，97岁高龄的苏老竟冒着八月酷暑，参加了上海书展。三个月前，苏立文图文并茂的代表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译本由世纪文景出版。此次的中国行，苏老不仅在上海书展与出版社、读者见面，举行艺术对话、答记者问，还在此后访问了香港和台北。

难怪我8月中旬给老人的邮件没有收到回复，原来苏老正忙着中国之旅。

8月27日，老人回复，欢迎我前去拜访，说他自己刚刚结束沪港台的旅行。

8月29日，周四，我给老人去电话，报告我已到达牛津；老人说你最好今晚就来，因为我明天有一天的天津电视台采访。好一个忙碌的世纪老人，我不禁感慨。

薄暮时分，我和同行的先生来到了苏立文老人牛津北城的家。因为提前到了，我们便围着旁边一座古老的教堂散步等待；待我们转回老人住处时，远远就看到苏老站在院门口朝着我们来过的方向张望。我心里一阵温暖。

苏老的公寓在这座小楼的二层。门楣上方挂着傅申先生题写的横匾“又一居”。走进“又一居”，浓郁的文化与历史扑面而至：墙上挂着、地上立着、桌上摆着、门上悬着各种艺术品，当然中国美术居多。在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国画大师的作品之间还有毕加索、布拉克等西方大家的作品。

落座后，老人亲自为我们斟茶倒水。

老人的记忆与资料存蓄的井井有条让我既惊异有自愧弗如。苏立文与戴乃迭的通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断很长一段时间。当我问起他们是如何恢复联系的，老人起身走进走廊另一端的书房，拿来一本厚厚的活页文件夹。按照时间顺序，苏立文先生很快便找到了1973年他和夫人吴环重访中国时与杨宪益、戴乃迭在香山拍的幻灯片。

那是杨戴二人刚出狱不久（“文革”中二人以莫须有罪名入狱四年）。苏立文造访北京，很想与分别多年，又失去联系的老朋友们见面。然而，有关部门只安排了他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会面。“我被告知其他人不在北京”，老人回忆道。“我知道有些艺术家朋友被下放、打入监狱，甚至有的已经离世，但我也知道有些艺术家当时就在北京，可是没有允许我们见面。”

我们俩对着灯光，查看这些幻灯片。好多都是我从未见过的照片。有一张杨宪益夹着烟卷，悠悠吐出一缕白烟。

“这次见面，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变化吗？”我问。

“你知道宪益这个人，有酒、有烟就会悠然自得，很超脱。”他说，恰如幻灯片中的宪益。

“乃迭虽然表面看没太有什么变化，但我却隐隐感到她内心变化很大。”苏老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毕竟是单独监禁了四年啊！”

三

想到老人家第二天有一天的采访，我们便早早出去吃晚饭，饭后早早告辞。老人说更喜欢吃中餐，晚饭选在一家广东餐馆。第二天周五，是天津电视台的采访，上午安排在阿什莫林博物馆；下午在老人家里和圣凯瑟琳学院。我因为只在牛津逗留三四天，所以提出老人接受采访时我是否可以旁听，“就把我当做 a　fly　on　the　wall　吧”（“墙上的苍蝇”意为不被注意的旁观者或旁听者），我说。第二天，我便充当了一天的“a　fly　on　the　wall”。

天津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大约五六人，很敬业。问题准备得很详尽，拍摄很认真。我作为旁观者，得以有空闲仔细观察苏立文老人的家居陈设。客厅外有个小电话桌，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长枝的紫罗兰，紫色、绛红和白色，清新优雅，显示着老人的生活情趣。桌边的窗台上坐着一个约半尺高的憨态可掬的石头人，我想石头人身后一定会有个小故事，希望有机会时问问老人。因为不管你问起老人的任何一件收藏，他都能娓娓道来，讲上一段有关物件“身世”的故事。就在我端详石头人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蝴蝶，橙色带黑斑，围着石头人上下飞舞，让我猛然想起两年前的九月，在圣彼得堡的纳博科夫故居，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只蝴蝶。纳博科夫酷爱蝴蝶，除了是著名的文学家外，也还是名符其实的蝴蝶昆虫学家。苏老与蝴蝶有着什么样的缘分呢？我心中又多了一个问题。

仅仅作为旁观者，一天下来我都觉得疲劳，而苏立文老人却在不断地回答、讲述。我们原本约定电视台采访的第二天，周六，是给我的时间。我有些担心老人太累。 您明天是否需要休息一下啊？我问。老人说，如果你不介意，咱们把明天的约会推迟到周日行吗？我说当然可以，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何况您大概也还有时差的困扰。老人说，除了休息，我还需要写回信、回复电子邮件。我注意到电话桌上已经摆着几封贴好邮票的信封；我也早就注意到，牛津的街道上隔不了很远就有一个红色的邮筒；大概写信的传统在牛津这座古城还在继续保持着。我提出帮老人把几封待邮的信件投进邮筒，老人很高兴。我拿着四封信，跑到街角矗立的邮筒跟前，投了进去。信封噗噗落进邮筒的声音告诉我，邮筒并不是空的——原来在牛津还是有人写信的！

其实，在这座古老的文化小城，你到处都可以触摸到她的文化血脉。就在苏立文老人居住的同一条街上，相隔不过百米，就是J.　R.　R.　托尔金(1892–1973，《指环王》、《霍比特人》作者)的故居；也是百米开外的临街上，是《牛津大辞典》第一任编辑James　Murray　（1837-1915）的故居。在北牛津居住过的名人还有“阿拉伯的劳伦斯”，小说家兼哲学家艾丽斯·默多克（1919-1999）等等。这些保存完好的故居，虽然有了新的主人或居住者，却都在门前镶有一个蓝色的牌子，标明是哪个文化名人，何个年代的故居，让人感到这个社会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我不能不想到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一个不惜重金打造“文化软实力”的泱泱大国，却保护不了一个曹雪芹故居，容不下一个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四

9月1号，周日。我和先生按照约定又在太阳西斜时分来到苏老的住所。一进门，老人说请先给我五分中时间，让我把电子邮件写完。之后，老人又亲自准备了餐前小酌。因为我不喝酒精饮品，苏老向我推荐 Ginger　Beer　（无酒精姜汁啤酒）,　说你会喜欢的，它与 ginger　ale　(干姜水)　不同。果然，姜啤比干姜水的软饮口感和味道都更精致。

我询问老人在电邮和书信之间是否更喜欢传统的信件，苏老说二者都喜欢，但因为电子邮件毕竟快捷、高效，所以还是电邮用得多。“比如我这次中国之行回来后，我写了十几封电子邮件，而只写了四封信，”老人解释道。“这是我用电邮和书信的大致比例。”我说以后我也会给您写信。我答应他回北京后先把有关阿傅（画家、导演、摄影师）的资料寄给他。因为我此行送给老人一副阿傅的剪纸水印，令老人喜出望外，连续问了两遍，“这是你——送给我——的？”还指指我，再指指自己，似乎生怕搞错了。然后马上拿出纸笔，让我把阿傅的基本信息给他写下来。

除了谈宪益、乃迭，我这次还问了一些苏立文先生的“个人问题，”老人都一一作答。对爱妻的感激与爱恋在苏老的谈话中常常溢于言表。老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因为与夫人吴环的相识相爱而成就了他研究传播中国艺术的一生。

1940年，24岁的苏立文作为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分会的志愿者，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贵阳总部，他结识了同是志愿者的来自厦门的大学生吴宝环（后改为吴环）。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后经吴环引荐，苏立文做了考古学家、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兼博物馆馆长郑德坤的英文助手，并结识了许多因为战乱而聚集在大后方的艺术家，其中包括张大千、吴作人、黄宾虹、丁聪、叶浅予、关山月、庞薰琹等等。学习建筑的苏立文，从此走上了学习汉学和研究收藏中国艺术的漫漫长途。而原本学习微生物的吴环，也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生涯，全身心协助苏立文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传播。所以苏立文说，是环帮我打开了进入中国艺术的大门。“如果我今天有对中国文化的任何理解，那应归功于她”。

苏立文夫妇没有子女，但两人情深意笃，形影不离，在生活与事业上相互扶持一生。吴环晚年患有老年痴呆，从苏立文过去得力的助手变为生活离不开照顾的病人。苏老工作之余，独自承担了对妻子的一切照顾。2000年他们最后一次一起访问中国，苏老开会时吴环一个人离开酒店走丢，长达6个多小时。直至2003年吴环辞世以后，苏立文先生才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苏立文的收藏，似乎是“歪打正着”。它开始于他与艺术家们的友谊，许多作品都是艺术家朋友的赠予。而正是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与执着的研究学习，使他得到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信任与支持。翻译家和艺术评论家傅雷听说苏立文有志研究中国艺术，就曾经写信给黄宾虹，建议他给苏立文寄一幅册页，而后来苏立文就得到了黄宾虹寄给他的《松阴待渡》。1960年，前英国驻华文化官员贺德立（Geoffrey　Hedley）去世，将他的中国艺术品的全部收藏——除留给大英博物馆五幅外——悉数遗赠给了苏立文夫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收藏。这批遗赠藏品包括极为珍贵的任伯年、缪嘉慧、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等。其中，还有傅叔达的墨竹、荷花、京剧人物及风景画。苏立文在《现代中国艺术》中这样介绍：“在漫长的监禁中（也许是牢狱之后），傅叔达于1960年死于癌症；他的夫人也被监禁。若不是由于他与贺德立的友谊，他的作品在西方将鲜为人知。”其实，傅叔达在中国都鲜为人知，网上竟搜不出傅叔达的生卒年份，更没有任何生平。我猜想他的生死一定是新中国被遗忘的许许多多的悲剧之一。

与苏老交谈，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我们说好一同吃晚饭。苏老问我们有没有去过英国的乡村酒吧，我说没有，苏老有些吃惊，说我们应该去体验一把乡村酒吧。苏老马上打电话做了预约。

夏末的傍晚很长，白昼似乎迟迟不肯退去。老人亲自驾车，带我们去牛津郊外的白鹿（White　Hart）乡村酒吧。一路上，开阔的绿野，蜿蜒的河流，很是赏心悦目。我尤其喜欢那一座座石头的房子——那有些斑驳的石头，透着饱经沧桑的历史感，却又坚固如初；风雨洗刷过的米色，给人一种醇厚儒雅的平静。苏老说这都是些建于十六七世纪的房子，因为是石质的，所以异常坚固。我钟情于这些经历过风蚀雨注，又沉稳坚固的建筑。它们没有奢华绚丽的外表，却透着韵味十足的美丽；它们没有张扬自大的风格，却透着富有尊严的稳健。

饭后我们又回到老人住处，因为我还想拍拍那个曾经由凌淑华授意、徐志摩带到英国，收集了许多中西文化名人手迹的手卷；我还想看看那本充满了手绘图纸的梁思成关于中国管道学研究的册子。这些都是天津电视台采访时我听来的故事，还没能一一仔细欣赏。苏老耐心地再为我们讲一遍这些文物的故事，仔细地再帮我展开这些物品拍照。

五

分手时，老人双手拉着我的双手：“你明年还会来看我，是吗？”

我连连点头，“一定，一定会来的。”

我们相互亲吻了脸颊，我转身下楼，感觉老人还在望着我的背影，在楼下的门口，我回头向老人挥挥手，心想明年我会再来。

然而，分手仅仅27天……

一周来，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我们分手时的情形，老人的音容笑貌，我们相互的允诺。

Michael，您怎么就这么匆匆地走了？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有来得及问您呢？比如那个小石头人的身世；比如客厅门上挂着的一层层已经褴褛的丝织卷轴；比如那副最引人注目的蓝山、红林、人家的齐白石风景画——我是回到北京后才从您的画册中得知，那是杨宪益送您的，我多想听您讲讲这幅画的故事啊！

我说过，除了电子邮件之外，我也会给您写信，为了不让写信的传统成为历史。我九月26号给您发出了第一封信，却未承想，这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信。

我们分手才仅仅27天啊！您就这么匆匆地走了。莫非是您的爱妻吴环在召唤？我猛然想起，今年是吴环仙逝十周年；您的好友杨宪益2009年辞世也正是爱妻乃迭仙逝十周年。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宿命？

愿您在天国与您的爱妻、好友，还有那众多的艺术家朋友再续前缘。

您传奇的一生，将伴着您留给后人的艺术和精神财富，在这个世界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