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保华 胡蓉萍 尽管遭遇了4月份的霜冻，今年30万元的收入只是丰收年份130万元的零头，但武正全不以为然，对明年还是充满了信心。

武正全是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种植大户，他的信心来自于国开行近日为他提供的100万贷款。武正全正准备购置几台单价高达15万元的除霜机，他说，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了一个高技术高投入的项目，只有利用现代化的农业设备抵御天灾才能获得稳定的好收成。

但此前，武正全不计成本能借到的贷款从来没有超过10万元。

天水市种植苹果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和武正全一样，今年是天水市几万果农种植积极性最高的一年。而撬动天水市苹果产业的国开行贷款是由银监会在天水市挂职副市长的徐庆宏所引进。其挂职前是银监会监管四部处长。

徐庆宏是中央金融机构到甘肃挂职的61名干部之一。公开信息显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为了解决金融工作的人才稀缺问题，2012年10月23日，中央金融机构选派61名金融人才到甘肃挂职，挂职岗位涉及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金融办、14个市 (州)、兰州新区和43个县(市、区)，明确为分管金融工作的班子副职。挂职甘肃省副秘书长的吴显亭说，如何让甘肃脱贫致富就是中国梦的一个缩影。吴挂职前是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

作为全国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在甘肃省挂职的61名金融干部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正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和金融知识撬动甘肃的经济，努力推动甘肃和全国一起在2020年之前进入小康，并寄希望这一金融试验具有全国意义。“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挂职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的刘小宇说，挂职干部除了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外，对稳定、民生和干部作风也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刘小宇所创立的甘南惠农贷款经验正有望推向全国的藏族自治州。刘挂职前是中国银行公司部总经理助理。

61个人的金融试验

由于国开行的贷款改变了整个天水市苹果种植产业的环境，武正全正呼吁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以前贷款只能求爷爷告奶奶找农信社，贷款额度不超过10万，月息高达1分1厘4，贷款材料需要准备一大堆。”武正全说。

“不过我还是对农信社很有感情的，因为中农工建这些银行我压根就进不了门。”武正全说，国开行100万的贷款只用10天就放款了，利息是一年期的基准利率，由于今年歉收不赚钱，有了国开行的这笔贷款明年的投资就好办了。

武正全还告诉经济观察报：“农业正呈现高科技和重资本的趋势。一亩苹果地从种下去到挂果，四年时间投入要2万元，如果没有贷款支持很难扩大规模；如果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钱装上了15万一台的防霜机，今年就把防霜机的成本收回来了。”

这其中徐庆宏功不可没。徐挂职前任银监会四部处长，银监四部主要监管国开行。2013年5月底，挂职天水市副市长半年多的徐庆宏就带领国开行甘肃分行与天水市麦积区的苹果种植大户和合作社进行了接洽。从6月份开始，陆续有苹果种植大户和合作社分别获得了国开行的100万贷款。

天水市麦积区农业局的刘局长说，农业是甘肃省大部分人口的主业。现在甘肃农业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人才，只有通过金融杠杆撬动农民工返乡才能恢复土地的造血功能。

在解决了资本的问题后，早年外出务工后来回家种植苹果的武正全希望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解决人才的问题。天水产的花牛苹果是国内最好的苹果之一，几乎每家都有一二十亩地。武正全说，如果种上苹果，年景好的时候，每亩地的净收入能达到2万多元，就是年景不好，一亩地收入也能有两三千元。而且苹果价格稳步上升，最近几年每年都能涨几毛。在解决了初期投入资本的问题后，种苹果怎么都比背井离乡打工强。

天水市的两个获得了国开行贷款的合作社负责人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都表示，今年将利用贷款资金扩大规模，整个天水市还有约三分之一的适合种植苹果的土地没有开发。

事实上，国开行的贷款还撬动了当地金融机构的活力。“信用社前几天找我贷款，有了国开行的贷款后我就不要了，信用社主动找我贷款这事真是破天荒。”天水市当地的一位合作社负责人说。

在徐庆宏利用国开行的贷款做苹果种植大户金融实验的同时，在离天水市约500公里的甘南州，挂职甘南州副州长的刘小宇正努力让双联惠农贷款覆盖到甘南州的11万农牧户。“甘南州的农牧户以前基本贷不到款，偶尔能带到款的也是作为紧急周转，额度在1万以下，5万元的贷款额度在历史上是没有的。现在有了5万元的贷款就可以让牧户启动生产，5万元可以买十几头牛和几十只羊，依靠这些就能养活一家人。同时，贷款还能撬动牧户本身储蓄的资本，激发生产的积极性，让贷款从以前的扶贫式输血向造血转变。”刘小宇说，双联惠农贷款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发放贷款之前，一头牛值4000元，现在已经到5000元了，隔壁市的领导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州把他们那边的牛都买走了。

徐庆宏和刘小宇只是61名干部中做出了部分成绩的两位，挂职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杨学宁、挂职皋兰县副县长的黄椿等也为甘肃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不过，虽然挂职干部所做出的努力已经惠及了部分甘肃群众，但更多的甘肃人民还生活在贫困当中。“毕竟只有一年时间，前半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一年时间让甘肃省有质的改变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量的改变看到了希望，有了这些希望坚持下去就能覆盖到更多的群众。”甘肃的一位本地干部说。

北京驻甘办

“让中央金融机构干部到甘肃挂职，初衷其实是为了解决甘肃和中央金融总部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位对此事了解的甘肃本地官员称。

公开信息显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为了解决甘肃的金融人才问题，提出了邀请中央金融机构选派干部来甘挂职的构想和思路，并先后三次带队分赴北京、上海，专程拜会了9家中央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就加大对甘肃发展的金融支持、开展甘肃与中央金融机构人才交流合作等事项达成重要共识。

上述干部称，这次甘肃挂职不是中组部的项目，是甘肃省委和各个部委之间的合作。一行三会和四大行等为了和甘肃省搞好关系，对这次挂职非常积极。“中国银行非常重视，当时报名的条件很高，只有准备被提拔的人才有资格，除了总行确定的人选外，还有50多人报名最终从中选了5位。”刘小宇说。

2012年10月23日，61名挂职干部受到了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委们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陆代森也认为，甘肃面临的最大矛盾是发展不足，发展不足的一大短板是金融支撑不够，而金融支撑不够的最大制约是金融人才稀缺。这次61名中央金融机构干部到甘肃挂职，不是短期合作，而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构建资源要素良性互动的有效平台，让挂职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领导、示范、协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最大程度地挖掘甘肃省的资源要素潜力，显著提高甘肃省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推动金融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上述干部认为，其实甘肃省引进挂职人才的逻辑很清晰，在西部地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更加明显。尤其是在甘肃，很多地方斗不过贫困线，依靠消费不现实，只能出口少量的初级原材料。

“虽然甘肃省没有给引进的挂职干部任务指标和考核，金融机构的庞大融资能力无疑能为甘肃带来投资，而中国金融机构本质上是地方与总部的沟通问题。”上述干部举例说，由于甘肃的四大行分行在过去剥离了较多的不良资产，权限较小，所以办事速度比东部地区的分行慢，有些好项目不愿意等就被东部的银行抢走了。如果和总部熟，打个招呼把项目留下来不过就一句话的事。总行支持，技术操作上就更加便捷了。

兰州银行董事长房向阳也认为，有关部门、各市州甚至县市有了懂金融的干部，就等于在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和联系的桥梁。

由于重大项目的融资问题不是公开信息，本报从公开信息中没有找到挂职干部完成重大融资的事例。不过本报获悉的未经确认消息称，国开行近期可能将在天水开设支行，中国银行在甘南州的分支机构也早已开始筹划。

不过，另一位甘肃的干部认为，让中央金融机构人才挂职肯定有找钱的思路，但甘肃不仅融到了资，还融到了智，这些北京驻甘办的部分挂职干部不仅找到了钱，还找到了如何激发当地经济发展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

 挂职难题

甘肃挂职干部的成功经验，正有望作为试点向部分地区乃至全国复制。

“你这不是甘南经验，是全国藏区的经验。”刘小宇称王三运书记在近期全国藏区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甘南州的双联惠农贷款经验时说。

事实上，甘南州的双联惠农贷款已经引起了央行的重视，央行曾专门来过甘南州调研。由于刘小宇的成功经验，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银行随后决定，年贷款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000万元调整为8亿元，并连续投放5年，覆盖所有的农牧户。

下一步，天水市和甘南州都准备利用金融杠杆，让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最终形成企业级的深加工产业链。

挂职干部在作出成绩的同时，也有自身的苦恼。“挂职期限是两年，大家都知道你是临时工，所以有时候你安排的事情下面的干部都不办，本地的领导安排下去马上就办了。过来挂职的干部一般都比本地的同级干部小几岁到十几岁，有几个挂职副县长的还是八零后，很多行政资源更调动不了。”一位银行系统的挂职干部说，有些挂职的城市还急功近利，希望短期内给本地的项目解决资金问题，让有些挂职干部压力很大。

同时，由于该项目不是中组部的项目，挂职干部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一直没底。“与山东省的挂职不一样，我们基本都是平级调动，山东基本都升了一级。很多人认为我们过来挂职是镀金，其实在来之前单位已经说清楚了，此次挂职与升迁不挂钩。甘肃省倒是比较开明，说过欢迎留下，但一年过去了，是否能原级别留下、任职年限怎么算都没有进一步细则。”上述银行系统挂职干部说，如果原级留下肯定会遇到很多本地干部的强烈反对。

压力更大的还有来自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的干部。“挂职主要的还是利用自身所在单位的资源。IPO一直没打开，所以证监会的挂职干部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施展。当地农民认为保险是增加支出，社会发育还不到保险介入的水平，保险相关的挂职干部也很难办”，另外一位监管部门挂职干部说，有项目要做压力大，来了无事可做压力更大。

事实上，有些金融机构对派出人员挂职也感到苦恼。一位证监会中层说，派出的挂职干部本身就代表了所在单位的形象，一般都是骨干。很多单位现在也人才紧缺，再抽调人手让单位有抵触心理。

上述来自监管部门的干部建议，中国的干部挂职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我的设想是由中组部牵头成立一个金融专项计划，不要单独行动，由贫困省份提出名单甚至可以具体到人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连续5年，每年向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派遣几十名甚至上百名金融人才，最高能到副省长，同时解决挂职干部的善后问题，能上能下，这样全国才能同步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