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文
胡适、周鲠生与《正午的黑暗》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后来出任驻美大使。
驻美大使时期的胡适非常忙碌，但他毕竟是学者，一有闲暇就读书。1941年8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读《正午的黑暗》一书的感受：
读完了DardnessatNoon。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描写很有力量。我劝鲠生读此书。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这本书出版于1941年，是较早描写苏俄极权主义的书，在西方许多国家影响深远，使不少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对苏俄的认识。
胡适在读此书之前，也曾对苏联产生了好感。1926年底，对于苏俄的大清洗与红色恐怖，胡适在跟基督徒谢福芸交流时，还曾站在苏俄这一边，认为西方舆论所报道的苏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
1926年7月底，在致张慰慈的信中，胡适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即使到了1939年9月，苏俄侵略周边国家，暴露出帝国沙文主义的本性，胡适也不愿意相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
然而，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记中，胡适则认为他的朋友对斯大林的评价颇有味：
Col.C.谈Stalin的一些故事，颇有味，他说，Stalin是今日全世界第一个dictator，Hitler不足比其残忍，然其人确有机智，能转变，故能久专权而不败。
这其中认识上的转变，似乎不能忽视胡适1941年对《正午的黑暗》的阅读。
胡适曾将《正午的黑暗》推荐给和他一起去美国的法学家周鲠生。周鲠生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不过，后来在对苏俄的判断上，胡适与周鲠生产生了重要分歧。
据智效民先生的《从一场争论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介绍，1948年，周鲠生在《中央周刊》发表了《历史要重演吗？》。文中，周鲠生对“二战”胜利后西方国家大力扶持日本与德国以抵制苏俄的做法表示了异议。
为此，胡适写了《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与周鲠生青睐苏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苏俄，胡适已经充满警觉，在这封信中，胡适写道：
……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场论争之后不久，在朝代鼎革之际，胡适最终选择了离开，而此时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则选择留了下来。
周鲠生1950年代曾通过在欧洲的陈源，劝胡适回大陆看看。陈源在给胡适的信中，转述了周鲠生对胡适的这种希望，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还说可以保障胡适来去自由等等。对于周鲠生的劝说，胡适毫不心动。在信旁，胡适曾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又是我？”
胡适、陈垣与《我选择自由》
其实，在胡适与周鲠生争论之前的1946年，胡适还读了一本反苏俄的书。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读Kravchenko’sIChoseFree－dom，很受震动！此君原是苏俄驻美采办委员会的金类专家，1944年他偷跑了，来到纽约避祸，向报界谈话，请求舆论的保护。
此书是他的自传，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甚有力量。
读过克兰钦可（Kravchenko）的《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的胡适对苏俄内部的残忍与恐怖有了新的认识，并对那些为了自由而流亡中国的白俄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与敬意。据后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白俄”的态度。胡思杜写道：
全国胜利来临时，他（胡适）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留居异土之可贵”。
当时，胡适看的《我选择自由》是英文版，此书在1947年即由当时的民治出版社出版，译名为《我选择了自由》。
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还曾用这本书来劝说史学家陈垣离开北平。1949年4月，陈垣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曾回忆说：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我选择自由》为证，胡适对北平将来的分析之所以在陈垣的脑中起很大的作用，也似乎与陈垣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有关。在《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陈垣曾写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然而，如果陈垣同意胡适的判断，为什么最终他却选择留下，并在1949年致胡适的公开信中称其为“错误的思想”呢？要知道，当时陈垣是国民政府抢救学人名单里的重点人物，有很好的机会离开。
陈垣之所以选择留下，除了年老力衰不想再动之外，还可能与刘乃和有关。据邓瑞全《陈垣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的前前后后》一文介绍，刘乃和是陈垣的学生，也是他的学术助手，此外，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据悉，当国民政府抢救学人的飞机来接陈垣的当天，陈垣秘密离开了自己的家，躲到了刘乃和的家中。而且，陈垣后来所写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其实也是刘乃和帮助陈垣写的。看到这封信之后，胡适认为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没有了沉默权。
新文化运动时期，听闻苏俄革命的消息时，胡适曾欣喜的写下《沁园春·苏俄万岁》的诗词，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与人生的体验，胡适对苏俄的判断也产生了重大转变。胡适也曾把这些他所读过的有利于判断苏俄的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例如周鲠生、陈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选择的时刻，陈垣、周鲠生都做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抉择。
我们是否可以说，对于一个人而言，从某种程度上，“选择了不一样的书籍就是选择了不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