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波/文

一

乔治·索雷尔（1847-1922）是一位已大体上被遗忘的法国哲学家。今天，他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里都默默无闻。他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相信一场暴力性质的大罢工具有某种催生社会主义的神秘力量，而这个预言并未变为现实。法国哲学家萨特曾批判他的著作是“法西斯主义言论”。索雷尔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独裁者的墨索里尼惺惺相惜，不过那是在墨索里尼的早年，当时他还是一名极左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索雷尔去世那一年墨索里尼恰好在意大利执掌大权，他当然未能看到后者的悲惨结局。对于这么一位不出名又怪异的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打开他的书呢？在展卷之前，也许应三思而后行。

不过怪人也许常是新颖思想的提出者，而《进步的幻象》一书探讨的也是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话题。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人类的进步是否始终在发生，其延续性是否值得我们期待？人类社会是否会像有机体那样能经历一个萌芽、生长直至成熟的过程？同时进步又意味着什么？是指人类的肢体变得更为强健，智能变得更为优越，即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进步？还是说只是一种能力的进步，如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技能的提升？又或者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即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人性本身变得更加合乎理性，最终人类会从所有物质性的桎梏中得到解脱？这些哲学问题也许没有准确的答案，然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与意识形态具有意义。

而索雷尔本书的主旨是试图通过回溯历史来阐明，“资产阶级”宣扬的历史进步论是虚伪而不符合事实的。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索雷尔通常是使用带有庸俗、市侩意味的“布尔乔亚”（bourgeois）一词，而非capitalist。现代研究者认为古希腊一些思想家就有了进步论的主张，但17世纪晚期法国的“古今之争”开启了现代进步论在欧洲的先声。起先这是一场知识界的论争：“崇古派”认为当时的所有文学成就都不足与荷马、柏拉图、卢克莱修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人相比肩，而以丰特内勒和夏尔·佩罗为首的“崇今派”则论称今世优于古代，他们推崇笛卡尔的哲学，认定后世人类的理智与想象力与过去一样完美，不仅没有退化而且因为吸取了文明与知识的积累而更胜一筹。

索雷尔的驳斥就从打击法国进步论的源头开始。在他看来“崇今派”不过是在循环论证——知识会积累并增长，因而“现代”作家比古代优胜，又由这种优胜性来论证知识的积累性。索雷尔嘲笑道，现代进步观念的出现，不是出于对历史状况的总结，而是源于17世纪的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在力图证明他们在知识上优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所采取的修辞技巧。不过，在这场本来只发生在风雅场所的文学论战中，必然性、线性的进步观念得到了首次论证，于是它在社会上激起日益扩散的涟漪，在法国巩固了对于人类社会在始终进步的信念，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随之涌现，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在索雷尔看来，这一切的基础是“资产阶级”为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来重构历史。

二

不过，在19世纪末，以柏格森、尼采等人为代表，哲学中已经开始了对唯理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叛逆，索雷尔只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从来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工团主义的理论家，他对行动的信仰超过对思考的痴迷。索雷尔的名著《论暴力》为革命的工团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分裂，一派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以逐渐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各项主张，另一派主张走暴力革命道路。索雷尔赞赏马克思，反对这些“改良新派”，他相信一场暴力性质的大罢工将迸发出神秘力量，将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对武装夺权而非罢工的俄国“十月革命”，他则抱着矛盾的态度。

索雷尔是个怪才和神秘人物，就像同他的法国前辈蒲鲁东一样。这些游离于主流之外、特立独行的学者往往不能创立学派或构建宏大精深的系统，然而在机智与洞察力方面往往有过人之处。蒲鲁东就自称从不寻求任何追随者，不开启任何流派，在和马克思决裂后被后者斥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索雷尔也是这一流人物，他的思想在左右两极、革命与保守之间不断冲突、游走，他尊崇黑格尔、马克思和柏格森，又为墨索里尼提供灵感。

不过《进步的幻象》一书的很多内容不是探讨进步论，这就让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约翰·斯坦利写的序言成为本书绝不可错过的重要文字，是对进步史观的某种一般性论述。斯坦利敏锐地指出，索雷尔对进步论的攻击只是一种武器，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较量。他试图将“进步论谎言”这一上层建筑击垮，摧毁“18世纪的庸俗的形而上学”所享有的声望，从而在思想上驳斥资产阶级。用索雷尔的话说，就是让工人阶级“解放理智”，“摆脱对资产阶级废话的一切尊敬”。

不过也许有点讽刺的是，索雷尔最终幻想通过一场神话般的大罢工走向社会主义，并对此抱着一种宗教式的信念，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落入了进步论的窠臼。当然索雷尔也许并不这么认为，这也符合他一贯矛盾和艰涩的文风。他也否认马克思是进步论者。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谁为未来制定蓝图，谁就是反动分子。

然而，索雷尔并未看到的是，在他自认为驳倒了资产阶级“庸俗”的进步论之后，庸俗进步论还是在一些国家占了上风。索雷尔去世后，人们日益对理性和科技的力量感到畏惧，宗教在西方复兴，进步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衰落，却在另一个世界中成为一种风尚。

三

总体而言索雷尔是对现代社会的严厉批判者，他强于“破”而弱于“立”，给我们的与其说是知识上的启迪不如说是思想上的警醒——进步论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并不是那么牢固而永恒，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或许将在历史中破灭。进步论过分强调了人类理性的创造性而忽视了深藏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破坏性力量，这些力量浮现在我们的睡梦中，也具体地表现为史上不时出现的非理性狂热，以及毁灭性的战争。

在西方，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进步的一般含义通常是知识的提升，尤其是那些能够改造自然要素使之为人类所用的现实的知识。不过在古典时代之后，一些宗教就创造出了极乐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历史进步论很快找到了相互契合之处。主要在现代兴盛的进步论会被用作证明某种美好社会的必然性的证据，这些社会符合人类朴素的正义观——自由、公正、平等，同时又物质充裕。现世的乌托邦理想或许能从宗教宣扬的天国中找到原形，但很多宗教并无改造现世的雄心，只是把尘世视为痛苦而短暂的过渡阶段。所以意识形态性质的乌托邦对社会改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进步的宗教把世世代代的人，把所有的人类时期看做——在自身中是没有意义的，而只是作为未来的工具和手段。”

当然，进步论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种不同政治派别都可利用的资源或手段。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进步观念的秉奉者，他们与保守主义者不同，相信社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从而为人权、自由与民主鼓与呼，他们也被称为“进步派”。但是集权和专制主义者往往也能从进步论中得到启发，他们真心或者虚情假意地宣扬进步论，把当前的国家统制、钳制自由、领袖崇拜等等描述成为实现某种未来理想社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波普尔曾说，进步观念作为一种“对历史命运无情法则的信念”，导致了数不清的男女牺牲在集权主义的狂热祭坛上。

从民族与地域上来看，进步论主要是一种西方的理念，而且主要兴盛于启蒙时代之后的现代。中国、印度等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哲学家时代之前的希腊文化）常常追念一个古老的黄金时代，认为人类的德性是不断堕落的，后来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尧虞舜的时代相比。人类不断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历史循环不休，而历朝历代盛衰兴亡的变迁为这一深入人心的观念打下了最好的基石，像韩非子这样的持进步论的法家只是异类。

不过，正如英译本序言的作者罗伯特·尼斯比特写道的，索雷尔厌恶的与其说是“进步”的观念，不如说是进步的“观念”。索雷尔并不否认现代的物质进步，更不是反现代的复古主义者，他憎恶的是进步论所带有的那种自然、正常而且必然的弦外之音。进步论所持的必然论调让人们把挫折幻想为胜利，打消人们行动的积极性。后来的例子是，当德国纳粹上台的时候，一些与纳粹不共戴天的社会主义者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纳粹这种掌控国家一切资源的统治方式，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和铺路石。

撇开索雷尔的意图，他的观点中有一些合理的内核。我们也无法否认现代社会取得了空前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但承认人性固有的弱点有助于我们保持危机感。19世纪的欧洲人曾坚信进步，有的人甚至以为经济的紧密联系已使大国战争变得不可能，但一战的爆发打碎了这种幻想。今天我们沉醉于科技的进步，但其速度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险吗？我们相信制度会进步，但对“总会进步”的幻想会不会浇灭每个人的进取心和责任感？承认文明会衰落，社会会退步，危机会到来，不会让我们陷于绝望，而是使我们警醒。历史的辩证法是：对进步论的盲目信任会使人忽略行动的必要性，从而毁灭进步，而对进步论的适度怀疑则使人始终保持戒慎恐惧，从而成为维护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