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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台湾:近代第一场欧亚大战

2013-11-04 15:20

经济观察报 吕品/文 提起近代历史上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第一场大战,你也许马上会想到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颟顸孱弱的大清帝国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得一败涂地,交战双方在当时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于是自然而然地,许多人推断出近代西方大胜的原因是西方文明的强盛和东方文明的衰落。

但是最近这种西方中心的观点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挑战,他们指出有许多证据表明近代东方,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模式、政治体系乃至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并不亚于西方国家。历史的分岔口其实是在180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突飞猛进,东西方的差距由此而起。针对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又有人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说,认为虽然在1800年之前西方文明并不比东方先进,但是由于欧洲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因此欧洲军队在军事战术、武器开发、训练方式上都比东方军队先进,这才造成了西方殖民者可以凭借少量的军队,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横行。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在最近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中,作者借用了近代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大战来挑战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历时近10个月,发生在鸦片战争前约180年,交战双方是南明与荷兰,交战地点在今天台湾台南市的港口。这场战争,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

西方过去对台湾的称呼“福尔摩沙”是来源于葡萄牙船员对这座岛屿的称呼“美丽岛”,但是第一个在台湾岛建立殖民地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一个手握军权的殖民与贸易机构。荷兰人1622年第一次在台湾建立据点,选择的是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岛,但是不久就被当时的明朝水军包围攻打。出面斡旋的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那时候他经常往来东南亚各地,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他丢下了怀孕的妻子离开日本来到澎湖,受命劝说荷兰人放弃这座城堡,作为交换条件明朝军队不会干涉荷兰人在台湾本岛上的行动。

荷兰人在台湾的新据点位于今天的台南市,在一条细长的伸出海面的半岛尽头,建起了一座要塞,用以控制出入台江内海的唯一一条深水海峡。这座名为热兰遮要塞的欧式要塞,在近40年之后,就是郑成功攻克台湾的首要目标。

《丢失的殖民地》一书写的就是荷兰人如何在郑成功大军的围困下,丢失了他们在台湾岛上最大的要塞,从此撤出台湾的经过。本书作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是美国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在这本新书中,他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分析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来研究当时东西方军事实力的对比。

研究这场战争的主要困难,在于史料的不平衡。荷兰方面有许多丰富的史料,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的首席长官揆一在丢了台湾之后受到军事审判被判终身流放,好不容易回到荷兰之后写出了为自己辩白的《被遗误的台湾》(Neglected Formosa)一书;不少当事人写过回忆录,包括被俘之后参与台湾土地测绘、曾与郑成功多次见面的的荷兰人菲利普·梅(Philip Meij)等,其中由一名瑞士籍士兵艾尔贝雷希特·赫伯特写下的有关荷兰牧师安托纽思·亨布鲁克被郑成功派往热兰遮要塞劝降的故事,还被传回荷兰国内,甚至编成话剧《台湾被困记》(The Siege of Taiwan)公演;另外热兰遮要塞有官方的日志,包括会议记录和双方每一次的书信往来等,而每条荷兰战舰商船也有自己的航海日志。而另一方面,郑成功一方则缺乏详尽的文字资料,户官杨英的日记《从征实录》是唯一比较详尽的第一手材料,但是杨英并没有参与战争的决策过程,所以许多郑成功的战略战术和行为动机就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史料中猜测了。

作者从现有的史料中梳理出来的故事脉络十分精彩。在这近10个月中战争期间的攻守转换、双方的战略战术、几场关键战役,让人读来惊心动魄。这部作品提供的一个很好的反例:严格基于史料,也能写出精彩的作品。

如果用天时地利人和来分析这场战争,郑成功并无决定性优势,他在人和上压倒对方,但荷兰守军据有地利,而天时并不总是眷顾某一方。

在攻台初期,郑成功拥有天时之利。他有多年水战经验,对潮汐变化了如指掌,因此选择了潮汐的最高点,从平时无法过大船的鹿耳门水道顺利地进入了台江内海,直抵毫无准备的普罗民遮城下,顺利劝降了这里的荷兰守军,热兰遮要塞成了一座孤城。郑成功的大军在经过鹿耳门水道时没有遭遇一点抵抗,也是因为在5年前,镇守这条水道的北线尾荷兰炮台被一场台风摧毁,再也没有重建过。

郑成功的大军是在1661年4月30日抵达普罗民遮城的,这时候台风季节已经开始,台湾海峡大部分时间只刮南风,对于当时的帆船来说,顶风航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所以郑成功认定热兰遮要塞的荷兰人不可能派船南下前往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爪洼岛上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求救,他可以放心围困。但是没有想到一条荷兰小通讯船“玛丽亚号”绕道菲律宾,花了两个月时间回到巴达维亚,请来了12条大船的救兵。荷兰援兵的到来让郑成功措手不及,因为他的军队正分散在台湾各地从事农垦以解粮食危机,但此时天时又眷顾郑成功,一场台风让荷兰援军不得不退到澎湖,等他们重返热兰遮要塞时,郑成功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热兰遮要塞的荷兰守军能够坚持到援军到来,是因为要塞的设计让他们在地利上占了绝对优势。这种被成为“文艺复兴”式的要塞,不仅城高墙厚,可以对抗火炮的轰击,而且每隔不远,就有一个箭头型的堡垒向外突起,这些堡垒之间可以构成交叉火力,对攻城者杀伤力很大,而且还能相互提供火力支援,使得城墙上没有任何死角。郑成功的军队过去攻陷过不少城池,但大部分都是平面城墙,只要突破一点即可。但是面对热兰遮要塞,却一直找不到好办法,曾经试图攻占要塞后方的乌德勒支高地,以及在要塞对面的北线尾修筑城堡,但都被荷兰人以修建新堡垒提供火力支援的手段化解。一直到围困近9个月之后,一名德籍士官投奔郑成功,指导他的手下以堡垒对堡垒、逐渐逼近的方式夺下乌德勒支高地,热兰遮要塞直接暴露在郑成功的火炮之下,此时荷兰守军才不得不投降。

如果说天时和地利郑成功都没有占到上风,那么他最终打败荷兰守军,靠的是人和: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和士兵的素质。郑成功的军队虽然在人数和战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荷兰守军的火绳枪部队是当时西方国家中素质最高的,荷兰战舰的火力也远远超过郑成功的战船,再加上热兰遮要塞的防守能力,让荷兰人一度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意志坚定又灵活善变的主帅,以及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将士。荷兰火绳枪部队被歼灭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郑成功部队抵达台江内海的第二天,荷兰守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托马斯·佩德尔上尉率领240名火绳枪手登陆要塞对面的北线尾,试图驱散那里的中国士兵,这名上尉曾在1652年台湾华人起义时,仅以120名火绳枪手就击溃了几千名起义的农民。但是在1661年5月1日,他们面对是郑成功手下名将陈泽的部队,他们在面对火绳枪手时阵型不乱,以盾牌遮挡、以火统弓箭还击,此时借沙丘掩护绕到敌后的部队一并杀出,冲乱火绳枪手阵脚,此役包括佩德尔上尉在内的一百多名火绳枪手被杀,从此荷兰守军再不敢出城迎战。

相比之下,荷兰守军因指挥不力而出现战术错误不只这一次,在荷兰海上援军抵达之后,曾有一名华人农民投奔热兰遮要塞,不仅透露了郑成功的部队严重缺粮且四处分散的消息,同时还建议荷兰海军不要进入台江内海与郑成功的水军交战,而应该在台湾海峡拦截从厦门过来的运粮船。揆一听完大喜,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让荷兰海军的大船进入水浅的台江内海,结果被郑成功的水军和海岸炮火夹击,损失了两条战舰,仓皇退出。

荷兰守军还因内部不和丧失了一些逆转局面的好机会,比如在被围困期间,一条荷兰商船在清军控制下的泉州永宁靠岸,两名荷兰代表被守将送往福州与清将李率泰和靖南王耿继茂会面,带回了清朝政府与荷兰合作攻击郑成功的意向书,但是在热兰遮要塞之内,指挥官之间的内讧频频,多次争辩拖延之后,最后竟然决定派一个秘书前往福州担任荷兰大使,丧失了合作机会。

本书作者在分析双方力量对比时指出,郑成功的南明军队,在作战经验、战术素质和武器使用上均不亚于荷兰军队,荷兰海军确实在战舰火力和逆风而行能力上超过高于郑成功的水军,荷兰守军的文艺复兴式的要塞也让郑成功无所下手。但是这些优势,必须在高明的指挥官手下才能发挥出来,在攻克热兰遮要塞一战中,郑成功能够审时度势改变策略,从原计划的一举攻克转为长期围困,并愿意听从降将建议改变战术,扭转了自己在军事技术上的弱势。

可惜的是,本书在对郑成功本人的描写上笔墨不多。这当然也和史料欠缺有关,作者指出郑成功本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后人写的生平传记,多有拔高之嫌,缺乏可信度,这大概是他不愿意采用这些史料的原因。问题是本书几乎完全没有分析郑成功渡海作战的动机,所以看上去这场近代史上的重要战争就像是因为郑成功的忽发一念而爆发的。

看完这本书才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一战,其实风险很大,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战争中,双方力量平衡时有变化,有时候胜负就在一线之间,颇为惊心动魄。这本书既有阅读的价值,也能提供阅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