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新望/文 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的，他们来自农村，又向往城市。如果凭借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在城市争取一个长久的立身之地，那么他们会成为城市繁荣的力量；反之，又可能成为城市问题的根源。在中国，这些“失根之人”正是我们所常常谈及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他们生活在城市，却又远离城市；他们创造着城市增长的神话，却又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

尽管中国的决策者已经开始重视中国特色的失根之人的市民化问题，并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决心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然而，学界的探索仍然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而且研究的出发点也通常将这些人视为城市化的成本，考虑最多的是与之相关的各种支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巴曙松博士的《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一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也提出了不少警示性的、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尽管该书对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例如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城市化的融资；城市化的影响等都有精彩的描述。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篇幅围绕失根之人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如果将中国的数亿流动人口看作一个整体，他们是中国经济一项重要资产，而非负担。我们之所以把他们视为资产，是因为：其一，他们的存在不仅使自己提高收入，摆脱了贫困，也提升了社会财富和储蓄水平，间接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神话；其二，他们直接推动甚至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神话增长，并使政府实现了快速的税收增长；其三，制造业的繁荣间接推动了城市土地价值的重估，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间接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是基于资产的逻辑，中国城市化的内涵之一即是释放这个资产的收入获取能力，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完整、不受限制、可以变现的资产。然而，从当前情况来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因为流动人口在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制度性限制，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时间一般只有10～20年，导致他们的劳动力资产不能充分、持久地参与城市化进程，往往最终会选择返乡。这不仅意味着资产的浪费，影响了收入的持续增长，也意味着城市化的倒退，在某种响度上造成了城市低端劳动力的短缺。

其次，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实现机会均等，而非普遍意义上的结果均等。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获取收入的功能，使流动人口及其所附带的各项资产实现收入最大化。原则上，流动人口的资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一，在最初始的层面，它是指人力资产，使之参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进入城市就业部门，获取工资性收入；其二，它还包含传统意义的耕地收入，一旦流动人口进城，原则上，通过耕地产权的流动、农业规模种植是实现收入的可取途径；其三，它也包含农村的宅基地资产，这是一项沉睡的资产，且规模庞大，处于“失眠”的状态，由于它在产权上属于集体，不能直接入市流通，在事实上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甚至浪费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在政策上解决户籍制度的制约，使人口充分流动，流动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仍将处于上升通道；如果我们能够在耕地和宅基地产权上进一步放开，从而启动存量资产的货币化，那么流动人口的收入获取功能必将进一步释放，资产属性将进一步发挥。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一些国家的农民之所以长期陷入贫困陷阱，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勤劳，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资产，而是因为缺少将资产市场化、收入化的正常渠道，而城市化则提供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恰当的政策设计不是单纯考虑结果上的均等，而是给予劳动力、土地资产实现收入的机会，并解除相关的政策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