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之下的医疗成本最低
导语:患者把极端的无力感化为凶暴,医生付出生命的代价并向自身群体传递幻灭的情绪,双方以及整个社会都成为医疗体制症结的输家。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言咏 上海两家医院近日为医生开课培训,但不是业务培训。一家医院邀请跆拳道高手传授防身技巧;另一家则请当地公安局危机谈判专家支招面对暴力如何防范。

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半个月前的温岭刺医案阴影犹存。自从2012年3月哈医大附一医院实习医生王浩遇袭以来,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近日联合发文,要求医院按照每20张床位一名保安的标准配备专职保安。

不管是“习武”防身还是配足保安,对于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都是治标之策。患者把极端的无力感化为凶暴,医生付出生命的代价并向自身群体传递幻灭的情绪,双方以及整个社会都成为医疗体制症结的输家。

激剧的医患矛盾所折射的,是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更是布局失衡,供不应求。根据《2012中国医疗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算出,2011年全国门诊人次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 53.1%,住院人数增加了112.9%,但同期,执业医师的增长率只有24.9%。在2011年去看门诊或住院的患者中,90%以上集中在公立医院,其中80%以上又集中在二级以上的医院。数据背后的现实场景司空见惯:医生累——三甲医院里的好医生,半天要看五六十个病人;患者也累——在人挤人的医院排一上午队却只看了五分钟病。

另外,1997年那轮的医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厘清,反而催生了公立医院的逐利冲动,医生是创收任务的直接承担者。而一直被政府人为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亦让医生成为创收的受益者。其结果是,患者个人用于医疗支出的费用日益增长,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甚至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负。积怨至深,因制度产生的矛盾被转嫁给医生。再加上如今医学院的教育中人文教育几乎缺失,重技术而短于沟通的问题并不鲜见,矛盾更易点燃。

改革已刻不容缓,若不治本,未来将越输越多。扩大医疗资源供给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正途。这包含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推动多元办医,让医疗资源平衡配置;破除公立医院对医生资源的垄断,允许并在各种配套政策上便于医生自由执业,促进有序竞争的格局。另外还需理顺扭曲的医疗价格体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患者各取所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改革不仅需要解决医疗的财务保障,更需要解决医疗的服务保障。前者是看病谁埋单的问题——政府、商业保险、个人这三方之间如何合理分配;后者是谁看病的问题——光有了钱,没医生给看病也是白搭。这就需要吸引和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医疗服务队伍。现在媒体上对医改政策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前者,其实后者的情况并不乐观。中国医师协会分别在2002年、2004年、2009年、2011年做过四次执业医生状况调研,最后一次调研的结果显示,48.51%的受访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职称级别越高的越不满意。在受访医生中,希望自己子女从医的仅占6.83%,不希望的占了78.01%,后面这个数据比2002年第一次调查时高出约24个百分点。

此次调研中,在“医务人员人如何看待医院场所暴力事件”的多选题中,55.66%的医生选择了“社会对医师的偏见”,53.75%的医生选择了“媒体的负面报道”。这值得反思。面对医患两个群体的冲突,媒体应当保持更为冷静、客观、中立的态度,看到冲突之本源,对医护人员一味“污名化”只会加剧医患矛盾,导致恶性循环,最后满盘皆输。

温岭刺医事件后,医生群体第一次集体发声,并引起了舆论关注与赞同。重筑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以制度破题,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省思与努力。很多人怀念SARS时期的医患关系,那是一种患难中并肩作战的团结。其实,医患双方本来就不应是敌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信任之下的医疗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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