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前些日子，媒体关于“首单土地流转信托落户宿州”的报道，引起了我对中信信托的关注。土地问题是中国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重要节点，把信托理论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解决土地的确权和流转,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按照 《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一书作者的阐释：“流转不能使土地产生新的用途，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流转集中后的土地要取得持续的规模化效应，还要使规模化效应不断地跟现代科技相结合。”“更重要的，既是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土地，又要使它具备资本的特征，可以跟农民离开土地，让土地成为可携带的财富。而且，土地流转以后还要使农民持续不断地分享土地的收益。”

多年从事改革工作，我深知，土地承载着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实施作者所描述的这种土地流转方案何其不易。

新中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到了小农经济的局限，建国伊始，即着手改造传统农业。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公有制，压下了私有制不断泛起的土地纠纷，土地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归到了人民公社旗下。

但是，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生产经营体制的生产关系安排，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违背了农民意愿，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农业产出不足，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双向挤压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一度走到崩溃的边缘。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上任时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非常尖锐，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就业和社会保障能力极其低弱……集体吃大锅已是穷途末路，可往反方向走，立即回到土地私有化，对于执政党又有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

于是，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属性的前提下，对农民“包产到户”的自发创举进行认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从1978年起，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开始承包土地，为期 15年。1993年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农民踊跃签订了第二轮为期30年的承包合同。

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不仅明确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也将与产权相关的最关键的权力——转让权赋予了农民。规定农地转让权属于农民，而非集体。

200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言之凿凿地表示：要长期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35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新确立了农民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释放出了强大的生产潜力，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里，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基本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制度上的人性化，获得了国内外各路学者积极肯定。

然而，一切都在变化。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我们却不能用引起问题的思维和逻辑去解决问题。

当改革开放的列车驶入工业化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基本确立，再来审视当初让我们“起死回生”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却发现它已经日渐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向更高层次转变的掣肘和障碍。

就生产方式而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效率低，农户的投资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技术进步慢，难以因应现代市场经济对农业的要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地困扰着农民。而且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中，由于种地辛苦，且比较效益低，农村劳动力持续外移，许多地方的农田里呈现“女性化、高龄化、粗放化”的景象，土地撂荒逐年增加。十三亿人口，九亿农民，要立足于粮食自给，但土地谁来种，怎样种，却成了问题。

纵观今日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农业生产采取企业化生产、规模化运作，商业化经营，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应用，农业工厂化也已成为趋势。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其关键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怎样起步，如何突破？

理论是灰色的，甚至是后知后觉的，真正的创建总是在民间萌发。我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自发涌现出各种农业专业化合作社，农民开始自觉地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生产向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转变，从单枪匹马在市场中随波逐流，到有组织地与市场博弈抗衡。

不夸张地说，这是又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

我认识本书的作者已经十几年，作为一位从事金融实务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他在自身企业连年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思索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他提出“金融普惠，资本共享”的理念，将金融工具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有机逻辑的探索中。这一次，他率领中信信托突破传统“非公即私”的二元观念局限，依法对土地所有权的共同占有，进行个人所有的重新确权。这个探索非同小可，触碰的是这一届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关切点和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虽然这是一本探讨土地信托化的专门论著,但作者对所有权的认识,对共同富裕的思考,对改革理论的探微,尤其是对人知识性的认知都具有新意。有些视角对于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可以有所启发。

诚如作者在致谢中提到的，这是一本先有实践，后进行理论探究的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继安徽宿州之后，作者所带领的团队正在吉林、贵州、山东等多个省份进行更大范围和更务实的推广。我期待他们的行动结出果实，为中国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摸索经验。

我今年82岁，参与并见证了迄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30多年来我们摸着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筚路蓝缕地走了过来。现在进入改革进入了更深的水域，石头怕是难以摸到了。要涉过这潭深水，除了要有决断力和精准的判断力，还要具备良好的水性，借助精良的工具。我赞赏作者蒲坚和中信信托运用金融工具破解改革难题的勇气和身手。也期待更多有识有能之士，投身于改革的实践和探索。因为，无论你对当下的现实有多少不满意，这里终归是我们的家园和归宿。值得用我们的智慧，让她变得更加美好。

（本文系《解放土地》一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