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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正

世界艾滋病日从1988年兴起，已经历经25年。从最初的信息交流，到2011年的“趋零运动（Getting　to　Ze-ro）”，艾滋病日的主题已经从警信频传发展到有限乐观。艾滋病从1980年代初在美国现身，迅速流行至全世界，中国也不能幸免。2011年中国歌唱家彭丽媛成为联合国艾滋病亲善大使，中国就逐渐进入了世界防控艾滋病运动的中心舞台。

新一年的艾滋主题仍为向“零”艾滋迈进，副标题为“共抗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在谨慎乐观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艾滋病防控还任重而道远。在新的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我们来回顾下美国防控艾滋病的历史，可以从中认知与体会社会防控艾滋病责任分担之必要。

慢病毒属的百年幽灵

艾滋病（AIDS）是人后天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简称，它是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免疫性疾病。在人体免疫系统受损，不足以抵抗一些常见且对普通人并不致病的病原时，产生一系列的罕见的机会性感染疾病，比如卡波氏肉瘤、分枝杆菌、巨噬细胞病毒、结核病、肺囊虫肺炎、真菌感染、马尔尼菲青霉菌等。

HIV是反转录病毒中慢病毒属的一员，顾名思义，慢病毒就不属于那种暴风骤雨型的急性子，霍乱、感冒病毒、流感病毒、诺如病毒等都是急性子，潜伏期可以短至一天，长者也不过数天，这些急性子病原都来得快去得快，适当治疗不产生严重后果。而慢性子病原往往长时间不致病，一旦发病，就会要命，库鲁病、艾滋病以及狂犬病就是典型，病原的潜伏期可达数年。

并不只是人类才有艾滋病，在慢病毒属还有专门感染猴、猫、马以及羊的慢病毒，在猫还勉强称得上艾滋病，到马与羊就不怎么像艾滋病了，在马引起贫血，在羊引起脑炎、肺炎，猫的艾滋病往往不严重。而猴艾滋病跟人艾滋病相似，为人类艾滋病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动物模型。

猴艾滋病也远不如人艾滋病严重，据估计，猴免疫缺陷病毒（SIV）出现在数万年前，我们不知道那时SIV是否也像HIV那么凶恶，但有专家相信猴进化出了针对SIV的抵抗力，让它们不至于遭受艾滋病的毁灭打击，据此有人认为，人如果要进化出针对HIV的抵抗力，也需要数万年之久。由于人不存在自然界的淘汰机制，就永远不可能进化出针对HIV的抵抗力，消灭艾滋病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意过程，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

之所以说人类还需要数万年才能进化出对艾滋病的抵抗力，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HIV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新型病毒，人类还没有时间来适应它。我们不可能确认HIV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不过，科学家们通过历史记载与样本可以大致确定它的产生时间。《自然》杂志在2008年发表多国专家合作研究，显示世界上流行广泛的I型HIV可能起源于刚果的金夏沙，产生时间大致是1910年左右。

在非洲一些部落流行猎食丛林动物，在那些猎手或者肉类交易商身上可以发现SIV，对人来说，SIV往往是一过性的感染，人体免疫系统可以很快就把它们消灭。不过，如果感染经常发生，还是有可能让SIV在人之间进行传染以及产生HIV变异。像SARS病毒一样，HIV也提醒我们要懂得跟自然界和谐相处，超出人类常见食谱的猎奇性餐饮习惯有着莫大的健康风险。

金夏沙是殖民城市，1920年代娼妓业极度发达，到1920年代末，几乎半数成年女性都可能是娼妓，这给HIV落地生根创造了最佳条件。据估计在1933年，金夏沙总人口的15%都患有梅毒，专家猜测就与HIV大量地损伤了当地人免疫系统相关。

人类确证发现的HIV最早发生于1959年，1997年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文，他们在来自金夏沙的一份血清标本中发现HIV存在的证据。2008年多国学者又在另一份1960年的金夏沙标本中发现HIV。因此，不难想象，此时金夏沙已经是艾滋普遍流行了。

HIV随后从金夏沙播散至北美的海地，估计是在1960年中期，播散HIV的人要么是非洲移民，要么是各国航行至非洲的海员，或者是海地派遣到刚果的管理人员。第一个被确认的艾滋病患者叫Robert　Rayford，是非洲移民，第二个是一个海员，他们发病时间都在1969年。此后的10年中，HIV就在美洲缓慢地传播，直到1980年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在美国登场，成了20世纪末的梦魇。

艾滋歧视之四类俱乐部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监控中心（CDC）首次正式发布关于艾滋病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五例年轻同性恋患者，他们患有肺囊虫肺炎、巨细胞病毒及广泛的念珠菌感染，这些机会性感染往往出现在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患者，而这些人此前没有相应病史。随后差不多一个月，《纽约时报》报导了41例患有卡波氏肉瘤的同性恋患者，其中8例在不到两年内就死亡了。

到了1981年底，CDC每周都会接到五六例新病例的报告，一年后，CDC就积累了数百个案例，涉及20个州，并且报告的案例不再局限于同性恋，非同性恋患者被注意到半数有过静脉吸毒史。艾滋最早被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简称GRID。1982年7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议把它正式命名为后天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为AIDS（艾滋），此时美国的艾滋病流行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报告新的艾滋病例。

艾滋病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被描述成所谓四类俱乐部（Four　H　Club）：同性恋（Homosexual）、海洛因吸毒者（Heroin　Addicts）、血友病人（Hemophiliacs）以及海地人（Haitians）。四类俱乐部一说带有严重的歧视色彩。海地人成为四类俱乐部之一，让海地的旅游业受到重创。海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为美国人，尤其是同性恋的度假圣地，各种豪华旅馆争相兴起，却不料繁华的旅游业却因为艾滋病一日而衰。1983年《纽约时报》描述了一位美国居海地的居民在美国纽约海关的遭遇，入境处的官员命令他打开护照给她看，她说，“我可不想摸你的护照！”此外还有货物因为贴了“海地制造”而被退货的场景。美国人占海地旅客的2/3，而在1982年美国旅客锐减85%，海地经济受到重创，在整个1980年代成长缓慢。

海地是HIV从非洲到北美的跳板，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同性恋者的聚会地，海地人曾抱怨美国同性恋者把HIV带到了海地，事实上却可能相反，在1960年刚果赢得了独立，结束殖民统治的比利时人大批撤出刚果，在联合国的组织下，有数千名海地人到了刚果帮助进行组织与管理工作，这些人可能把HIV带回了海地。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重复它。海地不仅仅是把HIV带回到加勒比海地区，还在HIV的传播中起更多的作用。1960年代海地为杜瓦利埃所把持，杜瓦利埃的第二把手是“加勒比海的吸血鬼”康布隆。康布隆之所以拥有吸血鬼这样一个称号是因为他是加勒比血制品公司（Homo-Caribbean）的后台老板。这家公司以粗糙的血液收集方式在海地人中廉价地收集血清，再把血清倒卖到美国，最高峰每个月会向美国销售接近6000升血清。康布隆后来被杜瓦利埃二世所驱逐，但海地的倒卖廉价血清的恶行仍然得以继续，直到这一政权在1986年倒台。加勒比血制品公司可能是HIV在海地生根壮大并且把HIV带入美国的罪魁祸首。在1981-1982年美国艾滋病暴发之后，由于艾滋病毒的长潜伏期，留给美国政策制定者及公共卫生专家的遏制HIV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艾滋歧视让这最后的机会消散于无形。

迟至2012年仍然有一位美国家庭协会主持人宣称，同性恋者停止性活动是遏制艾滋病的最佳方案，而许多的保守的宗教信徒仍然相信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诅咒。乔尔·韦斯曼医生就是此前提及的最早在CDC周报上发表文章描述五个艾滋病人的作者之一，他回忆说，他跟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同事探讨这个新型疾病，这位同事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大惊小怪，如果此病干掉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的社会却会变得更好。”

对于歧视同性恋者与静脉吸毒者的人来说，艾滋病只不过是这些道德败坏者咎由自取而已，因此，不值得其他人为阻止艾滋病传播而努力。这一观感决定最初美国社会对艾滋病反应的迟缓。迟至1982年，艾滋病正迅速地涌现，美国总统里根的白宫发言人仍然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白宫也没有官员知道这个流行病新秀。

美国全国同性恋者特别小组的海德回忆说，“在里根政权不理不问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政治运动。艾滋病活动家的运动把‘沉默就是死亡’当作自己的行动呼吁，因为里根政权的沉默真正地造成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的死亡。”到1983年底，全国共发现3000多例艾滋病患者，其中超过1/3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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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17日总统里根首次提及艾滋病，此时，艾滋病流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轨道。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漠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代价，因为随着艾滋病的播散，受害者最终可能是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因此，新的世界艾滋病日才会提倡全社会分担共同的责任，从而实现零艾滋的目标。同性恋患者被艾滋病干掉，社会没有变得更好，而是艾滋恐慌在社会中的进一步扩大。

柳暗花明之群策群力

在美国，因为各种社会团体有着极大的自由度，这些社会团体的积极活动，既弥补政府政策的不足，也对国家政策产生了正面而积极的推动，在一度偏离应有的针对艾滋病的反应模式之后，美国政府最终在关注艾滋的团体的影响下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使得美国抗艾滋病运动最终成果斐然。

在美国旧金山艾滋病关注者创建了卡波氏肉瘤研究与教育基金，后来改名为旧金山艾滋基金。1982年，在纽约这个重灾区诞生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中心，该中心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了咨询热线，并在当年散发了多达5万份关于艾滋病的传单，为医务人员、医院与国会图书馆提供艾滋信息。危机中心发起人拉里·克莱默在1987年又发起了释力艾滋联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艾滋活动组织，它在美国发起过多次游行抗议，对增加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有着积极作用。在1988年，释力艾联针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的抗议取得了极大成功，是继反越战抗议后最大的抗议，FDA因之关门一日，一周后宣布修改新药批准机制，以便让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可以被更快地批准。1990年代初，释力艾联还率先组织了非法的注射器交换项目，以减少静脉吸毒者之间HIV的传播。

1986年美国科学院发布报告，确认艾滋危机的存在并批评政府应对不力，呼吁美国投入20亿美元进行研究监控。随后在1987年艾滋病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视野，成立了艾滋全球项目，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艾滋病成了首个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的疾病。1988年，美国首次针对艾滋病进行了全国性的宣传，共计1.07亿份宣传资料被分发，寄送到每一个家庭。

伴随着社会意识的提高，却是艾滋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到1986年，美国血站开始大规模采用血制品HIV检测，此时美国血友病患者估计高达90%都因经常性的输注要求而被染上艾滋病。到1988年，美国共计有艾滋病例8.3万人，而其中4.5万人已经无药而亡。艾滋病病例迅猛增长持续到1993年才逐渐下降，此时异性恋艾滋病例达到9000人，占总艾滋病例数的9％。

艾滋危机因为无知、恐慌与歧视加深了社会危机与动荡。瑞安·怀特是首位艾滋名人，他是一名血友病人，1984年底，他被诊断为艾滋病，他所就读的西中因此将其开除。在持续八个月的行政争议后，印地安纳州教育部下令恢复他的学籍。他于1986年2月返校，当天几乎半数的学生缺课，其后不少人转学而去。同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显示同艾滋病人密切接触，包括共用牙刷、剃须刀、衣服、梳子、水杯、睡在一起、拥抱与接吻，只要没有性接触，都不会传染艾滋病。然而，怀特仍然受到歧视性的对待，学校要求他使用单独的厕所、一次性餐具、不让他上体育课。受当地报刊的支持，他是报童之一，在他送报的路线上，用户纷纷取消订阅。在当地，他们一家受到持续的骚扰与暴力威胁，在1987年其家受枪击后，他们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怀特的遭遇也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先后有许多的社会名人，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总统里根夫妇以及美国外科总医师库普等积极支持他。怀特成了艾滋运动的形象代言人。他在1990年3月去世，随后在1990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瑞安·怀特保健法，设立艾滋病人救助项目，为他们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怀特只是众多的艾滋名人之一，他的遭遇还会不断地在社会重演，比如在佛洛里达州的瑞氏三兄弟也同样因为血友病而感染艾滋病，被当地学校拒绝入学。瑞氏一家发起诉讼，1987年8月胜诉。随后他们的家被当地反对他们入学的人纵火烧毁，不得不移居异地。

怀特与瑞氏兄弟的遭遇以及随后他们对反艾滋歧视的推动影响到了社会态度。1991年底，美国著名球星埃尔文·约翰逊宣布自己将因为感染HIV而退役，5个月后，美国网球名星亚瑟·阿什公开了他患有艾滋病的消息，他因为在1980年代初输血而感染HIV。他在1988年就查出了艾滋病，但不愿公开。这些社会名流对艾滋病的开放性态度与他们随后积极推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成了艾滋文化的新的推动力。HIV原本就是在社会无意识的状态下传播开来的，一旦人们更清楚自己与别人的HIV状态，是防止其播散的开端。在约翰逊公布自己感染HIV后一个月内，纽约检查HIV的人激增了60%。社会艾滋意识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空间与质量，也为艾滋病研究提供了思想动力与切实的资助。

1984年4月，美国卫生部宣布发现艾滋病的致病病毒HIV并乐观地估计在两年内会开发出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最先发现并鉴定HIV的是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法国学者吕克·蒙塔尼耶，他于1983年在艾滋病人淋巴结中发现并命名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AV），不过，他不能确认LAV是否引起了艾滋病。其后美国学者罗伯特·加洛也分离出来了他称为的嗜人T细胞病毒III型（HTLV-III），他认为艾滋病是由此病毒引起的。后来这两个病毒被证实为同一种病毒，被重新命名为人免疫缺陷病毒（HIV）。

1987年FDA批准了首个抗反转录病毒药物AZT（齐多夫定），在当时临床实验中AZT效果显著，可以推迟艾滋病的发生。美卫生部宣布艾滋病史掀开了新一页，艾滋病有药可医。AZT抑制HIV需要的反转录酶，从而保护CD4细胞，1991年FDA批准第二个艾滋药DDI（地达诺新）。次年批准第三个药物DDC（扎西他滨），扎西他滨开始用于跟AZT组合使用，开创了组合疗法先河。在1994年研究证实AZT可以部分地阻止HIV的母婴传播。

1990年代初，随着AZT的广泛应用，HIV针对AZT的抗药性也日益明显，抗HIV药物合用可以减少抗药性的发生，在1995年又一个抗HIV药获准上市：3TC（拉米夫定）。3TC跟AZT合用效果更加显著，而且副作用更少。

在1995年底，FDA批准了沙奎那韦，一种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抑毒机制不同于先前的反转录酶抑制剂，它的发现催生了后来标准的组合用药：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1996年，HAART的使用导致了艾滋病治疗取得了极大进步，它使得艾滋病发病率、死亡率、住院率降低60%~80%。艾滋病不再是一个死刑判决，人类控制艾滋病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推陈出新之世纪曙光

继沙奎那韦之后，FDA在1996年批准了奈韦那平（NVP），它属于新的一类药，也作用于反转录酶，但不是核苷类，因此称为非核苷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2003年，阻止HIV病毒入侵细胞的恩夫韦上市，这是又一类新药，给HAART增添了更多的选择，四年后，同类的马拉韦罗也获准上市。在批准马拉韦罗同年的年底，FDA也给又一类新药——整合酶抑制剂——颁发了通行证，最早上市的整合酶抑制剂是拉替拉韦，2012年8月FDA又批准了埃尔维特拉韦。继沙奎那韦之后，新的蛋白酶抑制相继被开发出来，比如利托那韦（1996）、安普拉韦（1999）、阿扎那韦（2003）、福沙拉韦（2003）以及达芦那韦（2006）等，目前共有七种蛋白酶抑制用于艾滋病治疗。

层出不穷的抗艾滋新药的问市，让艾滋病这个死亡威胁不再成为巨大的心理负担。1993年，艾滋病成为美国青壮年（20-49岁）的最大杀手之一，跃升为该年龄段死亡原因第二位。随着药物治疗的进步，艾滋病患者如果不发生耐药反应，可以达到正常寿命，由于艾滋病患者对定期体检有极高的依从率，不发生耐药的艾滋病患者甚至有可能超过正常人的寿命。这显示艾滋病的死亡威胁已经基本上被遏制了。

社会心理负担的解除导致了美国对艾滋病容忍度的提高，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2009年末美国政府解除了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禁令。在1987年艾滋进入了危及公共卫生的传染病名单，也就限制了艾滋病患者的入境，1993年，美国立法禁止艾滋病患者或HIV携带者移民美国。2010年初奥巴马宣布解除相关禁令时说，这些法规的基础是“恐慌而不是事实”。这些恐慌的根源就在于艾滋病患者迅速死亡的威胁。

死亡威胁的解除并不意味着艾滋歧视一日而消，也不意味着艾滋对人体健康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威胁随之而去。相反，艾滋病患者寿命的延长显著增加了人群中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原本会迅速死亡的案例都积累成为艾滋病患者，到2000年底美国艾滋病患者达到了34万。而据估计，在2009年，美国HIV感染总数达到120万，其中妇女31万。美国每年新增HIV感染者5万人，这个新增感染率稳定了起码10年以上。

艾滋趋零的最终希望可能是开发出有效的疫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艾滋疫苗几乎不会发生。1984年发现HIV时，美国政府乐观地估计可以在两年内开发出艾滋疫苗，事实上20年后，艾滋疫苗仍然遥遥无期。传统的疫苗主要是模仿现实中已经存在的自愈的病人免疫模式，而在艾滋病患者，几乎不存在发病后能自愈的患者。

开发艾滋疫苗的挑战有二，一是HIV的高变异性，人感染了一种HIV，它入体后会发展为一群HIV，这种高度变异性使得HIV可以逃避体液及细胞免疫；二是与之相应的是在人群中HIV的差异性，多种HIV亚型与演化支使得针对特定的HIV病毒的疫苗无效。在艾滋病被发现后的数十年中，艾滋疫苗的希望多次被兴起，然后迅速地被浇灭。有人认为，除非免疫学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艾滋疫苗不会诞生。

艾滋疫苗的缺乏使得抗艾滋工作变得任重而道远，艾滋的预防也成为一项繁琐与精细的挑战。在里根总统开始关注艾滋病时，他拒绝专家建议去提倡安全性生活与避孕套，而是选择了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如果艾滋疫苗开发成功，里根总统可能是政治正确的，因为公开谈论性会得罪很多投票人，艾滋疫苗就可以让我们避免谈论性的尴尬。艾滋疫苗的遥遥无期让所有潜在的能阻断HIV传播的措施都被推向抗艾滋的前沿。在1987年，FDA宣布避孕套拥有抗艾滋的适用性，到了21世纪，避孕套已经成了艾滋预防的主力军，在文化上，不使用避孕套的天然的性生活现在叫不安全性生活，或者无保护性生活。

在艾滋预防上，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人们理性地对待艾滋病及其预防，给予艾滋病患者与HIV感染者及时关怀、诊断与治疗，HIV携带者选择性地隔离自己，一个社会的确有可能打断艾滋的流行，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安全和谐。如果HIV携带者及与之相接触者生活在无知状态中，艾滋病就会像此前一样暴发，势不可挡。艾滋运动提出趋零的口号来源于现代医学对HIV与艾滋病的了解，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知识避免歧视，保护自己与他人。

对艾滋病的必备常识

艾滋病本身已经不那么可怕，但如果发生艾滋病，药物治疗的成本不菲。据估计，美国艾滋病人一年医疗成本耗费超过2万美元，平均艾滋病一生耗费接近40万美元。这仅仅是医疗费用，不包括艾滋病引起的生活负担与误工，这个估计还算相对保守的，更大的估计则是艾滋病一生要耗费60万-70万美元。这样的费用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而低收入国家则大多数无法承担。这就是为什么艾滋病在非洲国家流行难以控制的根本原因。艾滋病影响的是主要劳动力，人一生生产力最高的青壮年时期，估计每一个艾滋病人会连累起码三个主要劳动力，使他们陷入赤贫状态。加上健康与生活的诸多不便，艾滋病应当是极力避免的。

HIV的传播有三条途径，一是生殖道分泌液，二是血液，三是母婴垂直传播。如前述，普通的生活接触是十分安全的，人的毛发、耳垢、粪便、鼻涕、唾液、痰、汗、泪、尿以及呕吐物都不会传播HIV，除非这些分泌物本身被血液污染。握手、拥抱以及生活中的其它亲善行为都没有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对艾滋病患者以及HIV感染者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宽容，因为除非社会对艾滋持开放友善的态度，HIV感染者不会公开他们的状态，从而让其他人处于无知状态，更易于艾滋病的传播。

与其它的传染病相比，HIV并非那么易于传播，麻疹一次接触传染率可达80%-90%，而HIV则相对很低，跟职业性妓女相交，一次性的传染几率约2.4%，男妓只有0.05%，一般的同性或者异性相交只有1.5%左右。当然，如果这种性活动频繁发生，这种风险是迭加放大的，所以如果当事人处于无知状态中，HIV传播几率最大。

避孕套是最有效的防止HIV性传播的手段，合理使用高质量的避孕套在西方已经成为性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电影中都不难看到初次体验性生活的男青年主角为一个避孕套而四处找寻的场景，这些影视文化都无形中传达了“无套不交”的性生活准则。在一个研究中，夫妇中一方是HIV携带者，在长达两年中生活中如果正确地持续使用了避孕套，另一方都没有被感染上HIV，而不持续使用的，感染率为10%。

艾滋时代还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性节制、推迟初次性生活、维持稳定的性伴侣关系并保持性忠诚、减少性滥交等都是有效的保护自己与别人的手段。

经血液传播在美国约占新发生HIV感染的12%。在1980年代后，一旦认识到血制品有传播HIV的可能性后，美国要求常规检测献血者，使得经血制品感染的几率几乎消失。静脉吸毒者相互交换注射器成为主要的血液传染模式，每次共同注射器大致有1%的风险感染HIV。在吸毒者HIV高发人群中，静脉吸毒者可能普遍感染HIV。在非洲医疗落后的地区，1/7的人是通过医源性注射感染上HIV的。针对静脉吸毒者民间团体比如释力艾联曾兴起非法的免费注射器交换项目，以鼓励他们采用干净的注射器，停止共享注射器及相应的HIV播散。在2000年美国医生协会公开支持注射器交换，至2004年，WHO在详细回顾研究后认为注射器交换项目可以有效地防止HIV播散而同时并不恶化促进静脉吸毒。

社会对HIV感染者的容忍爱护可以让他们正视HIV与艾滋，从而采取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母婴垂直传播是儿童感染HIV的主要形式，可能通过宫内感染、生产过程以及其后的哺乳而传染。随着药物治疗艾滋病的选择性的增多，这种风险也得到极大程度的遏制。如果母亲与婴儿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这种风险可以减少多达99%。如果不进行任何处理，HIV阳性母亲传染婴儿的几率是20%，如果进行母乳喂养，几率升高到35%。

在风险性地接触HIV感染者之后，比如性活动或者共享了吸毒注射器，也可以进行药物预防，称为暴露后预防疗法。暴露后预防要求治疗越早越好，最好是发生暴露后数小时内就开始用药，如果超过3天，则效果锐减或无效。暴露后预防要用药4周，成本不菲。初次感染HIV会发生类似于感冒的一些急性症状，体液中HIV量激增，有更大的传播HIV的风险，暴露后预防也能起到阻止HIV继续传播的作用。暴露后预防是遭受性侵害或者其它形式的伤害后，怀疑有可能被传染HIV的受害者的最后保障。

如果全社会艾滋意识得以提高，这些艾滋常识无疑有助于限制艾滋的扩散传播，同时，也是生活在艾滋时代里的人的基本自我保护知识。

中国艾滋之共同责任

艾滋病自从1980年代晚期进入中国后就落地生根，到目前为止，中国估计有多达百万的HIV感染者，有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HIV感染还将持续增加。在艾滋扩散进入中国的最初，艾滋的扩散渠道主要是血液与血制品，1990年代，血站的管理不善与忽略国际艾滋形势也让中国丧失了拒艾滋于国门外的机会。在中国落地生根后的HIV在早期主要在献血者、输血者与静脉吸毒者传播，后来血制品管理工作加强之后，静脉吸毒者在21世纪前10年HIV传播的主要途径。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性活动将超过静脉吸毒成为HIV的主要传播形式，艾滋会威胁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同性恋受到的歧视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同性恋者没有公开友善的社会氛围，因此，同性恋之间的HIV传播将难以预料与预防。中国新一代巨大的性别不平衡以及日益宽松的环境将使得娼妓行业进一步扩展，为HIV的性传播提供基础。在社会普遍歧视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艾滋恐惧将持续掩护HIV在人群中的流行，给艾滋监控以巨大挑战。

中国不乏名流支持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国的报刊杂志也不乏艾滋的科普，但还需要全社会更充分的参与以及草根运动的亲和力，这样才可以改变社会态度与文化。当然，中国有政府层面的重视，也有外国的教训可以借鉴，有国际艾滋运动可以借力，还有现代科技基础可以借势，应对艾滋危机也存在着更多的机遇。

新的一个世界艾滋病日来到，让我们一起来承担遏制艾滋的共同责任！

（作者系爱荷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