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建缘 秋天的内蒙古草原，摄影爱好者，27岁的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刘彤守在达里诺尔湖边等落日，云层时开时合，直到最后时刻终于天光大开，一群人在湖边“哭爹喊娘地又是鼓掌又是欢呼”，面对美景狂按快门后，刘彤却发现，样片里的达里诺尔湖上密布黑点，那落日的景致在刘彤的相机里失去了光彩。

通过在互联网上留下姓名、电话、邮箱信息，一向很闷的刘彤，站到“风头浪尖”上，成了第一批通过公益维权保护自己权益的尼康D600用户。也成为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3月15日颁布之后，第一批通过集体公益诉讼方式维权的中国消费者。

“黑斑”之痛

3月20日中午，刘彤和其他少数几个摄影爱好者，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代表全国300多名消费者与“律云”签署消费维权委托代理协议。

作为尼康D600的用户，刘彤委托“律云”所组建的律师团队，通过公益维权的形式，就D600相机拍摄照片出现黑斑的质量问题，与尼康公司进行协商和谈判。后者成立于2013年11月，是一家以互联网模式整合资源，向消费者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此前，该机构在央视3·15晚会曝光尼康D600“黑斑”问题当晚，开设了“尼康D600黑斑门”快速维权通道。

刘彤的尼康D600是2012年5月在香港买的。之前，他在几个品牌中反复比较，也借朋友的尼康D90相机试手，“对尼康的成像质量和产品设计很满意，所以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刘彤喜欢旅行，热爱摄影，他承认自己很享受带着这台相机在旅行中的感觉，之后又一口气在网上买了三脚架快门线和ND8滤镜。

用这台相机，他第一次抓拍了陌生人，一个背着背篓的大爷；第一次尝试用“包围曝光”（指通过对同一对象拍摄曝光量不同的多张照片“包围”在一起，以获得正确曝光照片的方法）得到天空和山体背阴面的效果；还第一次拍摄了额济纳碧蓝的天空之下金黄色的胡杨林。直到2013年中秋那次内蒙行摄，问题出现了。

事后，刘彤曾用软件对达里诺尔湖图片进行“修理”后，提交给国外的售图网站，仍因为“照片有污点”而未被采用。很快，刘彤在D600爱好者的论坛里发现，很多摄友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希望拍摄大幅画面，光圈小于八时，照片上会出现黑点。这种问题出现在相机快门使用次数超过1000之后。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错过了就不再有了。但因为产品问题使图片失去了价值，这种深深的遗憾，不经历的人无法理解。”刘彤说，他打了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12315，电话那头让他“自己先去做鉴定”。想到经过种种繁琐的手续和等待，“较真一下做个鉴定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刘彤觉得，自己“不是上帝而是羔羊。”

为了不浪费时间，他按照尼康官网提供的清洗步骤，使用机身自带的清洗程序，抬升反光板，使用气吹方式清洁感光元件。结果如大多数网友已经实践过的那样，没有改善。

3·15晚会当晚，尼康D600的QQ群里炸了锅。刘彤看到有人说，“问题机寄回尼康，尼康付款，邮个100次就是个新机器的钱。”他觉得这完全是跟自己过不去，斗气不解决问题。当他发现“律云律师”的账号，发布“免费维权”的信息，就毫不犹豫报了名。

刘彤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花了钱之后得到一个质量合格的产品。”

集体维权

和刘彤一样，在CCTV技术中心工作的于传龙也有一台用了半年就出现黑斑的尼康D600，也在网上报名参加公益维权。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四个月，他去尼康的维修部门更换了一次快门，因为之前知道别人清洗都没有用，所以直接要求换快门，随后做了三次清洗,但黑斑并没有被“洗”掉。“我想他们愿意给我无限次清洗。”于传龙说，“因为我换了一次快门，再换一次快门之后就符合换机器标准了。”

于传龙喜欢用相机拍生活中场景和小静物，这些影像用大光圈并没有问题。但于传龙不能接受的是，“既然有这样的景深，不能正常使用，出这样的产品干么？”对于维权诉求，他只有一句话“希望把问题解决，不要把我们和美国消费者差别对待。”

律云创始人、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向荣对维权结果表示乐观，“在我们过去所代理的集体诉讼案件中的经验是，任何公司为了它的用户和品牌，一定会遵循所在国的法律规则。”

在2010年惠普笔记本电脑的“蟑螂门”事件中，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曾作为消费者集团维权的受托方，进行了三四轮会谈之后，惠普全盘接受了盈科律师代表用户提出的要求，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基本要求，也涉及到侵权赔偿，即消费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由惠普承担并支付。最终，促使惠普（中国）新的质量标准完全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规范，并对流程进行了改造。“跨国公司清楚在中国要遵循中国的基本法律。”梅向荣说。

常年对民商法进行研究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认为，“侵权成本太低，而维权成本太高，是造成中国消费者不愿意和企业打官司的原因。”即使官司打赢了，赔偿的还不如花的钱多。

相比之下，国外的“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国外消费者因此维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较高，如果真的是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获得的维权的收益很大，律师也愿意免费代理维权诉讼案件。因为，一旦维权成功，不仅消费者的维权费用由侵权商家支付，律师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目前，中国除没有相关制度内容外，在中国做产品质量维权和诉讼的律师也很少；很多消费者并没有厘清正常消费和质量侵权这样两个不同概念。对消费维权的认知还停留在“三包”范围，对主张权利的意识淡薄。

我国刚刚施行的《新消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这意味着，一旦侵权事实成立，消费者的维权诉讼成功，对商家的惩罚性赔偿最多也只是产品价格的3倍。对很多“财大气粗”的企业来说，处罚力度太轻。

徐海燕认为，考虑到，国家质检部门对于国外企业的执法力度较弱，以及跨国公司由于对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理解的不深出现不可避免的“轻视”，光凭消费者一方是很难博弈成功的，需要公益诉讼制度进行配合，包括根据《新消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由消协对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帮助消费者通过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跨国公司的“双轨制”

而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的产品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这是一组矛盾，这种奇怪的格局反映了一个真相：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于产品质量标准的认定、对于产品质量责任的追究严重程度，而对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实行双轨制。

在这种背景下造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行为的分裂：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领域服从于全球游戏规则，但本土质量服务和管理则具有中国特色。以尼康D600质量问题为例，美国的消费者通过集体诉讼，部分消费者已经获更换新机型D610。同样的质量问题中国消费者获得的待遇与欧美消费者不同。

但对有官方媒体指责尼康“歧视”中国消费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并不以为然，“真要解决问题，扣帽子怕是没太大用处。”

他认为，尼康在此次事件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是尼康售后服务和质量反馈体系出了问题，也是日本制造业整体地位下降等因素的体现。这些原因都造成“尼康在中国市场没有及时反馈质量问题，而是把精力过多地放到了推诿之上。如果其在华售后服务政策与在日本母国和欧美有所差异，说明尼康公司决策层需要及时适度调整其经营策略了。”

统计数据显示，尼康D600相机累计已在中国大陆销售48000台，中国市场很有可能是尼康该型号产品在全球销量靠前的市场。与其他在中国有巨大市场空间的跨国公司一样，尼康的命运与中国市场息息相关。3月17日，因黑斑问题被曝光，尼康股价下跌4.2%,至五周低位1,686日圆。

尼康市场部负责人胡嘉荣表示：针对D600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尼康将负责维修，如果不行还有问题，就进行新机器的交换。总之让我们的用户使用到令他们满意的产品为止。”

梅向荣说，“尼康D600集体维权具体进程取决于尼康对中国用户的尊重程度和对中国法律的重视程度，也取决于消费者对解决方案的接受程度。”

在此前，律云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实现了3天内维权征集、信息沟通及维权确认。截至目前，已有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超过300名消费者通过上述三种渠道欲委托律云代理维权，报名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中。

刘彤希望尼康D600的用户们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至少让“怕打官司”的消费者因为集体维权而改变一些看法，“能勇敢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光在网上吵吵。”

他还在攒钱，希望能再买个广角镜头，放到D600上用，在接受采访的当天下午，他正要出发去婺源拍春天的油菜花田，带着他的尼康D600。“还得用它，没有别的机器。油菜花就在那里，不能等。”刘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