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传来87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新闻业老兵。

章诗依/文灾难在造就死亡与痛苦的同时，往往还附带造就一样东西：明星记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如此。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为他铺下了通往明星记者的红地毯。那是1954年，他刚刚加入哥伦比亚第二大报纸《观察家报》不久，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一个城区发生恶性地面坍塌，导致多人死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调查很快指向政府管理上的疏忽。他在报道中说，由于缓慢涌出的地下水并未疏导，塌陷事实上从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这篇报道奠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接下来的两年里的报道气质：以详尽的调查、反思，反驳官方版本，展现国内的现实状况。

很少有作家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幸运，人还在世，就被读者与评论界齐心协力抬入“伟大作家”的殿堂。同样，也很少有作家像他这样，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仍然对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一往情深。他甚至认为，斯德哥尔摩的评委们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给他，一半原因是出于对他新闻事业的肯定。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反，许多记者出身的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后，对自己当年的饭碗都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崇敬的两个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在成名之后，非但没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对新闻职业充满感念之情，相反却屡屡施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在他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中，主人公之一“我”，是一个看破红尘的英国记者，活得相当疲惫与空虚，同时又对新闻业怀有一股驱之不散的乡愁，认为六十年代的记者已经不复像用气球传送新闻的时代，那个时候，记者们还能够从容地写出好的新闻报道。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中，格雷厄姆·格林对新闻这个行当的厌弃，通过笔下塑造的记者帕尔金逊这一形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且看他是怎么描写帕尔金逊的吧：“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躯里，因为缺乏新鲜空气，道德感早已腐烂，死亡了……除了支票的数目大小，任何东西也不会叫他难过或失望。”或许，格雷厄姆·格林是在向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伊夫林·沃学习吧。同样是记者出身的后者，在上个世纪初写作的小说《独家新闻》中，毫不客气地将新闻人描绘成了群丑。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双峰并峙、恩怨交加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有过新闻从业的经历，在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他直接将一个记者塑造成了敲诈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他对新闻业的咏叹持久而深情。他了解新闻业的黑暗面，但知道光明也并不虚妄，他愿意放大这光明。1996年，身为伊比利亚美洲新闻基金会会长的他，在于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美洲报业协会第52届大会的开幕致辞中，做了题为“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的演讲。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已名满天下，但是，回望新闻业，他表达的是生死以之的热情。演讲的末尾，他说：“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死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这简直就像对爱人的抒情，能诠释这种热情的中国新闻人，应该是七十年前的张季鸾。这位天才的报人，在烽火燃遍大半个祖国山河的时分，为新闻燃尽了生命之火。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操心《大公报》社论的写作，其遗嘱中，语不及私，都是砥砺、期望《大公报》同仁团结奋发争取国家、民族复兴之词。

热爱过的人，才说得出那样的话。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业的热情，既不夸张，也非矫情。在多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中，记者生涯都是浓墨重彩的篇章。记者之于他，是饭碗，是生存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抱负的手段，当然，更是他小说创造的灵感源泉。

用详尽的事实还原真相，反驳官方版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鼎盛时期的典型风格。代表这一风格的最负盛名的新闻作品，是对一次海难的颠覆性报道。1955年2月下旬，哥伦比亚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途中舰艇失去控制，除了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汉德罗·维拉斯科幸存，其他船员均遇难，事故原因的最初说法是遇到了暴风雨。维拉斯科在没有食物、很少饮用水的情况下，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后获救。立时，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总统授勋，媒体追捧，到各地巡回演讲，光环逼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维拉斯科做了十四次、每次约四小时的采访，无意中揭露出军舰并非在暴风雨中颠覆，而是因为载有走私货物而下沉，而军舰的安全程序也有欠完善。报道让军政府扫尽颜面，也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政府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对于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信奉的原则。事实上，他采访幸存海军军官时，这起海难已经是一桩旧闻了，《观察家报》的负责人对于报道这一题材并无兴趣。然而经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非凡努力，对这桩旧闻的报道，成为当年的头等新闻事件、文学事件与政治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名后，根据该报道结集的《船难水手的故事》一书，25年间售出1000万本。

对于铁幕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中的另一笔绚烂之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光谱复杂，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反独裁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倾心社会主义，是他青年时期坚定抱持的政治立场。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绝非简单的教条主义者。他相信的社会主义，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基于诚实而犀利的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9年发表的系列报道《铁幕后的九十天》，成为特殊历史时刻的非凡见证。而他本人，则被誉为有先见之明地批评苏维埃体制弱点的一位心怀善意的观察家。

即使在今天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半个世纪前对苏维埃体制的观察，仍然闪耀着睿智的光芒。在东德，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尽管吃着火腿和鸡蛋的早餐，但“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在苏联，他思考着苏维埃政权能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能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上，这个政权却显得如此失败。对于外来者，莫斯科一派光鲜，呈现最好的一面，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说：“我不想认识整理好头发之后才出来待客的苏联。一个国家就像女人一样，你要在她们刚起床的时候认识她们。”

“所有的共产政权都被退化的遗传密码所诅咒”，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的事实。但是，他仍把对美好社会的希望放到最后的寄存之地——古巴，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招来了苏珊·桑塔格的无情批评：“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厚颜无耻，他爱上了他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成为大统治者的朋友。”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在思考与成长，最终，他倾向于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体系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上最好的职业”里坚持了近三十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他新闻生涯的告别演出。当时，他经常给以“对抗假消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为办刊目标的杂志《抉择》撰写政治评论，这是他成名之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

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关注新闻业的变迁，并深致忧患之情。十六年前，他就已经觉察到，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他对创立于十五世纪的新闻这门行业的名称新闻学，如今被改为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颇不以为然，调侃为“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他认为当下的新闻教学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