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 首页 > 观察家 > 文化 >
无聊的思想
2014-04-21 18:25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丁力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只有狂妄而又胆怯的权力僭越者,才会以他们的权力范围为界限,肆意切割思想和价值

丁力/文

在基督教和野蛮人的反复打击下,欧洲进入一个漫长的黑暗时期。虽然近年来有些历史学家在中世纪找到一些闪光点,但摇曳而稀疏的烛光无法照亮一个大陆。那时的黑暗与蒙昧是普遍的,早先的灿烂文明被遮蔽,甚至不能给中世纪的堡垒投下一道阴影。自称掌握宇宙真理的教会迅速腐败,但世俗权力仍然强大。在权力被分割的态势下,海外贸易带来经由东方的启发。于是,文艺复兴以人性反对神权,而启蒙运动人则强调人的理性。但是,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变得狂妄自大,大有以人取代上帝之势。在一些国家,人们创造的人间奇迹,便是在人间树立起一个又一个神,然后在神的脚下匍匐颤抖。20世纪的极权统治,是这个趋势的顶点。

在18世纪,哲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理性的缺陷。虽然阿图尔·叔本华批判逻辑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但他的出发点是康德,他对理性的挑战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读叔本华的书,还是经常使人想起王阳明。确实,他们都深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对于王阳明,佛教是西来的;对于叔本华,吠陀是东方的。但他们都不拒绝接受来自异域的启发,也不会隐瞒这一点。尼采也是这样。尼采谈权力,只区别超人和末人,不谈国界。只有狂妄而又胆怯的权力僭越者,才会以他们的权力范围为界限,肆意切割思想和价值,努力向他们控制之下的大脑灌大粪。因此,在固化的统治阶层中,超人最多只会出现一次,然后,末人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并且一蟹不如一蟹。它们茁壮成长为在堤坝上打洞的河蟹,不是在大海里游泳的招潮蟹,更不可能是须仰望才可见的星空中的巨蟹。

意志和表象

这篇小文主要管窥叔本华(1788-1860),不谈王阳明(1472-1528)——他是另一座高峰,也是中国思想连绵的山脉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因为缺乏理性的指导,王阳明在20世纪的追随者很少能够真正理解他的思想。

在理性的大潮中,受到东方哲学启发的叔本华把西方哲学引向另一个方向。他承认,他的哲学刚一出世,哲学教授们就发现“同他们的那些货色格格不入”。叔本华反抗理性,强调生命和意志。他当作哲学对手的人,费希特和黑格尔,分别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驱。民族主义也是西方那一套。叔本华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同时代而年长的黑格尔(1770-1830)。他失败了。

叔本华反抗理性的压迫,但他的工具仍是理性的:抽象的概念、缜密的逻辑论证和体系化的形而上学。中国人至今没有学会使用这些工具。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在这本书的后面,他附上了很长的一篇《康德哲学批判》。其实,这篇文章应该放在全书的前面,因为叔本华是从康德开始他的哲学。也可以把批判看成是他对康德表达的敬意,因为他把最高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叔本华承认,他的思想“彻底在康德思想路线的影响之下”。他认为:“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和自在之物[两者之]间的区别。”(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康德的思想受益于约翰·洛克。洛克把广延、形状、运动等作为事物的第一级属性,而把感觉所得到的作为第二级属性。一般而言,倾向经验主义的英国人到此为止,但爱好形而上学的德国人不会就此满足。虽然英语和德语是近亲,德语却更适合表达复杂的抽象思维。康德把感觉所得的事物性质列入现象或表象的范畴,在表象背后的第一级属性是“自在之物”,也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费希特(1762-1814)进而认为,“自在之物”就是“自我”。

在佛教哲学中,组成“人”的有“五蕴”,其中有“识蕴”。识有“八识”,也从感官开始。不过,这些“识”之间并没有被打上隔断。第八识阿赖耶识超出了现象世界,是精神的本源,是本体、实相。在印度佛教中,诸法实相不可言说,一切皆空,“诸法无我”。到了禅宗兴起之后,“我”才突出。因为被用于族裔歧视,现代日本有学者要证明“如来藏”不是佛教思想。也许不是印度佛教思想。但“如来藏”是中国佛教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人人平等:每一个人(且不谈其他有情)都是潜在的如来。因此,每个人的意志都可以是自由的。

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人物竺道生(355-434)说:“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他是在说“无情亦有佛性”。竺道生的立论依据是佛经。但他在大本《涅槃经》传来之前,已经“孤明先发”,提出即使断绝善根的人或“一阐提迦”也可成佛。此后,中国佛教具备了彻底的平等精神。在翠竹黄花之说,平等更超出了“有情”众生而到达“无情”之物。“真如”是有情无情都具有的“佛性”,是世界的本质,也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叔本华的“意志”,或者从孟子到王阳明的“心”——但“心”限于人类。儒家关心的重点是“人”。

不少学者认为是中国人写的《大乘起信论》认为:“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这些差别在现象界,现象因妄念而起。《起信论》又说:“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此识有两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阿黎耶识”即“阿赖耶识”。元晓认为,“如来藏即是阿黎耶识。”阿赖耶识可以到达本质。

与“如来藏”相近的是叔本华的“自在之物”,不是康德的“自在之物”。

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他又说:世界也是“我的意志”。意志是自在之物。意志的客体就是康德所说的现象。叔本华说:“意志把自己客体化于现象之中,”但是,意志是自在之物,并不包括在现象的杂多性和交换之中。叔本华说:“意志就是真正的自在之物。”(着重号为原书所加)他说:“每个人就是这全世界,就是小宇宙,并看到这世界的两方面都统一都完整无遗地皆备于我。”“两方面”指表象和意志。这样,被认识分裂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就完备地统一于“我”。如果孟子看到叔本华的这个结论,一定会点头称许的。

儒家认为,上天意志体现在民。反过来,也可以说,民的意志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政治的任务就是,在个体的民的意志中找到完整的上天意志,并加以实施。即把小宇宙连接为大宇宙。

从以上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中国思想、西方思想这样的区分。它们都有对方的基因,而且都是以人类共同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它们内部之间的分歧,常常大于和对方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个人的“意志”,以及越来越少见的、特定语境中的权力干涉。中西哲学是可以融洽互补的亲属,绝非互相排斥和对立的仇人。思想在开放中才可能发展,而开放的思想一定不具有排异性。排异性是封闭的权力的特色属性。

政治需要哲学。国王需要哲学,哪怕是号称为哲学的浅薄、无聊的低劣替代品。但哲学并不需要国王。

痛苦与无聊

叔本华把人作为小宇宙、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合体,在哲学上突出人的地位。然而,他也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幻想。在《叔本华与尼采》(1903)中,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这样评价叔本华:“从他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和评价,我有时有这样的印象,似乎不仅实在的痛苦,而且岁月的百无聊赖和令人麻木不仁的单调都构成他的悲观主义的最深刻的实质。”

叔本华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大概是:“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此句出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7节。叔本华接着说:“下面这一事实很奇特地,也必然地道破这一点:在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天堂和人间天堂据说是没有痛苦的,因此必然充斥着无聊。

人间天堂部分实现了。那些掌握全部权力、控制全部资源的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虽然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的人生仍然如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但就国家范围而言,官僚们自己占据了无聊,而把痛苦留给其他人。

所以,拉罗什福科说:“庸俗的神态有时在军营中消失,但决不会在宫廷中消失。”宫廷中特有的庸俗神态产生自无聊。拉罗什福科公爵(1613-1680)是法国贵族,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先后卷入反对两任首相黎塞留、马扎然的宫廷阴谋;参加反对王室的投石党叛乱,两次在前线身负重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法国正处在上升期。太阳王路易十四在1661年亲政,正值公爵的盛年,而法国大革命要在公爵死后109年才发生——清末宣布“预备立宪”至今都有108年了。在他的晚年,法国的动荡局势尘埃落定,拉罗什福科与王室达成和解,流连在贵妇的沙龙(虽然他轻视女人),著有《道德箴言录》。上句引文便出自这本小书。

红衣主教黎塞留为法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法国在盛世的初级阶段陷入阴谋和内战。即使在如此火红的年代,庸俗和无聊仍然是在宫廷里回荡的主旋律,因为权贵们把痛苦留给了人民,他们自己就荡到了摆的另一端。官僚比出入宫廷的贵族还要空虚,即使繁忙的会议、频繁的迎来送往也不足消除他们的无聊。很容易根据他们的蛮横而无聊的神态把他们分辨出来。

“无聊”是一种精神状态,在汉语中是无所寄托之意。“聊”是依赖、寄托。《战国策·秦策》有“民无所聊”之句。在贪官被抓住之后,组织上就会指责他们“放松政治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诸如此类。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论是对的。无论内容如何,真诚的学习、改造和追求都是一种寄托,让从事者摆脱无聊,大步跨入有聊阶级。范进考举人,官僚求升官,都是有聊。但他们的愿望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放松学习”而坠入无聊。

“无聊”在德语中是Langeweile,由“长”和“时间”两个词组成,可见长时间做某件乏味的事情——如宫廷歌舞、学习文件、开会——是培育无聊的温床。Langeweile在法语中的对应词ennui更常见。在英语中,ennui也在侵蚀boredom的使用率。不过,前者的无聊层次更高一些,一般被翻译为似乎有些情调的“苦闷”,日语也用这两个汉字。苦闷的本质仍然是无聊。人们不能因此断定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无聊,或无聊得更著名、更雅致。也许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情感多于理智,而法国文学比德国哲学有更多读者,法式无聊也就更有“文艺范儿”了,因此受到热捧。

无聊的精神状态不是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独有的:拉丁语的“无聊”是tedium,现在仍在英语中用着;勃列日涅夫不断给自己授勋,挂满一身的勋章是无聊——根据级别,苏联主席应该够得上“苦闷”了——的显著象征。中式无聊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孔子、庄子不能免,皇帝、贵戚更不能免。明武宗已经是皇帝,还给自己封官授爵。更糟的是,他还是军事爱好者,自封威武大将军,以战争为儿戏,玩得不亦乐乎。皇帝淫荡,但不扫黄。太监的无聊最难排遣,尤其在皇帝睡去的夜晚;他们有更强烈的弄权冲动,无论是否出于初衷,结果都是祸国殃民。所以,“无聊”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国学院教授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去申请国家级“科研课题”经费。

从“无聊”这件事可见,一个人即使曾经有过饱满的精神,也会颓废。精神没有保鲜膜,政治也没有保鲜膜,“腐朽”不受时间、地点或阶级的限制。制作木乃伊就是因为不相信保鲜的法子。

不过,孔子是相信有保鲜膜的。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能够在穷困中固守,小人陷入困境就无所不为了。拉罗什福科也说过类似的话:“使贤人幸福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一个疯狂的人满足: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幸的原因。”他认为几乎没有贤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疯狂的,并因此而“不幸”,亦即叔本华说的“痛苦”。虽然孔子也认为贤者极少,几乎没有仁人,但他还是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几乎不存在的人身上。

孔子错了。不过,可以为他辩解的一点是,道德完善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因为他们(将)承担社会责任。孔子还没有想到给百姓建立道德档案。道德完人之有无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歧,并分别影响到政治实践。虽然拉罗什福科也承认有贤人,但贤人的预期道德境界比圣人的低,贤人也不一定是政治人。公爵反抗当权者,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公爵也比素王深刻得多——这正是《道德箴言录》广为流传的原因。他绝不会糊涂到指望圣君降临。

焦虑与平静

在叔本华之后,西方哲学的一些分支继续受到东方哲学的影响,包括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在叔本华之后,西方哲学继续裂变。心理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叔本华的影响也随之到了心理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性欲不满足带来的痛苦和病症。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人类心理的共同“原型”。荣格的理论不是仅仅基于西方哲学,他还受到中国思想的启发,特别是《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为《金花的秘密》)。后来,心理医生们更发展出心理考古学,在心理分析中挖掘人类历史的印迹。诺姆·乔姆斯基在语言中也找到了类似的原型。可见,人类确实拥有共同的心理基础。

约翰·G.阿拉普拉有一本书:《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这位印度裔加拿大教授浸润在东西方两种宗教传统中。他说:“焦虑是西方精神性中的一个基本成分,而且不容争辩地具有它在基督教本身之中的根源。”“在由吠陀、吠檀多和佛教所决定的印度精神领域中……现实是在焦虑被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人的现实概念只有以平静的方式才能作为引起它自己的媒介。”

他的判断是成立的,但两类宗教造成的结果也许没有他认为的那样大。基督教是一神教。在精神专制之下,焦虑是常见的精神病症。在世俗权力的专制之下,精神麻木是常态。焦虑中有自我意识,而麻木则消除了感受能力、恻隐之心。孟子说过,有了恻隐之心,才可以成为人。麻木克服了焦虑,但陷入更坏的状态。麻木是统治者用暴力制造的理想状态,被统治者只有在麻木中实行自我保护。但是,时间久了,麻木也就转化为一种本性,甚至发展为后天性愚痴。如果不改变外部环境,麻木这个心理疾病就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疗,必然作为文化遗传因子,代代相传。鲁迅的贡献之一是指出了这一点,并做了生动的文学描绘。

一个焦虑的社会未必是一个笃信上帝的社会。在一些地方,人们不担心死后地狱的惩罚,不担心末日审判,却焦虑当下不受控制的权力对他们的惩罚,担心失去他们暂时被允许拥有的一切。像爱一样,权力施加惩罚不需要理由。然而,那些攫取权力的人虽然肆无忌惮,其中一些明白人却担心可能降临的正义。于是,无论是握有权柄,还是被权力之刃顶在胸膛,只要他们还没有足够愚昧,都一样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在崇拜(神或人)的时代过去之后,仍有人把别人的信仰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在自己的欲望中焦躁不安。但仍然有虔诚的宗教徒。比如,努力的佛教修行者会穷尽一生学习死亡,走向涅槃。藏传佛教的信徒通常是学习如何渡过中阴(Bardo)——两次生命之间的过渡期——向死而生,期待回归此岸的生命。据信,只有极少修行者才能摆脱轮回,即身成佛。

可以通过苦行达到平静。平静的极端是死亡。在很多时候,平静是无聊的一种,焦虑是痛苦的一种。痛苦和无聊之间的摇摆、焦虑和平静之间的摇摆是“人的境况”,与生命同在。痛苦是欲望不得满足产生的。无聊不是低级趣味,而是对事情毫无兴趣,只有厌倦、烦恼和疲惫。所以,有闲阶级并不清闲,因为无聊占去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否则他们就会陷入痛苦;所谓的镀金时代在很多时候并没有黄金,只是刷了一层金光闪闪的黄漆而已。

唯有不断的斗争,才能消除无聊。而心理学家无法治疗的焦虑,可以用文学抵抗或消磨。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多部著作、萨特的《恶心》(1938)、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1975)都有这种功能,至少是对于作者本人。然而,在统治者变得更加焦虑的地方,这种抗争被禁止。

如果主导人们的情绪是无聊和焦虑,那么,政治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即使斤斤计较的私利也不完全是理性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僭取者为什么往往不肯少许放弃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直到被推翻——那个比让权、让利更坏的结果。即使没有轮回和最后审判,这些违背上天意志的人也很难跨越精神的中阴状态而进入新的高级生命形态,因为精神的堕落几乎不可挽救。

 

相关文章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