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访谈系列之一

杜然/文

高立希顶着满头白发，走进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的餐厅，他的手里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夹在书页间的一些即时贴露在外面。坐下后，他心不在焉地跟我聊着天，不时转过头看着门口的方向。他在等阎连科。

那本红皮书是阎连科的小说《受活》，是高立希目前正在翻译的一本书，他说书里的河南方言很难。75岁的高立希瘦高个儿，这天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式褂子，让人想到了胡兰成，虽然也说不上两人究竟相像在何处。高立希的中文表达能力极好——与大家想的不同，这在汉学家中并不是普遍的事情。

阎连科刚一坐定，高立希就翻开《受活》，指着做了记号的地方，两人低声交谈起来。其中一处，令阎连科沉吟半晌，说道：“这里恐怕是编辑改错了。”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高立希是中国小说最好的德文译者。眼前的高立希认真的样子，多少证明了这个判断并非不实的褒奖。

我跟高立希约好，采访定在第二天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结束之后。

高立希说他来自柏林以南100公里的一座小城科特布斯。这是谦辞。科特布斯是勃兰登堡州第二大城市，位于柏林和德累斯顿正中间的位置。当科特布斯的足球队还在打“德甲”的时候，有一个叫邵佳一的中国球员曾在这里效力。

1957年，有一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可以记上一笔的事件：第一本汉德字典在中国出版。这一年，一个叫乌尔里希·考茨（Ulrich　Kautz）的东德年轻人进入莱比锡大学翻译系，“当时我对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本来想学英语和西班牙语，但他们说人招满了，问我别的语言愿不愿意学，我只能勉强答应，然后问我中文行不行，我说行吧，于是学英语和汉语。”老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考立希。后来他发现中国人没有姓考的，就要求改成了高立希。这个名字到现在已经跟了他50年。

又过了好几年，高立希才见到那本汉德字典，他说，字典很薄，内容也不可靠。同样不可靠的，还有师资、教学条件。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来自中国，但这位老师一点外语不会，上来就说中文，说不通就画画或者比手势。“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他比划了一个长条状，我们猜香蕉、猜黄瓜，结果答案是狗。你要早‘汪汪’几声我们不就知道了嘛。”

1961年，高立希毕业，“跟你们以前的统一分配制度一样，我们也是分配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学习成绩不错的高立希，进入了外交部，虽然他并非统一社会党党员。“我一直没有入党。我这一辈子，有四次让我入党。第一次是刚进入外交部的时候，他们找我谈话，我说自己太年轻了。最后一次是1989年柏林墙快要倒塌的时候。那是在5月份，系里的党委书记跟我说，考茨先生，你是不是现在加入统一社会党，要是答应的话，保证到9月份就能提拔为正教授；我说现在我快50岁了，这个年纪太大了，用不着往上提教授。这是第四次。”

6个月之后，柏林墙拆除，两德走上了重归统一之路。历史再往前推28年，当这堵墙建起来的时候，它曾是促使高立希决定到中国工作的因素之一。

“我到东德驻中国使馆工作，也是挺奇怪的经历。那里本来有一个英语翻译，跟南斯拉夫使馆的外交官有了什么关系，南斯拉夫！铁托！阶级敌人啊，然后马上就被送回东德，马上要人代替她的工作。我一新来的，刚到外交部两个礼拜，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中国工作，我说当然愿意，学汉语就是为了跟中国人打交道。那你两个星期后可以出发吗？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22岁，说走就能走。更何况，当时我特别想离开柏林。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修起来了，东柏林的气氛在我看来非常可怕，在北京安安静静，会舒服一些。”

高立希在北京呆了五年，中间回国结婚，太太也是翻译，两人曾经有过一次未成功的翻译合作，这是后话。“1963年她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老二还是在北京出生的。老大本来也要生在北京，因为我爱人生病，被迫回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疗事业还不发达。”

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高立希回国。在首都机场，红卫兵围上来，他们大声喊着“打倒修正主义”，因为东德跟苏联在一起，“还象征性地给了我两个耳光，我吓死了。”高立希的正式身份并不是外交官，因为他不是党员，只能做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回国后，我的司长找我说，考茨先生（说到这里，高立希凑近一些，仿佛是为了强调接下来要说的话），他们没有用‘同志’这个称呼，这很有意思，入了党就喊‘同志’，司里面没有你的位置，我只能在工作岗位规划之外，暂时继续雇用你。我很着急，有两个孩子，在柏林还没有房子。”

高立希的一个朋友，原本在一所大学教英语，正好在这个时候，要调到另一所大学，他让我去顶替他的位置。“然后两位老教授对我进行了面试，也没有问我入党没入党，就同意我到他们那里工作。”

高立希在那儿教的是翻译班，班上的学员都是学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另一门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俄语，当时东德的汉语专业已经停止了，直到1971年才恢复。高立希发现之后，于1973年到洪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直至1992年。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开始文学翻译的？

高立希：我的一个好朋友准备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集子，里面收录了王蒙、李准、欧阳山、邓友梅等人的短篇小说，那是1981年，他问我能不能翻译一两篇，我说可以试试。之前，我从来没做过文学翻译。我翻译的是王蒙的《风筝飘带》和李准的《芒果》。

经济观察报：你已经翻译了多少作品？

高立希：翻译过多少本？没有统计过。我跟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美国知名汉学家——作者注）不一样（笑），没准确的数字，大概四十本不到，基本都是中篇和长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另外，还有现在依旧在重印的陆文夫的《美食家》，德国读者特别喜欢它。我原本不想翻译这本书，瑞士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找到我，后来发现，这个小说真不错，而且翻译的过程很愉悦，完全符合我个人的偏爱。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来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工作，负责高级口译培训班，那是1992年到1995年的事情。期间，我去了苏州，把刚出来的德文版送给陆文夫。他原来不太想见我，因为几个礼拜之前，有另一个德国汉学家马丁去找他，两人似乎不是太愉快，我不知道细节。所以，他对德国的汉学家印象不好。后来在他家吃饭，他太太做饭很好吃，我们俩吃了很多黄酒，从中午到晚上，一直在聊天，无所不谈。我们两个人经历差不多，他“文革”受到迫害；我在东德因为不是党员，一直不让我当教授，最后十年，到美因兹大学，才当上教授，之前一直是讲师。

经济观察报：你通过什么渠道关注中国文学？

高立希：我看的中国文学并不多，实在没有时间，有很多大陆、台湾的作家把作品直接寄给我，都希望我来做德语的翻译。我看书比中国人看得慢，另外还要看德语的新书——作为文学翻译，应该跟自己国家的文学随时保持很紧密的关系，要不然你的文本就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我还会看文学评论，另外就是朋友的推荐。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一般是出版社找上门还是自己主动选书？

高立希：一般都是出版社来找我，我不找工作。选书，首先我要自己喜欢。棉棉的《啦啦啦》，我肯定不会翻译。另外还要考虑时间问题。

这些年我翻译余华的作品比较多。1997年是《活着》，1999年是《许三观卖血记》，2009年《兄弟》，最近的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特别喜欢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但出版社就是不肯出，以后可能还是有希望出版。

此外，还有阎连科的两本——《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受活》年底交给出版社。

经济观察报：德语市场对这些书的反应怎么样？

高立希：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批评家觉得很精彩。我的儿子看完之后，跟我打电话说，爸爸，真想不到你还会说这样的脏话。阎连科的每本书都是一个特殊的风格，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家。

很多朋友，包括我的编辑，都让我自己写点东西，我老跟他们说，我没有这个资格。阎连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你的想象力。

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比较重要的出版社都想出版一两本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我的三本译作，一个是皮皮的《所谓先生》，这本不太有名，但我觉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