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云也退/文 “在各种交通方式中，火车也许最益于思考，”阿兰·德波顿写道，“同轮船和飞机比较，坐在火车上，我们绝不会担心窗外的风景会单调乏味；其速度适中，既不会太慢而让我们失去耐心，也不会太快而让我们无法辨认窗外的景观。在行进过程中，火车能让我们瞥见一些私人空间……虽是短短的一瞥，却给人无限暇思。”读完德波顿，我觉得关于坐火车的感受，已被他谈得差不多了。

但散文穷尽的地方，诗却刚刚开始。帕斯捷尔纳克，他一生究竟坐过多少次火车，他最早的一部诗集，里面便有一首《火车站》，第一句就抓人心魄：“火车站，烧不烂的保险柜/存放着我的相聚和相别/这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向导/只起算功绩而不作总结。”他最有名的诗之一，作于1917年的《生活，我的姐妹》，写到五月在去往卡梅申的旅途中“读着火车时刻表/它的规模比《圣经》还宏大”，诗的最后四句值得拥有一百个译本：“人们眨着眼，却睡得香甜/亲爱的人也像幽灵一样进入梦乡/此刻，心在一个个车厢平台上拍击/将许许多多车门撒向草原。”

这不是单纯的抒情，按照一些批评家的说法，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巨变的感觉，有些期待，有些紧张不安，俄罗斯的命运正因那列载着列宁前往芬兰车站的火车而改变，而诗人盼望列车能奔腾前进，犹如生活一般，但又唯恐“车上的制动器刚一刹车……太阳给我投来同情的残照”——不是我的站，我的站似乎永远无法抵达，我只能在一次次期待之中，感到生活犹如“汛期的春雨在众人身上撞碎”。

人们鹦鹉学舌，说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这话不适用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明明画的油画，可你用蜡笔来临摹，画出的画面依然会震撼到你；他弹奏的是交响乐，哪怕你只能用嘴哼出一段主旋律，听者仍然可以想象原作的雄浑豪迈。帕氏第一部诗集的第一首诗，那首石破天惊的《二月》，就给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调子：“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抒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有声，有色，有形，百感交集，任何一种知觉都牵动着其他的知觉，将读者的心悬起又掷下，冬春、悲欣、泪水与歌声、坚硬豪放与柔软感伤前后相接，到处是临界体验。接下来，场景里出现了一辆“轻便马车”，迅速赶到“暴雨喧嚣”的地方，那里，“成千的白嘴鸦”从树上落到水洼里——依旧能量充沛，英姿勃发。到了末四句，帕氏挥毫呼应开头：“水洼下，雪融化之处泛着黑色/风被呼声翻遍/越是偶然，就越是真实/哽咽着编入诗章。”纷繁杂陈的意象，一句话收束于哽咽诗人的笔尖。艺术家吞吐着一整个世界——帕斯捷尔纳克一生的主题，在这第一首诗里就昭然于外。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让我觉得此生不虚的诗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饱受古典音乐和美术的熏陶，五感如此发达，写出的诗如黄钟大吕，气象恢弘，有交响乐的节奏感。他喜欢有爆破性的用词和意象：一声号哭，一道闪光，一记刀劈，一个紧抓的动作，喜欢富能量的自然性意象，例如燃烧、冰冻、皲裂、生命的成长。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写音乐：

“音乐被强制地赶进棍棒中过了半个冬季，现在它用脚掌沿着音管吧嗒吧嗒地从那里爬出来。突然，听众开始像潮流般平静地涌了进来，是要把城市腾空后让给敌人。音乐被释放出来了。它是花哨的，音色丰满的、音量闪电般增大的，跃进似的散开在舞台上。它被调整好，它急速地趋向于和谐，在达到前所未闻的混响声后，突然旋风般地在低音度上戛然而止——所有的音全都静了下来，并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台前的脚灯前。”

这种富有动感的拟人法，帕斯捷尔纳克用得炉火纯青。犀利的五感加上瑰奇的想象力，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可把世上的任何事物纳入诗中，千变万化而不落俗套，每一个摄入眼里的画面，在他写出来都会富有奇特的激情。

帕氏的大多数诗，起手还比较平淡，然后突起惊雷，展示了强大的兴风作浪的能力。如《铃兰》：“酷热自清晨开始。但是/只要拨开灌木，沉重的正午/就会喀嚓一声碎裂在后方”，并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环境的沉寂已神奇般地被打破了，接下去，“……它的肋骨和光线扑通一声/栽倒在颤抖的光彩的边缘”，画面完全动了起来。他把所有的意象都置于人的感官的干预之下，诗句的空间里始终潜伏着无形的力量，如同上帝，时时拨动那些无生命的物体，你像坐在电影院里一般，紧张地等待着一场由不知何处扇动的蝶翅引发的飓风。

当帕氏将“我”直接引入诗句中时，诗歌就转入对动人的人间情感的描绘：“街灯如同羽翼轻薄的蝴蝶/在凌晨发出最初的颤动/我对你轻声诉说的话语/也恍如酣然沉睡的远景”（《白夜》）。他也特别偏爱女性人物，写到女人的容颜，他总是让文字保持一个长时段的凝视状态，奇幻精致的想象高潮迭起：“莫非你愁眉锁眼的神态/传达了你情感的矿藏/和秘密闪光的心的岩层？”（《没有称号》）

如我们所知，帕氏晚年一直潜心于《日瓦戈医生》的写作，飞雪、暴雨、春天、阳光、黎明、黄昏、爱情，大地上遍地闪烁的光……被纳入了另一种体裁。在摆布意象这方面，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永远是大手大脚，但是狂野里仍有控制。且看《日瓦戈医生》的附诗，那首著名的《邂逅》：飞雪漫天，树木和栅栏远远消逝，“你”出现在“我”的门前，“嘴里咀嚼着潮湿的雪”，接着雪水流下，秀发闪烁，“你”的眼神忧郁，“你”的身形曼妙。然后高潮到来，重音忽而转轻，写苦难苍茫时代的爱情，他用上了最朴实无华的句子：

你那美丽的面容，

将在我的心中永驻，

因此，我不再过问

人世间的残酷。

大卫·里安改编的《日瓦戈医生》电影里充斥着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偏见，红军指战员斯特列利尼科夫被刻画成脑子被洗过后又花岗岩化了的愚忠分子，好在这个片子还是留下了一首经典名曲《重逢有日》，它的旋律唤出了这样一幅画面：雪橇像一对并排的笔一样在西伯利亚的大地上划过，融雪之下翻起一朵朵小小的泥浪，它们嗒然落地，又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很快冰冻起来。

这种景观，和火车一样，刻写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深处。帕氏诗中无形的自然力，冰雪的融结，树木的荣枯，季节的交替，都是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唯有从泥泞这一类事物中去捕寻和感知，它们是力的证据，是被力改变了的世界纷纷溅起的可见的碎屑。然而，人主观的力，即感情，则天然地希望介入并杀透这无法控制的客观世界的围堵，于是人必须活动、步行、远走，社会必须动荡、纠错、向前。故而，帕氏写了《日瓦戈医生》，在读过诗歌之后，你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部对火车的颂曲，他为他钟情的交通工具投入了大量动人的笔墨，它载着日瓦戈一家前往西伯利亚，它连接着人类社会与自然景观，让两者之间保持共鸣——他在1910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春天“轰鸣作响着，在烟雾弥漫的掩护下/奔向近郊的那些小火车站。”

“晚期风格”是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研究主题，一个文人一生的写作会随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通观《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1950年代后，上了年纪的诗人锐气削减，稍显沉闷，虽然艺术家的豁朗依旧（“存在并没有多么艰难/生存是最简单的事情/朝阳捧出绯红的笑脸/输来暖意在周身流动”），但平淡了许多，有时他干脆只是描述场景，不再有才华横溢的超拔词句。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首《乘火车旅行》：

“一列列车全速疾驰着/车轮推着火车头向前飞滚/周围是树脂味重的针叶林/前面还会遇到某种不测/山坡上长满了白桦林……”女验票员卷发吹拂，老鹰的阴影投在路基上，两边的森林“伫立并瞌睡直至今天”，旅客成群地涌向车站，“院子、大门、门牌/门廊、楼梯、住宅/这里角逐着各种激情/为了改造这个世界。”

诗人是在怎样的政治压力下写出这些句子的，我们无法想象。苏维埃巨舰稳定了下来，火车也失去了早年将车门纷纷拍向草原的雄浑之力，人们仍然在动，但他们失去了名字，彼此面目雷同，“铁路工务人员、看守人、售票员、列车员、押运员”，而在过去，帕斯捷尔纳克即使在一字排开“男人，女人，和孩子”（《夏娃》）的时候，文字之间都是暗流涌动。在长篇回忆散文《安全保护证》里，帕氏这样描写乘火车一路前行的体验：“车站，车站，车站……车站像石头螟蛾似的纷纷飞向火车尾部。”

他被俄罗斯作家共有的乡土情怀挽留在了这片寒冷的大陆上。就像他一首诗作的题目“永远转瞬即逝的雷暴”所显示的一样，那个纯粹超卓的帕斯捷尔纳克，始终在期待着一场如注的暴雨，泥泞飞溅，轮毂咔嚓，奇迹纷翩。即使他的诗才受到压抑，这份期待我想也未曾稍弱。他忠实于初心，那初心就是像进入春汛一样的生活而沉浸其中，而生活就如火车一样，永远在前进，咔哒，咔哒，咔哒，期待连绵的风景过后的下一个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