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目光,内观东方的心灵

章乐天2014-07-07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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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章乐天/文 在法文里,“大海”一词是mer,发音同mère(“母亲”),一些研究约瑟夫·康拉德的学者们相信,康拉德转向航海事业,后来写海洋小说,同其母亲去世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博学多才的父亲翻译的雨果的《海上劳工》,也影响了儿子的成长。这对夫妇在儿子不到12岁时就先后辞世,将他的命运交给了海洋,自己的肉体魂魄则消散于陆地,确切地说,消散于19世纪后期的沙俄帝国,这个政权,除了统治面积同样广袤之外,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海洋相反。

一谈论康拉德这样血统复杂、背景交叠、而且留下了丰厚翔实的作品及个人记录的西方作家,信息量就无可避免地大增,它们迫使读者和研究者在作品和作家、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小说场景与历史场景之间一一建立联系。单看小说本身,《在西方目光下》的看点并不多,和康拉德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它用海量的文字,讲述一个情节毫不复杂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群俄国人的,康拉德很清楚,俄国人对语词有种近乎病态的迷恋。他设法把它写成一部地道的俄国小说,因此,书中充满了冗长乏味的对话。人们见了面就说,四五十页过去,说话人仍然面对面地站在那里,拍手跺脚,滔滔不绝。

虽然父亲因投身反俄运动而遭到迫害,但康拉德并不认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20世纪初“十二月党人起义”时达到巅峰的形形色色的民间革命运动,是俄罗斯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在西方目光下》里,有一个革命者群体,他们在俄国境内搞恐怖活动,在境外则大搞串联密谋,他们的组织里分工明确,领袖与打手,招募新手的,通风报信的,各司其职,其境外的根据地则是瑞士日内瓦的流亡者聚居地,人称“小俄罗斯”。这个团体,在1904年的一天损失了一位名叫霍尔丁的干将,他炸死了一名官府要员P先生,次日即被捕遇害;然后,这个团体里便盛传着另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霍尔丁极力推荐的人物:他比正直的人更渊博,比勇敢的人更冷静,他可以信赖,可以依靠,他就是无父无母的大学生拉祖莫夫。

康拉德把自己——一个波兰裔老头儿——也放进了故事,作为一个亲历者和知情人。他认识霍尔丁的母亲,教他的妹妹学英文,他能旁听革命者群体的谈话,也能读到拉祖莫夫留下的日记。这个人的存在显得古怪,我们经常看不出,那些剧中人有何必要任凭他出入自己的周遭。但是,没有这个“我”的存在,康拉德便无从表达“西方目光”的意义:大海已经将他送进了西方的怀抱,他在心智上远离了黑暗而血腥的东方,当他来到日内瓦,重新介入俄国人的言谈和社会,已是一位深度怀疑“革命”二字的意义的旁观者。

因此,他觉得他能理解拉祖莫夫之心,他看到在拉祖莫夫身上,有一种“愤世嫉俗”——cynicism,在小说里,愤世嫉俗的拉祖莫夫,以暴烈的厌恶,持之以恒的冷嘲热讽,按捺不住的怀疑和鄙视,表现出不信世间有神圣、真挚、美好的东西的人生态度。炸死P先生的霍尔丁,躲进了拉祖莫夫的住处,要他替他去联络其他地下革命党人,助其脱险。他满以为找对了人,孰料这个只想安安心心读书的年轻人悄悄去官府把他告发了。拉祖莫夫厌恶革命者的说辞,厌恶霍尔丁把自己拖入了帮凶的浑水之中。康拉德评论道:

“在俄国这块充满幽灵般思想和游魂般抱负的土地上,许多勇敢的心灵最终都放弃了无穷无尽、徒劳无功的斗争,转而投向它那贯穿古今的巨大现实。他们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国良知而认同专制,就如同一个疲惫的不信教者,承蒙神的眷顾,回归祖先的信仰以求心安。拉祖莫夫如同在他之前的俄罗斯人,内心做着自我斗争,感受到这种专制对他的眷顾。”

霍尔丁和遇刺的P先生,历史上都有原型:1904年7月28日,专事剿灭革命团体的沙俄司法高官维亚切斯拉夫·冯·普莱维,在圣彼得堡被一颗炸弹炸死,死时58岁,投炸弹的人叫萨佐诺夫。当然,拉祖莫夫是康拉德虚构的人物,其他人像江湖传诵宋江之名一样传诵他,霍尔丁说“啊!你真是条汉子!镇静自若——冷静异常……你的灵魂是如何修炼出来的?”传奇的革命家彼得·伊凡诺维奇见到他就禁不住叫起来:“年轻人,说实话,你真了不起。”

告发霍尔丁后,拉祖莫夫就变成了《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点“惶惶如丧家之犬”,担心路有耳目,引来革命组织的报复。他领了米库林参谋的秘密委托,这位参谋想利用拉祖莫夫的愤世嫉俗,打入海外流亡团体内部。可是,如同怀疑霍尔丁们的大义凛然一样,拉祖莫夫也怀疑沙皇当局的种种勾当。他是真正不抱任何幻想的,他只想平静地过日子。

反讽的浓度越来越高。在见到一众流亡精英时,拉祖莫夫越是讥刺连连,冷眼相向,对方越是认为,他深谋远虑,能超越于一般的复仇者话语之上,而且善于隐蔽自己。伊凡诺维奇相信江湖传闻,当听到拉祖莫夫说自己“不抱幻想”时,他说:“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抱幻想的人至少都还存有一个幻想。”他觉得,拉祖莫夫并非拒绝成为自己人,他只是太骄傲了,以至于不愿承认自己隶属于任何一个小于全体俄罗斯人的小团体。他自作多情地安慰他,同时也自我安慰:“你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的人。一想起这点,我就很欣慰。”

康拉德笔下的革命者就是这么一类偏执而盲目的人。“我们的人”一词,让人想起他的另一部经典的政治小说《诺斯托罗莫》,书中主角,一位生活在南美港口小国的码头工长,也被人叫做“诺斯托罗莫”——西班牙语的“我们的人”。这个人物的英雄业绩,和拉祖莫夫的美好口碑一样,也仅仅存在于旁人的描述之中,他在国内发生叛乱时,单枪匹马拯救了一船白银。没有人知道,他将银子悄悄据为己有,从而一夜暴富。诺斯托罗莫对一位平民女子动了恋慕之情,导致了他被意外射杀。相似的,拉祖莫夫也是因为对霍尔丁的妹妹产生了感情,他受不了瞒来骗去的折磨,向那个宵小聚集的人群公开了真实身份。

诺斯托罗莫是一位英国籍船长,拉祖莫夫也被霍尔丁誉为有英国人的气质和素养,是俄国人里少有的高知精英。而讽刺的是,正是英国式的“西方目光”始终把这些人钉在另册里。书中那位以英语老师身份四处走动的“我”这样写道:“我没有感觉到的专制独裁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日内瓦这座自由、独立的民主之城,还有城里这片被称为‘小俄罗斯’的区域。只要两个俄国人碰到一起,专制的阴影就会如影随形地出现,沾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点,他们之间最亲密无间的情感,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公开言论——就连他们的沉默也逃脱不掉。”放在“西方目光”下看,这些革命志士无非是一群无原则、无底线的愤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的政治文明里始终给妥协留有位置,因此革命是不必要的——而东方却动辄以暴易暴,刀剑相向。

就在冯·普莱维被炸一年后,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它的领导者,正是霍尔丁们指望的拉祖莫夫式的知识分子,有知识,坚定不移,同人民在一起,明了大是大非。但是,如康拉德所说,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矛盾,也最激烈地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拉祖莫夫的正直不亚于那些牺牲者,可他比他们“更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否则的话他便什么都不是”。他并不否认俄罗斯的病入膏肓,但在血腥冲突频发的专制环境里,不存任何政治诉求、不相信任何一个团体的虚妄感,主宰了他的内心。

在对霍尔丁之妹娜塔莉亚表白的时刻,拉祖莫夫展开自我救赎:“天下之大,我却无人可投。你能想象内心孤独无依的滋味吗,无——人——可——投?”娜塔莉亚不敢猜测他想透露什么秘密,逼得他只好自己吐出真相:“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你的音容笑貌对我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与之相比,对悔恨、复仇、坦白、愤怒、仇恨、害怕的种种恐惧之情统统不算什么了。”此刻,旁观者“我”突然发作,低声地让拉祖莫夫赶紧滚开,“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在这儿多么让人受不了吗?”这时的他,还无法理解拉祖莫夫身上这种俄式绝望,要到后来读了他的日记,才若有所悟。

他悟到了什么?他悟到了东西方的不同:俄国人“憎恶生活,憎恶无可救药的尘世生活,而西方人却珍视生活。”社会发展的路径与程度不一,造成了人们的心灵走上不同的道路,俄国人大起大落,爱空想,走极端,喜欢浮夸的赞美与憎恨,而英国人则始终相信生活是一条绵长的、起伏不断的线,现在是历史的延续;而俄罗斯人却看不到专制政治“软着陆”的可能,从而相信,我们只有挥刀斩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哪怕为此付出伤及无辜的代价。尘世对他们来说充满苦难,无人能得脱于外,以至于代替他人做出生死抉择,也不是不可以。

在P先生被暗杀的现场,平民尸横一片,霍尔丁的炸弹掷得冷酷无情。虽不知道普莱维之死的史实细节,我相信在那时的俄罗斯,少有不殃及无辜的恐怖事件。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受制于很多因素,伤害平民的政治暗杀会给被害人增加同情分,反之,暗杀者的职业素养便会受到称道。由于有了斯大林时期的种种暴行,后人在发掘整理罗曼诺夫王朝末年的档案时,会更加注意被革命推翻的尼古拉二世的悲惨结局,寻找那些能证明他是个“好人”的证据。

康拉德写得太逼近俄国人的真实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一惊一乍的对话所展示的令人费解的俄式思维。虽然他不愿读者将《在西方目光下》看作一本历史小说,但它还是给那个年代的俄国提供了一份准历史文献,受到更多“西方目光”的阅读。与康氏的其他小说一样,这本书也写得艰辛,一度让出版商没了耐心,逼得康拉德只好放出狠话:再敢狂催,就把书稿付之一炬。1910年,他终于把稿子交了出去,出版后收到了法国文豪安德烈·纪德的赞美:“写这样高难度的一部书真是太勇敢了,”他说,“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逐渐展开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