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冬君/文 茶道精神是一种和平精神，喝茶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是冈仓天心在他的《茶之书》里，献给世界的一盏茶之礼。

武士茶与商人茶的真谛

曾经帮助足利氏成就霸业、建立室町幕府的大英雄佐佐木道誉，也是一位自由奔放、优雅风流的斗茶高手。据《太平记》记载，道誉每举办斗茶会，奢华如“弃金于泥土，沉玉于深渊”。

将军足利义诠答应参加细川清氏专门为他举办的演歌会，但却为斗茶不惜毁约，激怒细川清氏。于是，被羞辱的细川清氏，以将军为竖子，联手楠木正仪，起兵伐之。将军措手不及，把防御交给大将佐佐木道誉，道誉不愧为大兵家，更不愧为大茶家，想到楠木破城之日，应“有茶可饮”，便放弃了应该防守的城市，却给进城来的胜利者，留下一座黄金茶室，款待敌人。

他在茶室里挂了王羲之、韩愈等人的墨迹，这是最高规格的礼仪，还备了丰盛的宴席，恭候之。而他自己，则衣冠楚楚，扬长而去，身后留下彬彬有礼的仆役。因为在茶的世界里，没有“敌我”、“争战”、“胜负”，只有一颗“平等心”。

他请楠木喝茶，可谓英雄惺惺相惜；他与楠木斗茶，押了他的家和天下，给予对手以最高的礼遇。细川要焚烧茶室，楠木反对，完璧归还了道誉。道誉为楠木装饰的茶室，据说成了武士书院茶的开始。从道誉到丰臣秀吉，茶道收敛着天下布武的霸气，其间点缀的自然情趣，也多半点化了江山意识，消弭了武士道的烟火气，这便是茶道的魅力。

斗茶，是武士茶，武士的暴力被茶道美化，其魅力，风月场上挥金如土不足以言之，战场上惊心动魄亦不足以言之，要通过斗茶来重估一切价值。

在斗茶会上，金钱艺术化了，权力也艺术化了，江山和美人，吃喝拉撒统统艺术化了，而且这些都需要重估，谁来重估？是艺术的主导者——赢家。赢家通吃，把金钱吃了，把权力吃了，把江山和美人也都吃了，敢吃这样的茶，当然要魄性大，斗茶犹如打天下，将兵法化解在茶道里。

还有商人茶，武野绍鸥是商人，千利休也是商人，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标志，竟然推尊两位商人为开山之祖。由此可见日本文化之平民化和商业化程度。在中国，一提起茶道，无非禅僧、文人，言及商人者，则未闻，这是日本茶道的平等精神。

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萌发了征韩之意。韩为明朝属国，爱好唐物的秀吉，欲居韩而望中国，其心可知也。中国者，天下也，欲取此大“唐物”而有之，要花多少银子？大茶人千利休反对之。

堺是商业中心，也是茶道大本营，堺地出商人，也出茶人，堺的绍鸥和千利休便出生于此。千利休的事业在堺，商业也在堺，他要捍卫堺。于是，他反对征韩，预言征韩必败，公然蔑视秀吉的野心。

千利休用茶道，提倡风物之美，排斥唐物，这一倾向里，其实就包含了对秀吉欲取中国这一大“唐物”的蔑视，那是带有商人眼光的蔑视。取彼巨物，谁来买单？区区一关白，抑或小日本，都买不起。买不起，还要强买，必败！这便是利休的断言，不幸而言中。

此时，利休心中又有了新的觉悟，他发现茶道的独立精神、平等精神，不仅要从唐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要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要与秀吉对决了。秀吉何等人物，岂能不知？何况权力欲与忌妒心为孪生兄弟。于是，刁难利休，成了他的拿手好戏。春天，梅花还在开，秀吉要办茶会，命人端来铁盘子，盛满了水，然后，拿出一枝梅，让利休当众表演。

用粗黑的铁盘作为插花器？不愧利休，从容拿过梅花，一把揉碎，花瓣飘落于水面，梅枝斜倚铁盘。千利休不惜以一死争取和平。

茶道是一种唯美的宗教

对于日本人来说，茶道是唯美的宗教。

一提到茶道，首先呈现给想象的一定是茶的唯美精神，当你从茶之汤的美好沉醉中醒来时，却发现它所传递的是一套关于伦理和宗教的人生观，唯美开出了信仰之花。

作为美的信仰，日本人的教堂是茶室。但日本茶室截然不同于西方教堂，也不具有建筑学意义，它只适合日本人关于茶之唯美的理念。人们常说，希腊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从不依赖过去。日本草庵茶室也一样，它既不依赖过去，也不再模仿唐物，每一间茶室都是茶师独特趣味的展示和唯美思想的竞放。

这便是“数寄屋”的由来，“数寄”是“好”，是爱好，喜好，是趣味，茶室因趣味而建造，是一种“空空”的趣味，空间的空寂味儿。洁净简朴中见自在，自然原始中现本色。空如家徒四壁，不用任何多余的装饰，散发着黄土清香的泥壁，几根天然曲致的圆木是泥壁的筋骨，支撑着草庵屋顶。仅在床之间上插一枝小花，空间便足以生动起来，给出唯美的信仰启示。

茅草屋顶，暗示着短暂易逝；纤细弯曲的支柱，透露出脆弱的本性。因此，永恒只能在唯美的信仰世界中去寻找。茶室如若徒重外表，对艺术便是一种戕害；在有限的形式里认识无限，投下你惊鸿一瞥——一个认识的姿态。

艺术与宗教相似，会使人在短暂中崇高起来。因此，武士来到茶室，必须放下刀剑，躬身屈膝进入，谨慎恭敬屈膝。阳光把美感投射进来，武士在谦冲居下中，灵魂获得了美的奖赏。茶室光线的明暗，如同画作的明暗，空寂中弥漫着人生艺术情绪的悲伤或快乐，带给武士卓然出世的和平感悟。

这样的“教堂”，能帮我们感知并界定万物彼此间的分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套修身养性的方圆规矩，同时显现了茶道中的东方真谛，不论高低贵贱，只要你是茶道信徒，就是品味上的贵族。

茶汤是茶室的主角。只要你手擎一盏茶汤，无论谁都可以聆听到孔子沉默寡言的甘甜，欣赏到老子转折机锋的奇趣，以及回味着释迦牟尼本人出世的芬芳，这，便是茶汤里的宗教情感。而这种东方式的宗教体悟，连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在茶汤中也深得其中三昧，他写道：“就我所知，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悦。”

只有在唯美的信仰中，在品味茶汤丰富的层次中，才能够体会到那种隐而未显的含蓄美感，体会到不擅张扬的善，此乃茶德之本，茶道之旨，只有日本茶道才有这种技艺，茶汤传递给人一个唯美的记忆，它一定是一种高贵的手法。

据说，《诗经》中就有茶了，可直到唐代，茶才摆脱它的原始单纯，获得茶人心灵上的眷顾，幸得他们在精益求精中，酿成形而上的精神饮料。陆羽是茶中的王者，他在茶中发现了遍存于万物之中的和谐与秩序，他制定茶律，为茶立宪，泡一碗好茶，胜过求一个功名。

茶，在融于水的同时融化了物我之间的隔阂，人在唇齿间欣赏自然，自然在物尽其用后回馈人类以热烈的拥抱。而人与茶相互碰撞的激情，为人过日子这件事儿给予了新的趣味。从此，茶不仅为诗情画意增添乐趣，更为重要的是促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方法，正如有人吟诵道：“沃心同直谏，苦口类嘉言”，茶对于人格有了塑造意义，才上升为唯美的信仰，成为日本茶道的终极关怀。

茶之细节，也可以说一种冲泡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中国尤为明显，唐朝煎煮茶饼，宋朝拂击抹茶，明朝冲泡茶叶，分别出不同时代人们对茶的情感悸动。冈仓天心为此感动，尽管在他看来已经是相当浮滥的美学术语，但他还是给三个不同时代，分别挂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派之名。

对于茶的不同泡法，标志那个时代盛行的精神思想，生命本身的呈现和表达，不经意的举动，反而泄露出自我内心最深处的生命状态。

满清以后，茶粗鄙起来，冈仓无不惋惜道：对于晚近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中国人喝茶，已失去了唐宋的幽思情怀，茶碗里看不见茶汤的浪漫了，变得苍老而实际。

那让诗人与古人永保青春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国人托付心灵之所在。手上的茶杯虽然依旧美妙，散发出花香，然而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幸好这些反而在日本茶道中保留下来了，抹茶还是日本的茶中茶。

的确，也许日本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需要隐藏起来，才会在细枝末节上尽情展现自我。哲学和诗歌的成就纵然高尚，但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为道的小事，同样堪为民族理念的注释。其实，西方人除了宏大的宇宙哲学外，也有生活之偏好哪一款红酒的追逐。

但茶是日本人的美的宗教，一如红酒之于西方人的信仰。对于日本来说，如果说武士道是关于死的艺术，那么茶道就是关于生的艺术。冈苍天心在《茶之书》中说，“西方世界近来对日本的兴趣，也只是针对‘武士道’——这项让日本军士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很少注意到深深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

一般来说，生死观属于人的信仰层面，日本民族的樱花是他们对生死的豁解之花，茶将这花吹落在唯美的信仰之上，无论生死都会通向唯美的彼岸，而渡船就是茶道，从美丽的活，通往美丽的死。

用一碗和平的茶汤喝通东西方

冈苍天心的唯美主义，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狂者气质。

而立之年，他不满开始发胖的身体，便三番五次地割取前胸的赘肉，留下的疤痕宛若日文草书“天”字，前胸似心脏之穹庐，狂气一上来，冈仓遂自戏雅号“天心”。这个出生在仓库被叫作“角藏”的孩子，曾几易自号，唯有此号一出，冈仓狂者的性情和心境才随之一跃而如“天心”了，也许运该如此，他胸口上的“残缺”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天心”就像命运铭隽刻在“残缺”上的一朵茶之花，使冈仓很快嗅出了茶道里有一种普世的救世精神，那是“狂”的延展。狂，原本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而茶之狂，是要对“不完美”的生命流程进行完美的雕刻尝试。冈仓找到了表达他的理想主义之语，而且是一把打开人类隔阂的普世之钥——茶道，《茶之书》倾注了他的救世情怀。

翻开《茶之书》，第一篇是“一碗见人情”。冈仓一登场，便以一种“残缺”的美学姿态，向全世界鞠躬，以展现茶汤谦卑的“人情”之意。他说：“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的试探。”

“残缺”美是不完美，崇拜“不完美”的美，来自对生死的豁解，根柢是狂气。

日本人对于“残缺”崇拜，始自茶道美学本土化的过程，没有狂气，千利休怎敢以草庵茶室的不完美对抗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之完美，暗中浮动着下克上的狂气，最终以一种“倾”之风雅，定格了安土桃山时代的艺术气质，以“倾”风吹来了日本文化本土化的文艺复兴，甚至决定了未来日本的美学风格。

“倾”是下克上，是对正统的反抗，是不对称，是文化本土化过程相对于唐物的幼稚或不完美，以致于残缺，但它却是日本艺术不依赖唐物的独立姿态。因此，本土茶道具呈现了对“粗稚”的优雅赞美，茶室则表达了对“简陋”的精致追求。

明治时代，冈苍天心借西学东来，提炼了茶道中的传统之“倾”，给崇拜“残缺”的宗教情怀一个美的哲学认定。人们在茶汤绵软温婉的口感中，品味着微微苦涩的“残缺”，又在瞬间的回甘中升华为哲学之眼中的美，人生又何尝不是在残缺的苦涩中回甘呢？

西学理念与东方文化这两根不对称的肋骨，支撑着冈苍天心的精神躯体，一根是西方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之狂，另一根是日本的武士之狂，在他的精神躯体内燃烧，使他在两个不对称的肋骨如火焰般的“狂之间”舞蹈，在作为人类文明至高点的艺术之颠上会通，他自认为，事实亦如此，自己是继千利休之后的最具“倾”姿态的风雅之人。

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之论相反，他不认为人类文明非此即彼。他坚信茶之汤是普世的，东西方可以在茶汤里相遇相知，一碗茶汤可以消弭东西方文化之隙。

他说：不过也够奇怪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确实在茶碗中，才真正地相知相遇。各种属于亚洲的礼仪典范，只有茶得到普世的尊敬。白人对于我们的宗教和伦理嗤之以鼻，却对这颜色一点也不纯白的饮料趋之若鹜。下午茶已是西方重要的社交活动。从杯盘瓶罐清脆的碰撞声，女主人殷勤温柔的进茶声，以及需要奶精砂糖否的日常问候中，都让人明白，对茶的礼拜已经勿庸置疑地建立了起来。

茶道在亚洲首先普世，他提出：“为了恢复和复兴亚洲价值观，亚洲人必须合力而行”。他开始行动，游历中国、印度，考察东方艺术。他发现了东方文化的整体性，便向世界宣谕“亚洲一体说”。

他说：“亚洲只有一个。喜玛拉雅山脉产生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

和平作为茶道的精髓，是东方文化理想主义精神的核心。天心为此而欢心鼓舞，信心满怀。他看到人类在拼命追求完美中所带来的更多不完美，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呈现。尤其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不仅面临着被西方视为仅有刀剑黩武的野蛮小国，而且整个东方也将被西方物欲文明所吞噬。

当时他正在美国波士顿，心情恐怕也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战争本身给世界和平带来了不完美，这是一个茶人的基本判断。因此，他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正是东方的精神观念深入西方的时候”。

唐朝陆羽所著的《茶经》，是天心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此时却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启示，他要写一本日本的《茶之书》，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可以普及为人类的和平淡然的美的生存方式，以便打开欧美人“机械的习性奴隶”之眼。

他说，时至现代，对财富与权力的你争我夺，犹如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般凶残，确实已经粉碎了人心的天空。一切是那么自私唯我与俗不可耐，世界只能在此阴影中摸索前进。知识以放弃良心为代价，为善则以有利可图为条件。东方与西方，如同两尾被弃置于翻腾怒海上的龙，拼命想夺回属于生命的珍宝，但却徒劳无功。我们需要再有一位女娲，填补金玉其外的荒芜内在；我们等待再有一位神仙下凡，但与此同时，让我们轻啜一口茶吧！午后的阳光照亮竹林，山泉的欢欣跃于水面，沙沙作响的是松树，还是茶壶中的沸水呢？

是的，天心把人类的希望都寄托给茶汤了。茶之汤沸腾着阳光的味道、山泉的甘美、松风的清爽，将涤荡人类不堪的污浊。

1906年冈苍天心完成了《茶之书》，西方为之轰动，他们视之为一部东方的艺术哲学。的确，茶之汤涵盖了书、画、音乐、花道、建筑等日本艺术的品味，同时作为生活的宗教，茶道还涉猎宗教、人生的美学冲动，以及和平、博爱的普世情怀。在这个艺术世界中，有一种“莺其鸣矣”的魅力引发了东西方共鸣。天心拈花微笑，在一碗茶汤中看到了东西方会通的美丽花环，让东西方人共同进行一个对人生的不完美做尽可能完美的温柔试验吧。

也许太平洋上的岛国人，不擅长形而上或宏大的思维，但在具体而微的茶之哲学上的体认，却有着与古希腊人相似的终极关怀。古希腊人说，人啊，认识你自己；天心说：就让我们在茶汤中渴望无常，而非无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