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的新“君主论”

张伟2014-08-05 08:35

经济观察报 张伟/文 罗伯特·D·卡普兰的《武士政治》是一部呈现力量的著作,引人之处在于副标题“领导层为什么需要异教徒的精神气质”。本书充满偏见,因而无论异教或犹太-基督教背景的读者都有可能被诱导。

卡普兰以“对于那些花费一生的时间研究巨著的人,我不指望赶上他们的博学,那些遭遇到古典著作的门外汉有些像初到陌生土地的旅游者:他会误读一些事情,但也会发现长期居民不再注意的东西”为由自辩,但这不过是掩饰他对历史删节太多的尴尬。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卡普兰试图用极为粗陋的历史材料论述和改造国家理由学说。但他对国家理由的审视远远不及迈内克深刻,这从著作本身的厚薄就可以推断出。因而,在本书中作者所解决的问题和制造的问题几乎同样多。

迈内克在《马基雅维里主义》一书中说,“在古代,培育‘国家理由’观念的是多神论和关于人类价值的一种世俗观点。城邦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里,最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是国家本身。个人伦理与国家行为伦理于是彼此相符,政治与伦理之间因而并无冲突。”而且,也不存在任何普遍性的宗教,要以其律令来为难和限制国家权势的自由行使。犹如卡普兰指出的,在国家理由的信奉者这里,稳定的政治秩序优先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序列。这些所谓普世价值存在的前提是国家,即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

在《武士政治》中,作者将丘吉尔与黎塞留、俾斯麦并置也反映出他观念上的含混。英帝国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讲求国家理由的国家,丘吉尔表面上看塑造出了一个强悍的不列颠民族,但其实质不过是以丧失自由的切实断言警醒公民奋起反抗希特勒的黑暗势力。黎塞留尽管算不上臭名昭著,但他身上带有更为狡诈的宫廷官僚色彩,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让自己权势滔天。

黎塞留时代的法国必须在西班牙扩张、胡格诺派的自治冲动中寻求稳定的政治秩序。生存的要求不但是切实可见的,而且是极其急迫的事务。“黎塞留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这么一个命题:在一切国家活动中,主宰因素都将纯粹和完全地是‘国家理由’,即‘公共利益’被清除掉了一切特殊的和私人的动机、一切物质上利己主义的成分。”马扎然继承了黎塞留权势政治的遗产,并为路易十四奠定了挥霍无度的物质基础。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霸权并未持续很久,就在国内革命洪流和国际阴谋的联合夹击下崩溃,这也是欧洲大陆经常上演的历史戏剧。

欧洲大陆的均势符合英帝国的政治利益,但伊丽莎白时期的帝国图景远未明朗。当时的英国更像是一个以商业和贸易立国的“威尼斯”——不是指其中的共和主义色彩,而是基于英吉利海峡所赋予的地缘红利。“伊丽莎白将压制天主教活动当作自己的首要原则,视其为令天主教阴谋徒劳无效的唯一手段,后者正在以此为幌子鼓动对她的叛乱。而且,反西班牙对她来说实属必须,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英国才能上升到应有的海权大国地位。由此出发,她应当支持法国,并且同法国新教徒保持密切接触。人们再次注意到,在所有这一切之下有着何等严峻的政治现实主义。教义因素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却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同样世俗的是据称伊丽莎白说过、由他(指罗昂——本文作者注)援引的一句话的含义:英国是头除非自杀否则永不可能死去的巨兽。”罗昂以一本《论君主》试图讨好黎塞留,尽管他对英法联合以及对待清教徒上秉持更为宽容的政策,但不走运的是,他在权斗中过早失利。

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总是和国际阴谋藕断丝连。黎塞留试图笼络胡格诺教徒以遏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无度的扩张势头;马扎然对投石党人格外开恩,其目的也是为了稳住新教徒的大串联。可以说,国家理由的推崇者最终都会蜕变成为中央集权的信徒,这是它的宿命之处,那些政治强人建立起的帝国也往往会毫无征兆地分崩离析。

俾斯麦比黎塞留走的更远,在他手里分散的邦国最终统一成为德意志帝国。尽管他在执政期间以各种手段打压自由派的活动,但他吸取了黎塞留的教训。比起黎塞留来,更有利的是他所辅佐的威廉一世并不是个对权力痴迷的人。当俾斯麦劝进他加冕帝国皇帝时,他并不兴致高昂,而是极不情愿。在迈内克看来,“俾斯麦把普鲁士宪法与德意志宪法聚合起来,把联合要求与大一统要求聚合起来。这种聚合并非是严格的艺术作品,而是被随意性的相互纠缠在一起,然而却具有生命力。普鲁士与德意志各自具有宪法,各自拥有议会,并彼此支持对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却绝对天才性的保障措施得以实现。俾斯麦在普鲁士与德意志机构之间实施了这些保障措施。”

特赖奇克用当时自由派人士的言论对这一政治构造隐含的矛盾予以揭示:联邦制中诸邦应该平等,而不是普鲁士一邦独大。同时,这种宪法机制有赖于俾斯麦极其灵活的政治手段,更有赖于君主迟钝的权力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俾斯麦所依靠的力量是没落的土地贵族即普鲁士容克,而不是实力日渐上升的工商业阶层。

在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构造是独特的——帝国皇帝成为中央集权的形式统治者,首相则成为既对君主负责也对议会负责还要对国家命运负责的权力者,可怕的是,俾斯麦竟然真做到了。卡普兰领会到了俾斯麦政治遗产中对国家理由改造的尝试,即建立一个有限的议会既可以满足自由派幼稚的权力观,也可以适当约束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冲动。

迈内克认为,俾斯麦将民族意志糅合进宪法观念,试图维护历史形成的德意志民族本身的多样性。俾斯麦排斥那种将民族意志浪漫化的冲动,他顽固地认为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动力在于容克阶层——他们不但掌握有现实的武装还有难能可贵的忠君思想,而且对权利至为迟钝。俾斯麦声称,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普鲁士能够给与的是实力而不是自由主义。但是他建立起的国内宪法秩序和欧洲条约体系在威廉二世手里迅速没落,这也说明极富特色的帝国宪制生命力并不顽强。事实上,犹如韦伯所说,对当时及其后的德国命运而言“这里只存在两个选择:要么公民大众在一个徒具议会制统治外表的官僚制‘威权国家’中丧失自由或权利,像一群家养牲畜一般被置于‘行政管理’之下,要么,公民作为共同统治者被整合进国家之中。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主宰者民族将别无选择,而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够也可以参与‘世界政治’。”俾斯麦的解决方案给德国留下了一个毫无政治教养的民族,他们寄希望于强人打点一切。

在迈内克的有生之年德国经历了一战、二战的命运轮回。和绝大多数富有民族自豪感的学者一样,他试图理解这种命运的实质是什么。最终,他得出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理念上不同的结论:前者早已将国家理由萃取成为“权利之剑”。如果说迈内克的这个结论尚局限于政治理论上,而韦伯为德国未来命运开出的“议会制”药方,在魏玛时代则得以实现。

政治意义上的异教和犹太-基督教的区别就在这里。施特劳斯将此看成划分两种政治观念的关键:“国家理由”与自然权利学说,施米特则描述为“陆地与海洋”。卡普兰把这两种政治观的核心概括为“马基雅维里的异教徒美德是公德,而犹太-基督教的美德更多时候是私德。”异教徒的美德对应物是权力,而犹太-基督教的美德对应物则是权利。在作者这里,权力的腐败不证自明,不好明说的是权利的载体——人民也会腐化堕落。

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以丧失“男性气概”为标志的,也就是缺乏对命运开战的美德。“以毒攻毒。‘美德’肩负逼退‘命运’的任务。‘命运’是恶毒的,‘美德’在别无他法时,也必须恶毒。这很明白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真正精神来源,那就是如下声名狼藉的信条:在国家行为中,甚至肮脏的手段也是很有道理的,只要关系到赢得或维持国家必需的权势。”卡普兰对此忧虑异常,他将美德的蜕化看成是威胁帝国政治的首要敌人。犹如历史本身的教训,罗马的衰落是以公民丧失美德开始的,这除了表现在他们丢弃审慎的品性外,同时还有在自由、现世安稳中沉迷于肉体的欢愉中。“一个国家要繁荣,就必须总有能够为之奋斗的事情:因为,如在罗马国,当不再有世界被用来征服,不再有敌人被用来摧毁,各民族把对权力的欲望变为对艺术的热爱,通过逐渐的确实持续的萎靡和堕落,从裸体的生机勃勃之美转向更为微妙的着衣诱惑,于是坠入真实色情和终极腐朽。”

对美国这一当代“罗马帝国”而言,其意欲建立起的帝国体系依靠国家理由中所必然带有的力量。但读者必须明白,这种力量有美国宪法的约束——这是卡普兰不证自明的前提。他多次以现实中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例,试图说明迷恋观念上的普世价值而忽视权力真谛的学究气正损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在探求这样一种方式:用异教徒的公德促进犹太-基督教的私德——尽管是间接地促进。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美国力量的保持和扩大最终能够,而且最确切能够改善人权。”

卡普兰之意,路人皆知。他对异教和犹太-基督教政治理念结合为数不多的几个实例予以辨析,不过是为了论证自己极富野心的“体系的理由”,即“巧妙地扩张多民族的美利坚帝国”。因为“只有通过秘密行动和焦虑的远见,美国才能够创立一个安全的国际体系。”卡普兰绝非要求回到专制时代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即让美国的领导层去学习、模仿黎塞留、俾斯麦,而毋宁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因为“在注重法制和个人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找到他们的道德目标。他们每一位都能捍卫这个传统,因为大海保护他们的国家远离被困在陆地上的自由的敌人。”事实上,世界政治已再清楚不过的呈现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加速度的犹太-基督教化。

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最早的研究打算并非罗马,而是佛罗伦萨。“从佛罗伦萨民主政治的糟粕中上升或下降到科斯摩·德·美第奇的上台和统治的150年间,……我可以推演出一连串的革命……奇人奇事——美第奇家族曾四度被逐,四度被召回,……”卡普兰相信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注重道德论证的理想主义将会让犹太-基督教帝国同基佐描述的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一样,由“一个温和、富裕而腐化的共和国,在应得的惩罚下,一步步从滥用自由堕入丧失自由的深渊。”

作者对这种历史教训自然不会陌生,他看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的一切;美国是自由的祖国,而不是鲜血的祖国。但是,要在更广阔的世界审慎地保存民主的种子——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更危险——我们将被迫运用虽然不一定是民主的理想,确实有价值的理想。我们对过去的真理越尊重,我们从过去向前进的旅程就越确定。”

因而,卡普兰试图建立的“体系的理由”是奠基于“权利之剑”的国家理由。在这个意义,《武士政治》是一本献给具有犹太-基督教背景领导人的新“君主论”。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