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黄夏/文 在希拉里·曼特尔之前，已有两位作家——彼德·凯里和 J.M.库切——获得过两次布克奖。说起来，布克奖评审规则与不少国际电影奖有相似处，即最高大奖的归属通常跟着评委会主席的口味走。比如，2004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美丽曲线》是一部同志小说，而该届的评委会主席也是一位“出柜”的同志。因此，最终的获奖作品可能在某一方面有特别之处，但未必代表真正高水平的杰作（《美丽曲线》就是如此）。也因此，一位作家获两次布克奖，也就意味着其作品在不同评委那里赢得了同等分量的赞赏，这对作家是一种巨大的肯定和鼓舞。

希拉里·曼特尔藉《狼厅》（2009）续集《提堂》（2012）再获布克奖，当年为《狼厅》颁奖的评委会主席詹姆斯·诺蒂的赞辞，对《提堂》依然有效：“我们选择布克奖得主的依据在于参评作品的整体内容，包括该书的篇幅、叙述时潇洒驰骋的语言以及场景的设置等……而曼特尔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简直优秀得不可思议”。曼特尔这两本书写的是历史，但赞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历史”或者“历史小说”，这是耐人寻味的。

因为曼特尔为自己打造的，并非一流的历史小说家，而是“一流的小说家”这个更高的名片。没错儿，《狼厅》和《提堂》的确以亨利八世的婚姻关系为圆心，通过主人公、廷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渐次扩展为一幅交织了16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民商等在内的广阔历史图卷，有心的读者也的确会从中读出西欧封建主义崩溃、骑士制度瓦解、新教资本主义萌芽勃发的那层意思，但这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而一个作家如果只着眼于这个方面，就会很快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悖谬，倒果为因地逆推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动机。克伦威尔改革教会和政府，是为了日后的政治自由和解放吗？他扳倒凯瑟琳和安妮两位王后，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吗？曼特尔告诉我们，不完全是，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

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到过的一个观点。他说今天的政治民主和法治成就，很多来自古代帝王、君侯、主教和雇佣兵统帅的私心杂念，他们的争权夺利在客观上造成若干权力多极化的空间，这些空间将会逼退、挤干、取消他们一心想要维护的利益，他们若想到的话，会很惊讶也会很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而一想到很多历史小说、戏剧、影视剧中的政治家、改革家们，他们拖着长袍，戴着高帽，说着古话，思想却一路光速地穿越到了当代，我们就能明白曼特尔小说的好。克伦威尔干嘛改革？是为了通过给国王赚钱，也给自己赚钱，不仅为自己的子孙和门徒赚钱，更是为了长久地、安全地、尊严地赚钱。小民的私利就算不很高贵，但也不是罪恶，毕竟人类的幸福在于一身一家的丰裕，何况要比权贵间的杀伐经济节省得多。

因此，曼特尔笔下的人物调子不会唱得老高，也不会想得很远，他们可能很粗俗，但你能体会到他们的实在。克伦威尔虽然权倾朝野，但他懂得丝绸的质地、蛋糕的品格、马掌的紧实，并能一口品出国王酒窖中的山寨货。这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狼厅》和《提堂》很多场景发生在会计室和厨房，宫廷当然也多，半开半掩的门后、走廊、密室、旮旯，金钱和嚼舌头难分难解，国计民生在贵妇的樱唇上飘飞，而阴谋诡计则在觥筹交错中滋滋作响。

既然破除了“历史决定论”，人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言行将在历史上发挥一种怎样的作用，那么小说的写作如果仍用过去时，我们就无法体会历史细节的妙处。《狼厅》写克伦威尔帮助亨利八世废黜凯瑟琳并使安妮·博林上位，《提堂》写亨利八世处死安妮迎娶第三任王后简·西摩。这段历史人尽皆知，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曼特尔却以取消逻辑也割裂事件前因后果的现在时，通过人物场景的自如切换、英式幽默的迂回冷峻、现实与虚拟的交相呼应，使这段铁板钉钉的历史呈现出各种悬疑、各种枝蔓、各种桥段，进而点燃读者头脑中的各种想象。

而在具体写法上，曼特尔的行文颇具中国古籍《春秋》的特色。《春秋》主要记载春秋各国上层的政治事件，因有些人事贴近史官所处的当下，或者出于为尊者讳，史官往往以隐匿的写法处理这些敏感的题材。曼特尔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曲笔，但使用这种手法会表现出某些别样的意味。在《狼厅》中，曼特尔描写克伦威尔的恩师、被国王贬谪的红衣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的结局，只有短短的一段，仿佛这位重要人物的一生，只配浓缩为“被解职、逮捕、生病、去世”。这段描写不动声色、也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君王荣宠只在一时的薄情，和人生过眼云烟的无谓。

如果说，曼特尔的这手“春秋”笔墨以极简的方式表现隐匿主题的话，那么，她还使用大量“冗笔”来侧面烘托、慢炖、提吊叙事上的气氛。《提堂》中有一章写道，亨利八世把克伦威尔晾在一旁，兀自跟法国大使和神圣罗马帝国大使讨价还价，过程中国王背叛了克伦威尔亲罗马远法国的政策，并且冲着克伦威尔大发雷霆。这段描写精彩就精彩在，曼特尔暗示我们这是一场外交戏，是演给两国大使看以达到待价而沽的目的，但她又隐蔽了这样一件事实，即这场戏很可能并非君臣联袂演绎，而是君王的一出独角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克伦威尔老练，国王则更加老练，我们也就先克伦威尔一步听到了某个危险的信号：在他位极人臣的那一刻，君王冷不防伸出的“那些爪子，那些爪子，那些爪子”。而这，将成为克伦威尔永难释怀的噩梦。

说到这里，我们要回过头来说一说作者希拉里·曼特尔，了解其本人，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她对她笔下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感受。曼特尔出生于1952年，从小接受严厉的天主教教育，这使她在12岁时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大学时曼特尔研修法律，并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毕业后，她做过社会福利工作和百货商店销售员。她很早就开始写作，但创作之路并不平坦，1974年动笔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历史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迟至1992年才出版。她的健康状况也一直堪忧，30岁被查出子宫内膜异位，手术之后再也无法生育。

正是这些人生历练，令曼特尔写作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她让她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有血有肉，而非单薄刻板的印象。她从来没有让她小说的哪个角色，被化约为如曹操的奸诈、孔明的智慧、关羽的傲娇之类标签式的东西。她大笔书写的三个托马斯和一个国王，可谓尽显人性的深度、复杂和立体。

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是历史上的大反派，是改革的对象和旧势力的帮凶，殊不知正是他点燃了改革的星星之火，并将之传给克伦威尔，而沃尔西的失败也再次证明既得利益集团即使有改革的雄心，也无从产生改革的动力；大法官托马斯·莫尔是名垂史册的学者、《乌托邦》的作者，他拒绝宣誓服从王权的“良心的自由”，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但曼特尔指出他正是宗教迫害的刽子手，他的“良心的自由”仅仅是对他而言的，并非延及“非我同类”；亨利八世先后娶过六位王后，两位离婚、两位处死，可谓残忍至极，但曼特尔怜悯他的失子之痛，她让国王的呐喊声声回响在《提堂》卷首：“难道我不是男人吗，就像其他男人一样？难道我不是吗？不是吗？”而曼特尔对克伦威尔的描摹更是用情至深，这个人物，表面冷漠、刻板，内心却极丰富、深沉。我们会看到他在扳倒安妮王后的前夜，手下的走卒一个个派去执行任务，而他坐在斗室中想起王后手中的丝带，与已逝的心爱妻子日日编织的丝带一般无二。

关于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名处死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历史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也无定论，曼特尔自然不会冒险到在小说中去追问其中的究竟。实际上，她倒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法学学士的优势，存而不论案件的真相，而是探讨“法庭认定的”的真相。也就是说，安妮本身有没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她推上死路的各种幕后推手：国王朝秦暮楚、王后不育男嗣、旧贵族落井下石，新贵族铲除壮大自身实力的障碍，以及欧洲整体的政治格局。一言以蔽之，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考量，人的情感是在所不计的。

总而言之，安妮·博林是不得不死的。日后，克伦威尔也将“不得不死”。克伦威尔通过改革议会、教会、政府基本解决了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一方面使国家实力大振，另一方面也使君主权力过于集中。后来克伦威尔会被国王斩首，百年之后，国王也将被他的一位后裔斩首。克伦威尔没有做到的事，子孙替他做到了。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期待曼特尔在“都铎三部曲”终结篇《镜与灯》中，能够作出更加精彩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