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

苏琦

假若马戛尔尼面对的是道光而非乾隆，那么后人关于康雍乾盛世的记忆将会完美无缺，而可以将闭关锁国的骂名尽数扣在其不肖子孙的头上；又设若马戛尔尼面对的是康熙而非乾隆，那么以康熙大帝之雄才伟略，会否更敏锐地意识到正在到来的西方的冲击，会以更主动的包容的心态和姿态来迎接西方的挑战，从而成为中国的彼得大帝，更早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而避免百年屈辱史呢？

历史没有如果。康雍乾盛世恰于乾隆年间达到顶峰，又恰于其晚年由盛转衰，而马戛尔尼恰恰见证了帝国下降曲线之始。帝国的臻于盛世和由盛转衰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他更早一些到来，或更晚一些到来，都无改无功而返的历史，早一点到来会遭逢更为断然的拒绝，晚一点到来会遇到更为敷衍的周旋。

帝国至乾隆晚年已经渐露疲态，法国人佩雷菲特以“停滞”来形容这种疲态。佩雷菲特通过翻检数千份奏折和时人记录来还原马戛尔尼访华之旅，并以此“停滞的帝国”作为其书名。但在乾隆及满朝文武的心目中，所谓“停滞”肯定是不存在的，充其量也就是“略作休整”，在经过几代人的文治武功，为大清国挣下偌大一份家业之后，他们有理由稍微停下来喘口气。

如今回头看去，他们对马戛尔尼的拒斥，可能过于骄傲自大了，但所谓出于闭关锁国的心态肯定谈不上，我天朝大国，威力远被，既非小国寡民，何来闭关锁国之说？考虑到东南数省生齿日繁，民生有赖海路和海外贸易，因此海禁早在康熙年间便已于收复台湾后被取消。道光一朝面对鸦片汹涌，白银外流，物价腾贵，倒真有闭关锁国之心，可惜已不能够。

乾隆一朝则正处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状态中，清军入关以来的“洪业”经过乾隆的“十全武功”至此臻于顶峰，不仅实现了国土面积的最大化，以“大一统”加持了自身由于身为异族而多少有些欠缺的“道统”，还为帝国巨大的硬件配置了运转有效的“操作系统”。满汉同朝共事已臻于圆熟之态，针对帝国各个异质部分的“子系统”也都运转流畅，无论是“龙兴之地”的满洲，还是兼具盟友和臣属身份的蒙古，还是桀骜不驯的回部南疆，还是政教合一的西藏，都被纳入一套“分而治之”的统合治道之下。就连历朝历代都享有高度自治的西南土司们，也在“改土归流”的操作下无由把持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

此时不但困扰中华王朝二千年的“调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任务已经完成，一个扩大版的以天朝上国为中心、以朝贡制度为“抓手”的亚洲秩序业已构建完毕，不仅恢复了有明一代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实际控制力”，更将自唐以降暌违已久的西域和中亚纳入了版图和势力范围，至此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再度合流。

此外，无论是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还是奉母携妻数下江南，都大大提高了政权的文化成色和“软实力”，为士子归心和怀柔远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所谓来自“西方的冲击”要么尚未构成足以令人正视的威胁——前朝一个“国姓爷”仅凭一己之力就一举荡平了在台湾盘踞多年的荷兰人，要么已经被有效抵御并化解——雄武如彼得大帝不也接受与康熙爷签订平等条约，满足于在远离帝都的边境城镇做买卖。

这么说当然容易招来为“乾隆帝”写“辩护状”之讥，然而这的确或许已是一个以农业文明打底的东方政权追求“内外兼修”时所能做到的全部了。

毋庸置疑，虽然乾隆帝和满朝文武不肯承认帝国已经陷入了“停滞”，但他们在内心深处肯定已经开始感到一种深深地力不从心之感，而且这感觉还越来越沉重。这或许首先是因为帝国的农业太成功了，明朝时自美洲传入的甘薯玉米经过多年的本土化，早已能够在山坡上种植，还不断突破海拔和温度的限制，由此带来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从而大大拓展了农耕文明的极限：1700年至1800年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即由1.5亿增加到3亿，一个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极度的成功迅速招来失败的阴影，对海拔和温度限制的突破不久就到达了瓶颈，而甘薯玉米等作物对土壤肥力的迅速消耗则令情形加速恶化，人地紧张很快达到了极限，无地农民所造成的破坏很快就通过旷日持久的白莲教大起义表现出来，而此时乾隆已不能视事。

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更是令帝国陷入了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由贸易所导致的种植的商品化和专业化，无疑加重了人地矛盾，并令中国东南省份开始“令人不安”地依赖东南亚粮食市场，但有风吹草动，便导致物价腾贵，而由于“汲取”前朝豪强兼并土地教训而可以维持的经营小农化，更令市场波动的危害性无形放大。

考虑到中国本身难以出产足够流通所需的白银，因此走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回头路绝不可行。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又难以控制国际市场，令满清政府对国际贸易爱恨交加，此时前来要求改写贸易规则的英国人，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维稳”需求日甚一日的统治精英们眼中，只能是彻头彻尾搅局者形象，对其拒斥有加原本就是“合情合理”之事，更何况贸易规则的更张，会搅乱一小撮满清权贵独享“天子南库”的利益格局。

在被视为替乾隆“树碑立传”的《乾隆帝》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欧立德（Mark　C.Eliot）不无惋惜地指出，乾隆“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这些危机或灾难本有可能会促成一种向其他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自觉转变，而欧洲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模式来源。”

类似的相信观念变革力量的人们，也经常批判乾隆朝大兴文字狱，导致人们思想禁锢，从而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应对乏力。

果真如此吗？那人们该如何解释不仅早已“发现欧洲”，而且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与欧洲斗争“第一线”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运呢？

观念的变革和模式的转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越是成功的模式越不易转身。一种模式此前的成功往往“引诱”后人们持续奋发有为，直至达到其成功半径的极限，直至意识到此前运转流畅的体系和秩序已经渐露疲态，而此时改弦更张已是极难。

而当变局来临时，人们更“自觉”地寻求模式来源，大多还是“祖宗家法”，即使此种模式的边际效益已日趋递减，因为新模式必然要求旧模式的崩解，其所带来的风险是确定无疑的，而其可能带来的收益则在未定之天。况且人们总是可以把过往成功模式的现时不尽如人意，比较“方便”地归因于“人心不古”，归结于官员腐败，从而寄望于通过整顿吏治来实现中兴，再现过往盛世的荣光。这种心态并不局限于前人，因此我们也无法过多苛求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