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角处

付艳霞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78年，33岁的德国青年顾彬偶然间读到了李白的诗，随即对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他找了一个中国人做老婆，交了一群诗人朋友，并开始了30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到2006年时，顾彬已经是一个汉语流利，跟很多中国作家是朋友的德国汉学家，也是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系主任。他已经主持翻译了《鲁迅作品集》，并已经开始撰写《中国20世纪文学史》。

当然，在他“口出垃圾狂言”之前，更多的中国人不知道有一个德国的大学教授默默地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耕耘了大半辈子，甚至比中国文学研究者更爱中国文学，更不知道一个外国友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竟是如此“不友好”——“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中国的作家胆子太小，他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莫言的成功，离不开葛浩文的译本”……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为了放大新闻效应，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多少歪曲了他的本意，强化了他的以偏概全，但客观的效果已经形成：即这个和中国人民无比热爱的大作家歌德、席勒同祖国的汉学家，评价起中国当代文学来毫不客气。

一直以来，在中国人民心里，“外国友人”有一种具体又抽象的形象，他们是由白求恩、柯棣华、陈纳德、“三S”（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还有最近刚刚出了口述史的李敦白，甚至是由诺奖推手马悦然、葛浩文等共同绘制而成的。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给我们送爱心送温暖的。他们带着友谊的春风，带着无私的帮助远道而来。即便是某些友人因为种种原因变成“敌人”了，我们不再接受他们的帮助了，也是“别了，司徒雷登”，以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不曾想，这个温情脉脉的形象被一个顾彬打破了。仿佛，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作家的。关键是，顾彬并没有因为“不友好”而被挥别，反而有风生水起的架势，媒体和大学似乎一再有意无意地表示了对顾彬的支持和欢迎。

于是，在这种支持和欢迎中，顾彬一再爆出自己心中的猛料，一再语出惊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有很大问题，他们“玩文学”，而且一有空就喝酒吃饭吹牛或者写剧本挣钱，对文学缺乏敬畏，他们起码应该沉默20年再说话；中国作家外语不好，无法读原著，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己的表达，因而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其他人，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现代文学理想就是“美”和“精英”，而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美的理想”；一点都不了解生活是当代作家的“大错误”……

对于具体的中国作家，顾彬更是展现了“对事不对人”的不留情面：“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到现在还用章回体写小说，他过于追求故事，反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刻画，“他43天完成小说，不尊重语言”，舍弃了“推敲”的态度；余华和莫言的故事都是空的，语言能力不够；王安忆的小说太抽象；“我对阿城非常失望，除了剧本，他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作家吗？根本不是，他把文学卖出去了”……

听听，这一句是一句的，纵然有盲人摸象的偏颇，但无不直戳人的心窝子。而且，就算我们，包括当事人在内，可以宽容一个外国人因文化水土不服而冒的傻气，或者，退一万步，我们再发扬一下老祖宗倡导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把他的批评想成“爱之深责之切”的善意，但他终究是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友好氛围，也毫不客气地否定了很多在市场上、在读者心目中高大伟岸的形象，那么文学界总得做出反应，或者说，媒体需要顾彬的言论发酵，需要文学界做出反应——

“顾彬来了”之后

看文学界的反应，最有意思的不是回应了什么，而是没有回应什么。

自然，先要讨论一番当代文学到底是不是垃圾。这时候，对顾彬义愤填膺者有之，持不值一哂态度者有之，唯恐垃圾配不上当代文学之臭者亦有之。然后，顾彬老师赶紧澄清：“垃圾”之说有上下文，也有确切所指，指的是卫慧、棉棉这些“美女作家”的作品。而且，顾老师进一步说，“垃圾”之说不是他的发明，是他从中国的学者朋友那里趸来的。澄清之后，“垃圾说”迅速平息。

没有人站出来继续追问：在海外许多国家，影响均超过张洁、王安忆这些严肃文学女作家的卫慧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垃圾？如果是垃圾，为什么翻译版权却卖得那么好？难道是外国人只对中国的垃圾文学感兴趣？如果卫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那么到底是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时候出了问题，还是外国在将中国文学引进来的时候出了问题？到底该怎么界定文学垃圾？如果宣扬拜金主义和世纪末情绪的《上海宝贝》是垃圾，那么后来更加拜金、更加颓废的《小时代》算不算垃圾？每个国家的当代文学是不是都在垃圾中筛选精品？

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没有出现。就好像，顾彬说德国人不可能接受《狼图腾》的法西斯主义，而它在中国的拥趸者达上百万之多，却没有一个文学从业者认真探讨个中缘由一样——文学从业者跟普通读者、跟媒体记者的不同之处，应该在于用学理和理性来对待问题，平复情绪。但实际的情形是，文学界近些年争论不少，仅2006年那一年，除了“垃圾论”，还有“韩寒白烨之争”、有“中国卡夫卡的露臀事件”、有“梨花体诗歌之争”，但没有哪一个争论达到了正视问题症结、匡扶文学时弊的作用。文学已经变得和娱乐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吧，既然不是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那大家就一块石头落地了。接着，不管是“容人之德”的功劳还是“事不关己”在作怪，总之文学界让顾彬老师如入无人之境，他带着自称成长于“精英教育”环境中的自信，过足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瘾。他从作家说到作品，从文学外部说到文学内部，从现代文学说到当代文学，从著名作家说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其是香港《明报月刊》上《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的言论一出，一下就惹急了文学界，数篇商榷文章随之而来，其中刘再复的《驳顾彬》最为令人关注。

刘再复说，他早就看不惯顾彬“洋教师爷”的架势，也看不惯顾彬殖民者的姿态与腔调，更对他对莫言和高行健的信口雌黄忍无可忍，他要为这个“欧洲愤青”和“精神浮肿病”患者打破“不争之德”。刘再复的文章颇有时无英雄、我辈责无旁贷的意味，但因为他的斗争思维，他的轻慢立场，整篇文章火气十足。而且，他很快被清华的教授肖鹰挑出了知识性的硬伤，被社科院的研究员李建军条分缕析了其情绪有余，学理性不足的毛病。李文说，刘再复不应该避重就轻，真正该批评的是中国作家泛滥成灾的“消极写作”和评论家没有底线的“吹捧之风”——总算，被顾彬侵犯和冒犯的文学界，有了点儿清醒理性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没有得到呼应，对话还是没有进行下去。

文学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这种洞察的人生观教人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虱子就弃了袍子，自然也不能因为袍子的华美其外就完全对虱子习焉不察。

如虱子般令人厌恶的世俗，在哪里都无法逃避，而且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越是浸淫得深，越能够感受到世俗力量对纯粹价值的侵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文学在一些人的眼里都是有利可图的，文学界也可以是名利场——当然，理想状态下，知识分子最是应该跟名利保持距离的，可这理想又几时实现过？

中国当代文学近六十年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一样，无不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同步，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各国文学概莫能外。只不过，中国建国六十几年的变化更为剧烈，因而文学显得问题更多。不论如何，很多情况下，与其单独探讨文学，不如探讨文学与时代和国情的关系更为切中肯綮——独独文学能够免受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而自洁自净吗？

从这样的角度说，顾彬老师的很多批评，可以算作苛责——知识分子的胆气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在中国作协的体制下，作家们享受着国家给的待遇，怎么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呢？而且，无论中国当代文学有多少问题，它毕竟产生了足以传世的大作品《白鹿原》；它毕竟穷六十年之力量为中国电影、电视、动漫等等提供了原创的力量——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姜文的《鬼子来了》，这些足以和国际电影媲美的大作品，无不从当代文学中汲取原创营养；而且，仅就文学本身来说，它毕竟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但反过来，顾彬的批评为什么得以放大，甚至以讹传讹呢？除了外部的原因，恐怕媒体和文学内部的一些不满情绪也是主要助推力：其实人们的不满不在于文学掺杂了垃圾，而是许多文学垃圾被奉为经典，“红包批评家”和“同仁吹捧者”遍地都是，让文学变得毫无衡量标准可言。

文学创作的良莠不齐可以原谅，但评判的价值体系混乱却不可以容忍；而且，毫无影响的垃圾可以置之不理，但对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垃圾却同样缺乏明辨，就不得不说是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失职。有网友特别轻蔑地说：“垃圾还可以回收利用呢，中国文学，你觉得可以吗？”

其实，近些年，除了“垃圾论”变成了文学不满情绪的出口，陈丹青对木心的鼓吹以及他曾经在博客上的叫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这种不满情绪的出口之一。陈丹青是著名画家，艺术悟性自不必说，同时他也是畅销书作家，海归之后写下《退步集》《笑谈大先生》等等，在青年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随着他作为文化意见领袖的声音越来越受重视，他的判断也越来越大胆，他说“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可能”在这里仅仅可以看作一个语气词，是一个有胆气的行外人给自己留的退身步。果然，有文学中人出来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发表了一篇叫《木心的尴尬》的博客文章，认为其作品不过如此。之后，朱伟又“枪毙”了一篇本拟刊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陈丹青访谈录。由此，陈丹青接连在博客上“开火”。

有意思的是，陈丹青捎上了文坛，但文坛没有人应和，自然也没有另外有分量的文章来探讨，木心的文学价值到底是不是如陈丹青所说那么“独步天下”——读者推崇某一个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读者，即便再有名，敢于从文学传统上给其定位、做专家才能做的事儿，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坛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陈丹青“一个人的战斗”了一阵子之后，就鸣金收兵了——没劲，四顾无敌手。

不知道是虱子太多，还是袍子没有人打理，总之，文学，不光在老外眼里，在中国人眼里，也一样灰头土脸，一样无语无力。消极的中国文学给人感觉都几近虚无了——从某种角度说，顾彬能够开口批评，而且全围绕文学说话，不用扎圈子、逗闷子、挥棒子的方式，还是充分尊重了中国当代文学呢！至于他的具体说法是不是值得商榷，是另外的问题。或许，顾彬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来了本身。

勃兰兑斯在著名的文学史必读书《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写到自己面对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丹麦人的惶恐和灰心。他说，一个想要对别国文学发表见解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文学的了解甚至比不上这个国家的儿童，儿童从小就耳濡目染，而外国人却是在很难大量吸收知识的年纪才开始结识它。所以，他发言“所依靠的力量不得不一部分来自他借以采取和坚持个人观点的决心，一部分来自他尽可能发挥本国作家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是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一种“旁观者清”的才能。简而言之就是，“有一种要素，外国人比本国人更容易察觉，那就是种族的标志。”

顾彬的“巴别塔”

自从上帝用打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人类的巴别塔工程，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就开始了寻求对话的旅程。

某种程度上，以对话和误解为线索就可以写一部世界史。自从两次世界大战，这种极端的“对话”方式结束之后，人类更是开始寻求合适的、互利互惠的对话方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和文学也开启了与西方对话的大幕，但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聆听”，因为“对话”是需要底气和资格的。

以夏志清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视野，中国文学界此时也饱含着理想主义的情绪，抱着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学习态度，因而那时候的文学还能在文化使者的帮助下，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曾经，文学界也和社会各行各业一样，充满热情和激情地探讨“全球化”，探讨应对“后殖民时代”的各种文化预案。那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从未如现在一样，弥漫着一种无力感和虚无感——或许“消极写作”“吹之捧之”都只是这种无力感和虚无感的直接反应而已。中国文学界缺学术精英吗？缺学术良心吗？如果时代和社会能够给知识分子合适的土壤，让他们像顾彬老师一样成长和思考，对话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现呢？

在顾彬老师试图建造自己的“巴别塔”的过程中，中国媒体其实客观上起到了“上帝”的作用，或者，他们扮演了《鬼子来了》里头的翻译官角色，为了自己保命，他把日本武士求死的意志变成了“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过年话儿——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制造沟通障碍。但终究，真相还是不断显现，不仅是关于顾彬说话的上下文、顾彬说话的依据，即便是顾彬这个形象本身，也慢慢被勾勒出来了。

对中国文学，顾彬不全是苛责，他赞赏和推崇鲁迅，对王蒙80年代的小说也颇多好感。在中国人早就高喊着“饿死诗人”的背景中，他对中国当代诗歌颇多赞赏。莫言获奖之后，他是站在“长篇小说的问题是世界性”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其小说的评判。顾彬写作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丝不苟地列举了大量的参考文献目录，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些参考文献的严谨程度，足以使之在6000多部中国文学史、100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脱颖而出。

总之，顾彬绝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大嘴巴，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借学术来中国骗名骗利的外国人。相反，据他的朋友和有关记者的描述，顾彬很有忧郁气质，勤于思考，喜欢诗。在人多的场合，他不喜欢说话，而喜欢沉默。他喜欢散步，尤其喜欢到墓地散步，“在坟墓的时候，你能够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

至少，他身上有着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沉淀和严谨的怀疑精神，他的如此做派都是一个学者的做派。而且，顾彬对中国的历史和人际也感同身受，他承认自己在文学史中“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外国人了。他回忆在北岛家认识顾城、回忆跟自己的中国妻子交往的过程时，甚至还说“顾城诗歌里面写的人之间的关系，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我的生活。”

重要的是，顾彬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内省也经常渗透在他对文学的看法中，他说：

“我们没有办法无罪。我们也无法获得对人和事物的完美了解。这说明任何接触都有它的不足。如果没有这种不足，也没有接触的必要。另外无论哪种接触，都会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还不够了解。可以说，我们在别人面前，无论如何总是有罪的。对我来说，认识到我们不可避免的罪，才为我开拓了一种真正的对话。”

顾彬实际上还是国际友人，中国文学实际上也还是需要帮助，至少需要提示和提醒，但是，现在，文学界集体“拒绝”代表文学接受这种帮助，或者说，没有哪一个文学中人愿意承担这个使命：文学在哪儿呢？文学的发展跟我有关系吗？面对个体和整体的这种虚无感和无力感，显然不能用“国民性”来大棒横扫。个体和群体的意气风发和发愤图强，是建立在社会环境和职业理想的允诺和诱惑之上的。作家在作协的庇佑下，知识分子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社会环境中，该去哪儿找动力呢？

姜文在《鬼子来了》的访谈中说：“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中国文学界面对顾彬来了，除了一阵骚动之后的集体沉默，还能想起什么，能做点儿什么。

但愿顾彬不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