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

 苏琦

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萌芽”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

在晚明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曾经出现过一段辉煌时期。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折银缴纳）的大力实施所带来的赋税货币化改革，则令晚明经济的商品化更上层楼。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杭嘉湖、苏松太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生产对粮食作物的排挤效应，出现了要从区域内其他地方甚或区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产量区输入大米的局面，“每岁无论丰歉，外省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

除棉布、丝绸、蚕丝、棉花、粮食等大宗产品外，小民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给也出现了市场化倾向，江南“附郭之农兼粥蔬菜，织曲薄为业，皆不专仰食于田”。而那些长期栖身于市镇之人也开始从市场满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缝纫、不举火而服食鲜华。”

然而这一切并未带来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最后突破。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因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成为致命的短板之一。

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已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到18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

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

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

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市场参与者的人均收入增加，却始终没有出现，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而这又对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过程的集中，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者赵冈的研究，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较高的。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该设备包含了“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但事实上它的改造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内地，当时来自沿海和国外的棉纱供应均告中断，对棉纱的需求，使得人们突然对这样的乡村“古董”发生了兴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发明其实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临界点。

多纺锤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规则的监督和协作是必需的。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如轧面和织布的专门化。这样的机械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纺织是副业，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最好是妇女）操作的单锤纺车和踏板织布机才是上佳之选。

到了明末，大型多纺锤机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随着小规模个体家庭织布的增加，大型纺织机进一步衰落。作为主要制造单位的小农家庭的优势，排除了集中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同时被排除的，还有与大规模制造业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改造。在清朝，逐渐的，图案复杂的棉布变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国都市中心出现的有着集中制造业雏形的行业，如苏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业，几千名工匠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他们却各自租用设备，不像一个企业，更像一个联合产出体，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轧棉、纺纱和织布，依然分散在农民家庭中进行。

国内市场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中国基于庞大小农经济的惊人生产力“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加以释放，而由此导致的超额入超加重了国内经济对作为硬通货的白银的依赖，而这又为因鸦片“搅局”导致的白银大规模外流时的内忧外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