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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

柳红2014-09-09 18:33

柳红/文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1978年以来,与改革有关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像莫干山会议那样被持续关注,被视作可以发掘利用的遗产。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自2012年起,开始每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中青年理论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三年,题目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

莫干山会议具备什么品质?有什么独到之处?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2008年,我根据采访和文字资料,撰写了“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一文。(《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24日发表时,题目被改成《莫干山会议真相》)此后,在研究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过程中,得以见到更多相关的史料,深感莫干山会议是个历史棱镜,可以折射出会议本身的有情有理、有神有趣;也可以折射出会议之后的风云变幻、人生冷暖,以及中国历史演变的有升有沉、有明有暗。值此30周年纪念再记,力求将所知的个人记忆融入整体,将零碎记录拼成图像。

创意、设计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官方发起,而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其创意来自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1950年生)。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78级研究生同学,此时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197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北京知识青年回城、上大学、读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现实和命运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讨论问题,调查研究的圈、组,或称“民间思想部落”(钱理群语,见钱理群为孙方明著《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所写的序言,大风出版社,2011年)。比如:1980年聚在一起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自1980-1982年,合作五篇文章:1.“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2.“关于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3.“对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4.“关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的若干看法”;5.“思考与选择”。起初被称作“四签名”,后来被称作“四君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于1980年底组建,陈一谘任组长,何维凌、王小强等任副组长,主要成员是在校大学生。该组运行到1985年,一分为三,一部分人转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城市改革),1982年成立的“青年就业研究组”(蔡晓鹏任组长,李振宁、张学军、卢迈为副组长,主要成员为各校研究生)、1983年的“流通组”(1983年,王岐山将“青年就业研究组”转变成“流通组”,直到1985年。蔡晓鹏任组长,成员皆为研究生),“国情组”(1983年3月,陈子明、姜洪、石小敏创建国情组,后更名“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被取缔),以及“国民经济双周讨论会”(北京的青年人自发组织的定期讨论,参加者有大学生、研究生、研究人员、记者、教师、机关干部等等)。

栖息于这些群落的年轻人,遍及各个大学、社科院、中科院、报社、党政机关,形成了很强的势力和场,并与上海、天津、武汉的年轻人遥相呼应。然而,朱嘉明、黄江南他们更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有为青年也能参与到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来,他们把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当作一个途径。(据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回忆:“朱嘉明最早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具体设想,就是他到天津与我们这些朋友见面后产生的想法,认为不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学者动员起来,还应该把全国的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

这个想法最先说与刘佑成(1949年生)和孙皓晖(1949年生)。刘、孙是陕西人,刘佑成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皓辉(著有6部11卷《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是法学出身,在西北大学任教。时间是1984年1月,地点在杭州。他们设想把会议地点选在浙江,最好是莫干山。这年春天,朱嘉明、黄江南和《经济学周报》社张钢(1948年生)去南开大学,和那里的朋友谈了关于莫干山会的具体设想。张钢成为会议筹备和举办的重要操持者。

朱嘉明和黄江南所在的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负责人是马洪(1920-2007年)和蒋一苇(1920-1993年)。虽然他们都是极有创造力、组织力的人,但是难以承担发起和组织全国中青年会议的责任。既然不能使用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只能寻求外援,找到发起单位,名正言顺地撑起这个架子来。在那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体制外”,也没有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只有年轻人自己培育的自由组合空间。至于选择标准:一是处于改革先锋的新兴媒体;二是多家媒体联合发起。

 

那是少有的媒体宽松时期,创办一份报纸并不难。首先是《经济学周报》(1982-1989年),它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发起人于光远(1915-2013年)、冯兰瑞(1920年生)等创办的,王瑞荪任总编;其次是安岗(1918-2013年)、丁望(1926-2003年)担任主编、副主编的《经济日报》,这份报纸1983年1月1日创刊,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强劲;再次是实行主编负责制的《世界经济导报》(1980-1989年),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主编叫钦本立 (1918-1991年)。此外还有《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它是由参与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青年白若冰等人于1984年刚刚创办,由主报和系列专刊组成,是中国第一家系列报刊;曾任于光远秘书的刘与任主编的《经济效益报》(1980-1989年);老媒体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不出所料,几家媒体愿意承担发起单位的责任。与此同时,刘佑成争取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也作为联合发起单位,加起来总共十家,相当可观。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出消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组。

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即各发起单位代表,他们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编委会主任冯兰瑞、主编王瑞荪;《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张学廉;《经济效益报》主编刘与任、《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白若冰、《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王文起、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方民生);

二是筹备组,尽可能广泛地把在京机关中有密切联系的青年人囊括进来,包括各发起单位中年轻一代的干将。组长是张钢(《经济学周报》);副组长是徐景安(1941年生,国家体改委)、黄江南(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组员有卢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其仁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高善罡(《经济日报》)、崔维德(《中国青年》杂志社)、陆薇薇(《中国青年报》)、朱杏清(《世界经济导报》)、周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王晓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祥剑 (国家经委财贸综合局)、胡世英(自学杂志社)、周小川(清华大学)、卢迈(北京经济学院);

三是论文组,组长是王晓鲁(1951年生)、周其仁(1950年生),副组长是朱嘉明、卢迈(1949生)、宋廷明(1945年生)、高梁(1948年生)。(徐景安莫干山会议筹备资料,来自徐景安个人空间)参加阅稿的还有张少杰(1953-2011年)、蒋跃(1958年生)、夏小林、高善罡(1955年生)等等(据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共识网2013年6月8日)。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燕京饭店。他们几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着“江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对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他们进行了七次评审(根据《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在开幕式的发言),不徇私情、不讲关系、遵守程序,最终挑选出120余篇。据高梁回忆:“整整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

8月27日,《经济学周报》刊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即将在浙江省召开》(张钢撰写)。朱嘉明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祝贺与希望》:

“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

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补充。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就是发现、汇集、扩大经济科学工作者大军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这次讨论会,在开会方式上也有所改革。参加者的入场券是自己提交大会的论文。大会只以文取人,不计其他,入选者才能出席。会上也不是各念各的文章,文章另行印发,由会议选择几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若干建议。这样,会议的参加者不再是一些老面孔,给一些确有研究的中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学的机会;同时,会散人走也留下了成果。可能这样的开会方法,也会为今后召开类似会议开创一种新的风气。”

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进入会议阶段,筹备组和论文组转换成大会秘书处及七个课题组召集人,加上原有的领导小组,构成保障会议顺利进行的金三角结构。八天会议中,秘书处编印了至少四期《会议情况》。9月10日会议结束后,各组报告起草人赶写,15日就已完成七份专题报告,加上两个附件,共九份文件上报。9月中下旬,几位主要执笔人又去北戴河做进一步修改,有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等。

课题组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问题设置的。按照论文内容和专业兴趣,将与会者分配在七个课题组内。第一组是宏观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召集人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小冈;第二组是企业组,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召集人是重庆社科院周天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杨沐(1946年生);第三组是开放组,召集人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第四组是流通组,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召集人是商业部办公厅蔡晓鹏(1950年生);第五组是金融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课题,诸如金融市场、股份经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蔡重直;第六组是农村组,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比如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其仁;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职能等,召集人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王晓鲁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高梁。

会议的资金来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1980年代的众筹”。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资助1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根据徐景安公布的资料,载徐景安博客)从8月15日筹备组寄出的会议注意事项中可见:“会议代表旅差费、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由于住宿安排条件有限,请不要提前到达”。因为不负担食宿,所费并不太多。

在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年代,不仅办会不易,很多受邀代表来开会也难。要不是看到一份记录,似乎那个时代的困境都被彻底淹没了。来自山东济宁印染厂的翟新华(1949年生),9月1日下午乘公共汽车一路站到兖州,买不到当日杭州车票,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夜里两点的火车:“车上人多得出奇。不要说没有座位,就是坐在地板上的地方,蹲下去的地方都没有。站着也不能自主。人贴着人,脚挪动一寸就要碰到别人。车窗都关着,又闷又热,加上挤,人们都很烦躁,时有争吵。火车过了徐州,又过了南京,本以为到上海会有座了,不料,常州、无锡、苏州过了,上海到了,仍没有座。一直站到杭州。从凌晨2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15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个苹果,没有上一次厕所,同时大汗不止,口渴难忍。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就是‘文革’大串连,也没有此景况!”(根据翟新华笔记)

东道主方面承担会务的主要是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组成有24名成员的会务组,打头的是后来担任浙江省体改委主任的章荣高。省政府汽车队、莫干山管理处各派出5位。他们竭尽全力。中秋节前两天的8日,给大家发梨和苹果;10日晚上加餐、赏月,为各组准备月饼、糖、瓜子,组织中秋之夜舞会。

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困难来自方方面面,只是,从未听到任何当事人口里吐出过一个难字,完全是众人拾柴,热气腾腾的感觉。

与会者的草根性、广泛性及多元化特征

莫干山会议参加者的草根性、广泛性和多元化特征决定了会议的品质,以为它是“精英”集会是对历史的误读。何来这种品质呢?它是以在报纸上征文得到响应为基础的。可惜1300多份应征论文的资料未有保存,难以对作者、选题进行分析。在通讯条件差,连电话和传真都未普及的年代,达到如此深而广的动员程度,是人心所向的反映。会议发起组织者创造性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将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企业人员、军人,从中央到省、市、县,从中心到边远城市研究经济改革的青年人组织在了一起。

针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笔者对近180位代表,做了一个按地域、身份、行业的分类(表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是会议的参加者(按照实际参会增加了原来名单上没有的李湘鲁、孔丹;而未参会,名单上有的则没有去掉)。

首先,区域分布广泛,涵盖24个省、市、自治区。90多人来自研究机构,或在校研究生;36人来自党政部门;12人来自企业;34人来自媒体。

第二,以青年为主,老、中、青结合。青年又以上世纪50年代出生,30岁左右,经历“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之后考取大学和研究生的为主。研究生多是用自己的硕士论文来参选。像参与价格双轨制讨论的华生(1953年生)、何家成(1956年生)、张少杰(1953年生)、高梁、张维迎(1959年生)等,都是82级研究生。50岁以上的大约10人,最年长者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1913年生),时年71岁;安岗66岁、丁望58岁;冯兰瑞64岁、钦本立66岁等,以及浙江省省长薛驹62岁、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66岁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53岁、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文骞53岁。他们的出席既为年轻人保驾护航,也有借青年之锐气造势,推行改革之意,渴望从这些“自命不凡”敢想敢说的年轻学者,包括研究生那里听取新思想、新知识,也感受新会风。

第三,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的参与。从北京来的有中组部、中宣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西城区等机构工作人员。浙江省更是倾巢出动,除了省长、宣传部长,社科院院长,浙大副书记,还有省委宣传部、办公厅、组织部、体改委、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浙江省还有20余位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分属研究机构和省委省政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秘书李湘鲁(1948年生)和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孔丹(1947年生),以及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1948年生),他们起着上引下连,穿针引线,内外呼应,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即被叫停,但是,政治经济上的保守力量,对改革或充满疑义或反对,对于此次青年们大张旗鼓讨论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是特别盯牢的。国家体改委就有领导顾虑这个会是媒体与民间组织的,而劝体改委宏观规划组的徐景安不要参加,但徐景安执意赴会。会议组织者十分清楚局势,既保障安全,又不失锐气,尽量使会议有利于改革的整体事业。众多党政机关人士的出席,无疑给他们增添了底气、合法性和保护色。值得提及的是,这些与会者没有官气,谦恭、行事低调,平等讨论,甚至忘乎所以地争论。中组部青干局还带来一张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局制作的《社会科学专门人才登记表》,请与会者登记,想发现和聚焦人才。

第四,媒体代表。参与会议的媒体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为改革鼓与呼是他们的使命。特别是经历了“反右”、“文革”之后的老报人,重新拥有一块媒体阵地时,思想已十分成熟,且有魄力和经验,深知如何给予青年人最有力支持。以《经济日报》为例,安岗和丁望总是说他们义不容辞,要给予青年人最好的“后勤”保障。会后,《经济日报》辟专版先后刊发莫干山会议文章18篇。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下,学界与媒体相得益彰。

第五,企业代表。会议邀请了12位来自企业的代表,他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中潜藏着“企业家”精神的思变之人,像西单商场的赵聚武,泰州炼油厂的闫卡林,山东兖州印染厂的翟新华等。

覆盖城市改革的七个专题

即便三十年后回过头再看,莫干山会议的主题和七个课题组的设计,也不得不说它既有新意,又从现实出发,覆盖了改革所面临的各个领域。这是会议的“骨架”,而能不能把问题讨论透,讨论充分,则需要创造新式的开会方法。在这方面,莫干山会议无疑是“创新”:会议论文只是入场券,会议期间不宣读论文。

9月3日一早,在杭州报了到的代表4点多起床,乘车行80多公里上莫干山。开幕式于9点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旧址内举行。上午发言的是东道主浙江省省长薛驹,《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1925年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下午发言的有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1938年生),中组部青干局闫淮,大会秘书长张钢,国务院体改委徐景安等。

王瑞荪和贾春峰的讲话给人印象较深。王瑞荪说: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老一辈经济科学工作者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动力,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这次会议是建国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我们希望能够体现出讲求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贾春峰的发言题目是《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根据讲话稿,油印件)

没有例行的大会发言,就进入三天分组讨论,之后才是大会,然后再回到小组,归纳整理课题报告。它既是开会,又是共同研究、完成课题的过程。以第二组日程安排为例:

9月3日:上午、下午参加全体大会。晚上开碰头会:1)自我介绍、相互认识;2)谈谈自已参会想法(5分钟);3)介绍小组讨论日程安排的设想。

9月4日:全天小组讨论。1)工业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实质和含义;2)怎样使企业的盈余和职工的自身利益相结合;3)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有破产法,为什么?

9月5日,全天小组讨论。1)我国工业企业的自负盈亏可采取哪些不同的模式;2)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大型骨干企业是否可实行自负盈亏;3)我国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采取哪些步骤?

9月6日,全天小组讨论。1)工业部门管理和工业行业管理的主要不同点;2)加强工业行业管理的现实意义;3)工业行业管理应有哪些内容和形式?

9月7日,上午大会发言,下午小组讨论。

9月8日,小组讨论。1)当前工业行业管理的情况,什么是急需改革的问题;2)加强工业行业管理的步骤和措施;3)加强行业管理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的关系。

9月9日,小组讨论。1)讨论并通过小组的课题汇报:a关于工业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的探讨,b关于实行工业行业管理的设想和建议;2)当前妨碍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在体制改革中我们能采取哪些措施加快工业技术进步。

这里,非常有必要对莫干山会议的分组顺序及各组论题作个简略叙述: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