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

苏琦

以大清国天朝法度，除非称臣纳贡的使团，一般外国人是不能直接与政府官员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来广州这一口通商之地做生意的外国商人，除了只能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交易，而不准自行寻找贸易对象外，其他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项，也只能由相关行商转禀。这也是满清政府所津津乐道的“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之道。

那些贸然与夷商交往并胆敢代为陈情的官员，面临的是可能掉脑袋的风险。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洪仁辉（James　Flint）船长曾贸然北上欲赴京陈情，结果在天津被拦下。后来洪被驱赶到澳门，从此不允许再踏上中国领土，而那个代他转奏陈情书的天津地方官员则被问斩。不过吊诡的是，后来中英之间第一次“国书”的来往，突破口也是在天津。这是后话。

在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两次“叩关”未遂后，英国欲与中国建立“国与国关系”的努力告一段落，官不通夷的惯例一直维系到鸦片战争前夕。1833年，伦敦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任命了一名驻华商务总监督。衔命赴任广州的内皮尔勋爵（Lord　Napier） （也即中国史书里的“律劳卑”，“律”为Lord的粤语译文，而“劳卑”则为Napier的粤语译文，一如下文中的“义律”为Elliot的粤语译文）于1834年7月抵达广州，结果国书未被接受，其本人也被驱赶至澳门。

不屈不挠的英国人没有放弃尝试。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所述，1836年12月，此前以秘书身份随内皮尔来华的义律（Charles　Elliot）接任驻华商务总监督，用“禀帖”通过行商将其任命的情况告知两广总督邓廷桢，要求进驻广州商馆办公。邓廷桢见“来禀词意恭顺，尚属晓事”，就上奏道光帝，认为“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名异实同”，准备“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至省照料。”1837年2月，道光帝准了邓的折子，并指示“一切循照旧章”。在英方看来，这是达成准“国与国关系”的重大一步，而在中方看来，这无非是多核准了一名新“大班”而已。

此后，义律又通过交涉获得了公文封口上禀和遇事随时驾乘舢板往来广州的权利。因为之前作为对“洪仁辉事件”的反弹，两广总督李侍饶于1759年12月提出《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非贸易季外商不得在广州居住，而要迁往澳门。该《规条》经乾隆皇帝批准后于1760年开始执行，现在允许义律“遇事随时驾乘舢板往来广州”，已属格外开恩了。

接下来，“不知足”的英国人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官方关系。1837年11月，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指示义律要不经过行商，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并在公文中不再书写“禀”字。义律立即进行交涉，在公文中改用“谨呈”、“呈上台前”等字样，并要求公文由广州府的清朝文武官员直接交收。时任两广总督对此予以拒绝。

屡屡突破未遂的英方开始考虑以武力相要挟。1838年7月13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Maitland）率领两艘军舰开到广东虎门口外。有炮舰撑腰，义律于7月29日直接向广州城门投递了未写“禀”字的公文，通告马他仑司令的到来。邓廷桢将此公文交由行商退回，仍不肯与义律发生“直接”往来。

两个国家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发生在几天之后，而且是在两个武官之间，这为两国日后刀枪下的外交埋下了伏笔。8月2日，马他仑率军舰逼近虎门。4日，他致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代递他致邓廷桢的公文。关天培致书马他仑，称“天朝禁令，向不准兵船总领入口”，并称义律公文不用“禀”字，两广总督也就“不肯违例接收”，并反问马他仑率英舰逼近虎门意欲何为。至此，中英官方之间不通文书的历史彻底成为过去。

8月5日，马他仑复文关天培，声称其进逼虎门是因为虎门清军截留一艘英国商船，并盘问马他仑及其家眷是否在船上，这是对他的侮辱，要求关天培必须做出解释。关不得已派副将到英舰交涉，当众写下字据，称马他仑所闻乃“系土人妄言”，并以称兄道弟的口气表示“得罪贵提督言语，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马他仑得此字据后于8月6日撤离虎门。

经此波折之后，义律希望公文不用“禀”字，且直接投递至广东当局的沟通模式依然没有被接受，直至林则徐发起禁烟运动。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抵粤不满十天，即召开行商大会，让他们责成外国商人呈交鸦片。双方迅速形成僵持局面，外商不肯交出鸦片，中方不许他们离开商馆。3月27日，义律出面在商馆宣布，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由他转交中国政府。同一天上午，林则徐接到义律的禀帖，贴中称愿意交出鸦片。林则徐为多日僵局得以化解感到欣慰，而没有意识得到如此一来围绕鸦片的一切往来都带有中英两国政府间交涉的性质了。

也是在这一天，林则徐还收到各国商人集体签名的禀帖，声称林则徐通过行商转来的谕令“多涉紧要，难以理论”，恳请林则徐直接找他们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相关事宜。此后，林则徐的各项谕令不再经过行商，也不再经过外国商人，而是直接发给他们的领事或商务总管。

至此，天朝施行了数百年的不直接与非朝贡使团人员发生官方关系的天朝体制开始悄然崩解。但这只是地方大员的折冲樽俎，完全可以因“圣意震怒”而彻底翻盘打回原形。反过来说，只有皇帝层面也“接受”与外夷的官方直接往来，对天朝体制的最后一击才算完成。

1840年8月9日，鸦片战争已经开打多日，定海业已失陷月余，道光皇帝面对沿海各地官员互相矛盾破绽百出的奏折，发现自己对“夷情”一无所知，便做出了一项破除祖宗成立的决定，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而在其祖父乾隆帝的年代，敢于替夷人进呈禀帖可是杀头之罪。

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天津。琦善遵旨派人与英方接洽，但他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英国远征军司令懿律（George　Elliot）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朝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

“至此，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形式得以实现。”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如此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