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

苏琦

张喜是两江总督伊里布的仆人。由于清朝没有专业的外交官，遂使此一竖子成名，得以在鸦片战争交涉“夷务”的过程中占据了与其身份不相称的“显赫”地位，不仅全程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与签订，更留有《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等，虽不乏自吹自擂的成分，但确是了解鸦片战争相关内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张喜的“外交生涯”始自伊里布的浙江和谈。自云贵总督转任两江总督的伊里布一开始也是一力主剿，后来见识到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威力后，便心生“抚”意，但道光帝坚命他尽快收复被英国人占去的定海，并为此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令其陷入一味敷衍拖延的尴尬境地。

后来琦善在天津的和谈给了伊里布喘息之机，及至英军统帅懿律南下经过舟山时，双方就英军战俘和舟山的问题展开了谈判。

1840年10月2日，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与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伊里布和前来协助收复舟山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举行直接会谈，而张喜作为伊里布的家臣亦“有幸”参与。到后来谈判陷入胶着时，伊里布干脆就给张喜戴上了“六品顶戴”，让他代表自己前往定海，与英军直接谈判。张喜分别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上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则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与懿律直接面谈。双方虽未就“战俘换失地”达成协议，但就停战达成了一致，双方并各以告示和通告的方式将此一结果加以公布。

伊里布的“议和”有着强烈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息，因为道光帝从头至尾没有授权他与英夷洽谈，只不过鉴于英夷在天津“情词恭顺”，且已拔棹南下，让他不要急于克复舟山“轻启衅端”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义和团之乱时“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其实可以在浙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短暂和局中找到根源。

然而伊里布苦心经营的和局随着广州战火重燃而被打破，道光帝又开始命令他尽快克复舟山。为表达对伊里布畏战不前的不满，道光免去了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

伊里布一看大事不妙，与余步云商定一条“献俘攻城”的奇计，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然后派三千大军押解英方最为看重的陆军上尉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1841年2月24日，张喜按计划来到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示好。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按照与伊里布商量好的口径回复说，若英方归复舟山，便释放安突德，如若不然，大军将以安突德祭旗，不日克复舟山。不料话音未落，张喜便发现安突德已经安然归营，不一会儿负责押解安突德的两名清军下级军官也赶来，报告张喜说安突德途中被英军“劫走”，而原来说好跟进的三千大军则杳无踪迹。

接收好战俘急于前往广州参战的英军接下来主动撤离了舟山，留下了定海县城给张喜等三人。伊里布闻讯大喜，将这场“三个人的战事”渲染为一场大捷，冀望能挽回道光帝的“圣眷”。不料道光看到伊里布的捷报后越发龙颜大怒，一是恼恨既然舟山如此容易克复，为何迁延至今日，二是气愤广州战事正酣，伊里布却放走大股英夷，而不思就地聚歼。

弄巧成拙的伊里布此前因拖延攻剿而被免去钦差大臣一职，如今又因“克复”舟山而罪加一等：“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不用等上八年，伊里布便时来运转。转过年来，由于长江流域战事糜烂，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担心漕粮有失的道光帝再度被迫由“剿”转“抚”，此时善于营造“抚局”的伊里布便再获大用。家臣张喜的命运也随之再度转变，得以厕身南京谈判这一历史大舞台。

1842年7月10日，在天津家中“养病”的张喜迎来了伊里布的专差。伊里布在给张喜的手谕中敦促他迅速南下：“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结。”他还勉励张喜通过“将此事（和谈）到底办完”，来一雪两人此前因浙江议和而蒙受的不白之冤。

8月6日，被城下英军逼得五内俱焚的两江总督牛鉴派亲兵急赴无锡，敦请耆英、伊里布速来南京以解倒悬。二人决定派刚于当天到达无锡的张喜先行。临行前，耆英给张喜送来五品顶戴，并对其保证说绝不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白戴虚顶”。

张喜于8月7日中午赶到牛鉴的两江总督衙署。张喜到达时，牛鉴正为英军放风将于当日攻城而急得团团转。谙熟西人习俗的张喜宽慰他说，当日是西历中的星期日，英军忙于做礼拜，断不会攻城。将信将疑的牛鉴等了一天，果然不见英军攻城，不免对张喜青眼有加。

次日，伊里布赶到南京，旋即派张喜前往英舰洽谈。此前双方的交涉一直不太顺畅，一方面因为英国文书的翻译往往词不达意，令清朝官员难明就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朝官员不愿在照会上写明自己的意思，以免留下“一意委屈求和”的证据给同僚或圣上抓住把柄。因此许多重要信息往往由送信的亲兵口头转述，而这些赳赳武夫显然难以胜任这种需要领会和传递“话中有话”的“传达者（messenger）”角色。

头脑清晰口齿伶俐而又有着办理“夷务”第一手经验的张喜，显然最适合扮演这种角色，而最“可贵”的是，英方的谈判队伍中有着他的老“熟人”马儒翰，彼此颇为知根知底，可以省去许多试探和虚文。

有了张喜这种比较利落的传话人，双方的“误判”便大为减少，沟通迅速“畅通”起来。自此以后，清朝对于英军的“抚局”便走上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