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弱者守护神
2014-10-14 17:22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冯八飞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不认识国界和肤色,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

爱因斯坦系列之 十四

冯八飞

上回说到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他却并不在欧洲。那么,他是在哪儿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呢?

中国。上海。

1922年8月8日,爱因斯坦携夫人罗爱莎出访日本,途经科伦坡和新加坡,在到达日本之前访问了香港和上海。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爱因斯坦乘日本船“北野丸”号到达上海,在汇山码头登陆。抗日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个码头是日军据点,至今尚存。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和中国学者等。就在这个码头上,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通知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

就是说,上海还要算爱因斯坦的福地。

爱因斯坦这次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天。他在“一品香”进餐,在“小世界”听昆曲,游览城隍庙和豫园,最后被上海学生用双手抬起来观南京路全景。《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5日第10版专题中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王冠,有的地方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第二天凌晨,爱因斯坦夫妇乘“北野丸”号离开,于11月17日抵达神户。

一个多月后,爱因斯坦从日本北九州门司乘“榛名丸”离日返欧,于1922年最后一天11时再次到达上海。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邀请,爱因斯坦于1923年元旦15时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相对论讲演。

此次再访上海,爱因斯坦差点前往北京大学。

爱因斯坦访问北大,是三顾茅庐的物理学版。这事儿得从1917年说起。这年初蔡元培演讲宗教信仰,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其中提出科学无法解决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只能靠哲学解决。当时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于当年9月发文反驳:“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然后他简要介绍了狭义相对论,就此成为中国介绍狭义相对论第一人。1920年8月许崇清回国,心胸开阔的蔡元培专邀这个批评过自己的留学生到北大任教,后来许崇清曾3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最后于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后心脏病发作去世。

看到许崇清这篇文章后,蔡元培向当时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的北大学生夏元瑮请教,后者给蔡元培寄了本相对论简明读本。夏教授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相对论的学者。

其实,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直对德国教育情有独钟,他建设北京大学的榜样很大程度上就是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而爱因斯坦正是洪堡大学教授。从此他有意邀爱因斯坦到北大演讲。1920年8月底中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访德时拜访爱因斯坦,正好柏林纳粹分子刚刚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反相对论”集会,德国反爱因斯坦热风起云涌,德国报纸大规模报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此事搁置。

这是蔡元培一邀爱因斯坦。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经费来自梁启超旗下的讲学社。1920年11月-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5大系列演讲。作为爱因斯坦的铁哥们儿,他在演讲中当然大谈相对论。当时罗素已被列入“世界三大哲学家”,他的演讲及演讲文集在中国掀起第一波爱因斯坦热。罗素演讲结束,蔡元培即赴欧美考察教育,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邀请欧美著名教授来华讲学,爱因斯坦首当其冲。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即专程拜访爱因斯坦,面邀他来华。爱因斯坦表示已答应赴美讲学并为耶路撒冷犹太大学筹款。蔡元培仍恳切劝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爱因斯坦说他担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不能离职太久,但表示“很愿意晚些时候访华”。爱因斯坦并非随口客气,他马上问蔡元培在华应用哪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用德文,然后由夏元瑮翻译。陪同前往的夏元瑮此时已是北大理学院院长,他说也可用英文。爱因斯坦表示恐怕不成,因为自己的英语太烂。

此为蔡元培二邀爱因斯坦。

整整一年后(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蔡元培大喜,当即复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最多能来半月,却开出月薪,诚意可见。这封邀请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由魏宸组转交爱因斯坦。

此为蔡元培三邀爱因斯坦。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驻德使馆转来爱因斯坦写于5月3日的回信。爱因斯坦表示访日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蔡元培毫不犹豫地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看官须知,从古至今,大学的经费从来都不够用,当时的北大并不例外,蔡元培提出的1000元已是北大教授3个月月薪,而且这是一个月的费用,如为两周,实际应为500元,现在变成1000美元,不啻天文数字,蔡元培虽然爽快答应,其实根本“真不知往何处筹措”。直到7月初他专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求援,梁启超答应说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才算大致落实经费。蔡元培松了一口气,马上在北京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筹集各大学术团体签名起草欢迎信,并于12月8日发出德文欢迎信,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但是,欢迎信刚发出,夏元瑮就收到1922年12月7日爱因斯坦写于日本京都的信,全文为:

“夏博士鉴

今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爱因斯坦”

夏元瑮立告蔡元培,蔡元培连忙去信询问,12月22日爱因斯坦致信蔡元培方道出其中原委:“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此时爱因斯坦日程已定,因此终于未能前往北京。爱因斯坦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有文章说当时爱因斯坦未到北大是因为北大没答应1000美元高额出场费和他们夫妇的全部开销。我本人对此颇为怀疑,因为这与爱因斯坦一生粪土金钱的价值观相悖,而且此前他已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这辈子的钱肯定是花不完的了,有必要去计较1000美元吗?他到普林斯顿后曾用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当书签,最后连这本书也找不着了。何况此时蔡元培也已筹措到了足够的经费,怎么会因为钱而拒绝爱因斯坦来访?

无论何种原因,错过北京之后,爱因斯坦于1923年1月2日11时乘“榛名丸”号离开上海,顺访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获特拉维夫荣誉市民称号,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然后绕道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最后辗转回到柏林。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3天,但他却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的苦难现实和欧洲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残酷压迫。爱因斯坦的伟大,就在于他永远自觉自愿地站在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一边。终其一生,爱因斯坦堪称弱者最伟大的守护神,而且他这个神还并不需要被守护者顶礼膜拜。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充满对中国人的同情,后来被他的女婿凯塞收入以笔名赖塞出版的《爱因斯坦传》,报纸版面金贵,这里只引用两段。第一段是客观的描述:“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天天敲石子,日工资5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之可怕。”

爱因斯坦关于上海的第二段文字强烈地敲击了我的灵魂:“这个城市(上海)鲜明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来的革命事件(五四运动)。在上海,欧洲人是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欣赏的也正是这一点……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

“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90年前,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这样描写中华民族的境遇。

连老天也流泪了。

是的,当时就是这样! 让那些吃饱了鼓吹“殖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意见领袖”都来看看这些文字。他们饱读中外诗书,为什么都装作没看见?他们对中国人的感情还不如一个做客的犹太人。说实话,有时候我都想抽他们。

爱因斯坦在中国不到3天,但他守护中华民族不止于此。他像守护世界上每一个被奴役、被压迫、被任意侮辱的民族一样守护着中华民族,他的守护发自内心,并且付诸行动。1931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东三省,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罗素和杜威等名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和史良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入狱,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1934年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从法文本转译中文出版,惜乎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此书没引起多少反响。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周培源单独交谈,他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1938年6月爱因斯坦与罗斯福总统长子共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不认识国界和肤色,他对中华民族的守护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许良英和周培源发表长篇悼念文章。

可笑的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爱因斯坦被打成“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国掀起大批判狂潮,直到1979年北京隆重召开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爱因斯坦才得以在中国正名。

看官须知,这个大会对爱因斯坦根本不重要,即使中国到25世纪仍然把爱因斯坦称为“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丝毫无法动摇这位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之荣誉于分毫。

然而,这个大会对中国却十分重要。没有这个大会,也许中国到3010年都无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亚洲之行结束,爱因斯坦于1923年7月前往瑞典参加诺贝尔授奖仪式。玻尔已于19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1922年诺贝尔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领取1921年的诺贝尔奖金,这在诺贝尔授奖历史上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爱因斯坦拿到了这笔奖金,他太太罗爱莎却连钱影儿都没看见,因为,他立刻把这笔奖金汇入瑞士银行前妻马蜜娃的账户,作为她与两个儿子的生活费用。

更让我感动的是,罗爱莎并没有因此提出跟爱因斯坦离婚。

笔者年过半百,已经到了不是盲目相信爱情的年纪。但是,如果有爱情的话,这才是!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2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授奖通知特别暗示爱因斯坦获奖演说时只能谈“光电效应”,不能谈相对论。爱因斯坦没赶上那次颁奖。到他1923年7月领奖时,诺贝尔奖物理委员会主席阿列纽斯却说:“大家肯定会因为相对论的演讲而感谢您。”暗示他在颁奖典礼上谈谈相对论。于是,爱因斯坦7月11日在哥德堡的答谢演说题目是《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台下听众2000人,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

也就是说,诺贝尔委员会其实知道他们1922年11月发的通知有点儿傻。

现在中国很有些人有了几个钱,然后就浑身奢侈品,穿必阿玛尼普拉达,抹必帕尔玛之水,言必路易威登江诗丹顿,喝必拉菲玛歌,见过几个上流社会的就激动得浑身哆嗦,能说一个月停不下嘴。爱因斯坦一夜成为世界科学新教皇,全世界所有上流社会都敞开大门恭请他光临,可是,无论出席多么庄重高雅的上流社交,爱因斯坦都坚决保持在ETH大学和布拉格德意志大学的穿衣风格,即胡乱穿衣!他经常无论寒暑穿着一件很旧很旧的咖啡色皮上衣——罗爱莎的礼物。如果天太冷,再加一件灰色英国羊毛衫——也是罗爱莎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如果确实需要穿西装,爱因斯坦就穿一套黑西服,照例很旧很旧。只有实在特殊的场合,经全家一致哀求,他才会破例穿上不那么旧的晚礼服。

这时的爱因斯坦买得起任何名牌西服。如果他愿意,最奢侈的品牌也必定愿意终身免费提供服装。

那么,他为什么依然要胡乱穿衣?这是他的人生宣言。爱因斯坦要告诉全世界:名牌于我如浮云。

嗜好名牌的人,不是工作需要,就是彻头彻尾缺乏自信的家伙。想想吧,全世界有多少人买得起路易·威登、香奈尔、普拉达、卡地亚、蒂芬尼、江诗丹顿、劳力士、兰博基尼、法拉利、劳斯莱斯、iPhone 8 ……

可是,全人类到现在,170万年历史,只有一个爱因斯坦!

获得诺贝尔奖,是很多获奖者一生的顶点,可它却只是爱因斯坦一生的一个山间平台。山高人为峰。爱因斯坦还将登上更多更险峻的高山。

那么,他还将登上哪些高山呢?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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