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刘邦临死前，曾留下遗言，说周勃能安刘氏。吕后在一旁听了，没太当一回事，她心里想着吕氏家族控权。但诸吕之中，本来就没有猛士，都是看吕后眼色行事的种。

长话短说，吕后还未完成吕氏家族控权的步骤就死了，并与刘邦葬在一起，还是归于刘氏，同诸吕脱离关系，沛县“老革命”周勃、灌婴等人，乘机联手刘氏，诛灭诸吕，一无所忌。刘邦说周勃能安刘氏，恐怕不单指他能诛灭诸吕，“安刘氏”的含义，远远超出了灭诸吕，其关键，在于能为汉家天下立一位好皇帝。

周勃少文，连说话都木讷，但为人厚重。就是这么一个“少文”之人，却在刘邦之后，为汉家天下立了“文帝”。

天命照耀边缘

立汉文帝，是一件大事，但史家并没有过多着眼于此，寥寥数语，潦草几笔带过了。为什么要立代王，而不立齐王？他们更多关注皇家的家务事。

有人说，齐王家外戚强悍，汉臣怕重蹈吕后覆辙，而选择了代王。代王刘恒是刘邦四子，母亲薄姬，贫家女，在刘邦诸姬中，最安分守己。这肯定是理由之一，但不是唯一，更不是最主要的。而且这理由也太消极，拿不到桌面上来，只能在桌子底下，彼此踢踢，心领而已。拿到桌面上来的，似乎还应该有更加积极的理由。比如，汉初推行黄老之治，以清静无为作为最高政治标准。

这当然是个高大上的理由，齐王兄弟属于猛士型，不符合这一标准，而代王，俭居一隅，安之若素，就像一条“潜龙”，静若处子，隐而不发。

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对于帝国生命线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也是一个好的理由，齐王兄弟内战内行，对匈奴却不熟悉，代王所居代地就在北部农牧分界线上，是汉家天下的门脸。

冒顿单于听说刘邦死了，就派人送信给吕后，居然自称：我生于沮泽，长于平野，与牛马同域，好几次到了边境，想游中国。你独身一人，我也一样，都不快活，何不找点乐子？你缺了丈夫，而我要一个老婆，你缺的我给你，我需要的你给我，这样，两人都快活。

这里提到“沮泽”，可是燕之沮泽？如齐之社，宋之桑林，楚之云梦泽，都是男女交欢、野合之地。吕后虽怒，却只能屈服，回信道：我老了，头发也掉了，牙齿也松了，走路摇摇晃晃，你还年青，有的是美人。

吕后虽狠，但还是不如当年秦国宣太后狠，秦国面对义渠，犹如汉初面对匈奴，宣太后嫁与义渠王，生了两个儿子。当秦国从内战中一恢复元气，她就出手了，一举谋杀之。秦出兵，灭了义渠，向西北拓地数千里，此番苦心孤诣，惟越王勾践可比。

汉朝当下，最要紧的是分寸，以此来考虑，也要立代王为帝，他懂得如何与匈奴打交道。代王是刘家的隐士，隐士的好处是，令人难以察觉其缺点，而猛士的缺点，往往比优点还要生猛，隐士使人有安全感，而猛士令人不安。

大隐隐于边，当吕后要改立刘恒为赵王时，他赶忙推辞，说还是愿意留在代地，他在代地已经呆惯了，熟悉牛马之域，逐水草而居。

赵地，是封王之肥缺，帝之候选，他一推辞，吕后就爽。赵地，岂可一日无王？既然刘家无人可派，那就派吕氏去。在凶横的吕后看来，刘恒还算识趣，像她的母亲薄姬，有争就让，只想过清静日子。那就放他一马，放他在阴山脚下，让匈奴人去收拾他。可匈奴人并没有收拾他，因为他不光坚忍，还很清贫。

就这样，刘恒才得以混迹于农业与牧业、汉人与胡人之间，混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时，那就是隐了。终于有一天，太尉周勃来了，请他去做皇帝，他还是推辞，“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连周勃都着急了，刘恒也就顺其自然，不再推了，带了一班人马去做皇帝。周勃好眼力，他看清了天时、地利，为芸芸众生，选了一位好皇帝。

仁者无为而治

中国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但称得上是好皇帝的，恐怕只有汉文帝。

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但不是个好皇帝，他以天下之力，遂一己私欲，所以二世而亡，亡了以后，还被人骂，在历史上遗臭；汉高祖刘邦，从民间起兵做了皇帝，这样的皇帝，本来应该很民本主义，可他却一身的无赖气，俩口子算计功臣不遗余力。汉家天下里，汉武帝最贵气，打仗、花钱无敌，可他花的都是爷爷的积蓄，他爷爷就是汉文帝；唐太宗、宋太祖，让道德稍息，靠政变当皇帝；汉惠帝很仁慈，可他还是个孩子，他无疑是个好孩子，却难以被称作是好皇帝，汉文帝是惠帝的弟弟，他像惠帝一样仁慈，还可以居皇帝身份，将仁慈化为仁政。

好皇帝的标准是民本主义，而不是做圣王，圣王同好皇帝还不一样。圣王是理想性的终极追求，而好皇帝是功利性的现实评价。圣王的使命，是使他的臣民在统一意识形态下成为圣人，如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好皇帝只想让人民休息安乐。

圣王不光对自己要求高，对臣民要求也高。圣王的理想就是要将臣民被圣化。大一统的精华，不光是统一天下，更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和理想以及梦想，皇帝要统一天下就可以了，可圣王要求更高。中国的皇帝，大凡有点理想的，都想当圣王，没有理想的，就什么都不想。想力所能及的做一个好皇帝而又能做的，真可谓少之又少。

汉文帝行黄老之治，没有把圣王太当一回事，人民当不当圣人，他不管，可人民过日子他要管。他要管，不是管人民，而是管自己。管住自己的欲望，不要去打搅人民，这叫作无为而治。好在他是跟着母亲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节俭如家常便饭。他一节俭，就能减少朝廷用度，就能对人民轻徭薄赋。

他本想修一座露台，一问，要花费约百金，他说，这是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啊，停了吧。他珍惜寸缕，织布不易，要求自己的夫人，穿衣服不能衣角着地，帏帐不要刺绣，以朴素为美，简约为美，这正是道家主张的。

秦始皇造陵墓，真是铺天盖地，可汉文帝却静悄悄的，陵墓很平常，依山下葬,不起坟丘，陪葬品也只用了点陶器，没用贵金属物品。他还规定，送葬不准动用车马，不准陈列兵仗，戴孝用的白布，宽不得超过三寸，治丧期间，允许老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吃肉。

有人献千里马，他不要，还下了一纸《却千里马诏》说，我出行，前有仪仗，后有侍从，好天气日行五十里，坏天气行三十里。你送给我千里马，让我一个人骑上牠，先跑到哪里去呢？诏书才30字，就可见他不但朴实，而且有趣。这样的文字，是第一流的好文字，司马迁写《鸿门宴》也不过如此，不愧为“文帝”之谥。

秦始皇以自我为中心，不仅让天下围着自己转，还与天道合一，而文帝却以民为本，把自己下放到民本主义里，从农民那里接地气。他说，农民是天下根本，把祖上留下的田——“籍田”，让我来耕种吧，我要用田里的收入，来作为祭祀祖先的供品——“粢盛”呢。这是古礼，每年春天到来时，由天子亲自主持，行籍田礼。《说文》解释，籍田者，天子躬耕，使民如借，故谓之籍。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借”字，颇有点家与国区分的意思。籍田千亩，乃天子私田，天子不能以一人之力耕之，以民力耕之，故曰借。《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亩。是说“籍田礼”仪式，依据周礼，意思意思就行了。汉文帝却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身体力行之。为了供养祖先，他与皇后一起耕与织，向天下示范孝行和礼仪，教人民如何过日子。皇帝亲耕所获作为祭祖供品，皇后桑麻做祭祖礼服。

还下令各地官府，春耕前要劝农，贫者贷给粮种和口粮。同时，将农田税，由高祖时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人头税，由原来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改为收四十钱。徭役，每人每年一次一个月，改为每三年一次一个月。

在当时的制度下，能有这样的好皇帝，那是人民的福气。对于汉文帝，我们不应要求过多，一个再好的皇帝，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民主制，圣王也不可能，这是由王权的本质决定的，他可以坚持民本主义，但不可能搞民主制，尽管他的民本主义不仅仅是主义，还是措施。

他下《恤民诏》说，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不乐，为民父母将怎么办？所以赈贷之。

数十字诏书，简明如《老子》，生动似《论语》，便将天地之仁，以民为本道尽。可谓文如其人，至简至朴。《除肉刑诏》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错在谁？是在朕德薄而教不明？吾甚自愧。今人有过，教化未施而先加刑，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意志吗？诏除肉刑！

由仁者之心，发为仁者之文，发以为政，则为仁政。然其仁政思想不出于儒家，而是出于道家老子。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况肉刑也！

天上出日食了，不是小事，是天象示警，天子要有反应，不同的帝王，反应当然不一样。秦始皇向外反应，从不自我反省，听说东南有天子气，他便前往镇压之，听说“亡秦者胡也”，他就派蒙恬率秦军三十万众去燕、赵之地修长城，这样过度反应，其实是不自信，不光殃及其民，还祸及其子孙。

可汉文帝却没有那样反应，本来日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臣弑君或外寇入侵，他却引咎自身，下《日食引咎诏》，只涉及他一人。他说：朕闻之，天生民，为民设君以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惩戒不治。天下治乱，在朕一人，举贤良方正若能直言谏朕之人，可以匡朕之不逮。

他说日食是因为他“不德”引起的，与他人无关，给臣民吃了定心丸，还乘机提拔一批贤良方正之士，来批评他的缺点，指出他的过错。有没有引蛇出洞的意思？没有。他很自信，不需要这种阴谋，尽管这种阴谋《老子》里也有，而申韩之术里更是比比皆是，可他都不要。

为什么？因为他很仁慈，仁者如山，有着伟大的定力，当年，他就靠了伟大的定力，折服了周勃这样的猛士，如孟子所言，仁者无敌！文帝从来就不想君道同体或圣人革命，去受天命、做圣王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相反，他认为做圣王的成本太高，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人民都受不了。

他不想受天命，只想接地气，受天命的事，他留给了孙子。

政治要过节俭日子

文帝刘恒的儿子刘启，接着父亲治理天下，做得天下很景气，被天下人称为“景帝”，还将他与父亲的治绩统称“文景之治”。

但到了文帝的孙子刘彻就不同了，他是一块做圣王的料，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就是汉武帝。但奶奶窦太后还在的时候，他不轻易造次。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最担心的是“花钱”问题。爷爷去世了，奶奶拿着爷爷的圣旨，要求她的儿子、孙子无为而治。对儿子，她很满意，尽管中间有儒者拿出圣王的一番作为来引诱他，也亏她该出手时就出手，一点小岔子，很快就被她扭转了。那些儒生没有撼动她儿子，又来撬她孙子，她更加警惕。刘彻继位时，才十来岁，就被儒生怂恿去迎接所谓大儒申公，还议立明堂，要改元建制。一套老把戏，她一听就火了，要他们立马停止。

在她看来，这些儒生，一要革命，二要花钱，唯恐天下不乱。革命，革什么命？是儒生胡说，还是我糊涂？总之，我是反革命。秦朝的命不是早就被革掉了么，再革下去，岂不要革我汉家的命？不革汉家的命，那还革什么命！什么？改制，革秦制的命。秦制有什么不好？没有秦制，哪来皇帝！改制，难道还要把皇帝改了去？

儒生一会儿讲名分，一会儿要革命，自相矛盾。黄生说得多好，不管秦制还是汉制，帽子要戴在头上，鞋子都穿在脚下，改制，你能把鞋子改到头上去？想犯上作乱，还要我家掏银子，我瞧他们那副样子，就来气。

那辕固生成天嚷嚷汤武革命。汤武革命已经结束了，我家高祖早就完成。汉高祖，就是汉家汤武。怎么了？你不服气，还要继续革命？那你就去革野猪的命吧！当年，我家高祖革命就从斩蛇开始，这里没有蛇，有头野猪，你辕固生革命，就只好将就一下，从杀野猪开始。

我儿子景帝好脾气，开导他们：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学者不谈汤武受命，也不为愚。将“革命”放到一边去。可那辕固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当作我的面贬低《老子》，说《老子》是“家人”语，谁是“家人”？我是宫女出身，是“宫中之家人”，我推崇《老子》，礼敬读书人，向他问《老子》，他竟然含沙射影。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是我儿仁慈，给我解释，说他本意是说《老子》为诸子家人，没有冒犯我的意思，我才让儿子给他一把刀，免他被野猪咬死。

我和丈夫，节约了一辈子，就留了这么一点积蓄，到死都舍不得花。不是我们不想花，而是我们一花钱，人民就不能休养生息。儿子跟我们一起长大，过惯了节俭的日子，能够理解我们的苦心和用意。可我这孙子，生来就奢侈，他哪里知道，就在这天底下，还有多少人在过苦日子？儒家凡事都讲礼仪，可那礼仪都是要花钱的，我丈夫生前就说过，他若死了，不许用儒家丧礼，像秦始皇那样厚葬，是要亡国的。

秦始皇修墓，没完没了，是一个天下观的格局。他在地下营造天下，人民诅咒他，让他快死呀！他要不死，天下人就要被他折腾死；秦要不亡，除非天下人死光。他不得好死，死得像一条烂鱼，生了蛆。他怎么死的？还不是听了那些儒生和方士言，跑到齐国去封禅、游仙。他想不死，结果不得好死。

她丈夫和儿子，都没有秦始皇的野心，也不受儒生方士的蛊惑。但她的孙子太好强，就像秦始皇，早已不满足于规规矩矩当个皇上，因为儒生对他讲，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皇上皇——圣王。还有方士，对他说，不管什么皇帝，到头来终归有一死，连圣王也不能不死，可你有慧根，能够成为神仙，所以啊，你要去游仙。

但奶奶窦太后管得严，汉武帝与儒生和方士交往，就不得不收敛。反正奶奶年事已高，多听听奶奶的唠叨，也算是尽孝。心里有此一念，他就比秦始皇要幸运，后来他才收得住。

秦始皇生来就父不父、母不母，从来没人管，所以不会反省，一根筋游仙，才上当受骗。刘彻，从小就有父母管、奶奶管，管的人多了当然很讨厌。可这也就培养了他有敬畏心，也培养了他的孝心，而这是做人的根本。

做人，就要被人管，从小被人管，长大了还要被人管，即使做了皇帝，还要有人管。盈儿，有母后吕氏管；彻儿，有太皇太后奶奶管。不过，这位奶奶比吕后强，一来心地善良，二来更有思想。

吕后多欲，其实不懂政治，除了铲除功臣、培植诸吕，于国计民生不多考虑，自以为能算计，结果将吕氏一族都赔了进去，赔得很彻底。因此，那吕氏不光是汉家天下的祸水，更是吕家的祸水。

而这位奶奶考虑的都是大问题，例如革命问题，是关系到汉家天下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还有花钱问题，其根柢在于是否坚持民本主义。因此，“文景之治”，不光有两位皇帝，还有这位奶奶窦氏。窦氏专门管皇帝，连不可一世的汉武帝，都被她管着呢。

奶奶死了，他从悲痛里，终于熬出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