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张喜作为家臣确乎不能承担外交专家的角色，而更多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的出现更多是传递一种求和的信息，英国人看重的是他身后的主子伊里布。

伊里布的复起，本身就表明清朝皇帝有意妥协。一旦谈判正式展开，张喜自然就靠边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替他出场的会是什么谈判专家，在外交人才奇缺的当时的中国，无论哪个层级的人涉足外交，无不孤陋寡闻洋相百出。外交除了要以实力为后盾外，作为一门学问，确实还需要专业人才来专门从事。

作为城下之盟，《南京条约》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谈判。在一线的大佬们全无章法，对英方的要求照单几乎全收，只想息事宁人，尽快让英国人撤兵了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扮演了英国人“同谋”的角色，不惜渲染和夸大现场的情势紧急与窘迫，以“说服”道光皇帝尽快批准签约。因此，以近现代外交的眼光来看《南京条约》，不难发现清方在其中的种种疏漏，从而为未来的纷争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等到了李鸿章等封疆大吏主持外交的年月，一只准专业化的外交队伍已经形成。不过这只队伍依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外交官，而更多是李鸿章等人的幕僚，主要来自其门生故旧乡党，或由熟人推荐。他们很多时候也侧身官场，但主要不是因为自身的功名，因为他们通过留学或办洋务等习得的专业知识，并不符合科场规范。他们的一官半职更多源于李鸿章等的举荐，主要为了便于官场行事，以及在对外交涉时师出有名，因此他们虽然表面上也效忠朝廷，但作为幕友，其真正的荣辱进退更多还是取决于与督抚重臣们的关系，以及督抚重臣自身的宦海生涯。

因为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巨擘的地位，其身边的外交团队尤为世人瞩目，其中的佼佼者也确实为维护晚清中国的利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人还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栋梁，从而使晚清到民初在外交层面的过渡顺畅了许多，在风雨飘摇之际能够维系“大中华”于不坠，实属居功至伟。

在李鸿章的外交幕僚中，最为世人所知、争议也最大的当属郭嵩焘。虽然郭只在李鸿章的幕府里待过几个月，但在世人眼里，李鸿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护人。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历任苏松粮道和广东巡抚，并在1875年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与那些游历西洋之后才“睁大双眼”的国人不同，郭嵩焘早在1859年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英法两国谈判代表这一违背国际惯例的做法。不过，对郭嵩焘之所以争议大，主要还是因为他在驻使英国期间的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英国制度的“倾心向慕”，甚至认为可以媲美于中国古代的“三世之治”。而在当时满清权贵和普通缙绅的心目中，西方无非倚仗“坚船利炮”横行于世，至于典籍制度那还是“我天朝”为优，甚至直到数十年后，张之洞为推行新政还仍然不得不打出“中体西用”的幌子，郭嵩焘之过于超前于世可见一斑。

郭嵩焘的出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李鸿章的另一个著名幕僚薛福成促成的。他指出中国筹办夷务屡屡不利，主要是因为国人普遍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又昧于时势，因此应该在向英吉利等国派出公使，以广视听，为朝廷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他还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专与外事有关的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在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之前，薛从1865年到1872年间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薛曾认为，郭嵩焘的思想过于激进，后来当他自己也于1890年成为驻英公使后，他发现郭嵩焘是对的，而他自己的观点也变得比郭还要惊世骇俗：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等是欧洲富强的真正原因。

薛福成不仅长于外交，还是一个军事人才。1881年他为北洋水师拟订了一套和国际相接轨的章程。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在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果断出兵汉城，迅速平息乱局，将中日战争推迟了十数年。也正是在这次事变中，李鸿章麾下的另外两个幕友马建忠和袁世凯开始崭露头角，后者更是成为继李鸿章之后另外一个能够左右中国政坛的封疆大吏，直至攫取最高权力。

与郭嵩焘、薛福成等“老一代”幕友不同，马建忠是地道的“海龟”。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交涉律例”，并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由于对“交涉律例”的娴熟，他代表李鸿章拟订了朝鲜与美国的通商条约蓝本，并“创造性”以条约附加照会的方式来解决中朝之间存在的“属国外交”问题。在处置壬午兵变的过程中，马建忠充分展示了其兼具果敢与机变的外交素养，不过人们对于其将兵变始作俑者大院押解回中国的作法，则毁誉参半。

1884年，李鸿章出于“护佑”之意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1895年，李鸿章赴马关谈判，马建忠又陪侍在侧，充任外交幕僚，在外人看来俨然“上阵父子兵”之态，李鸿章对其的信任与倚重不言自明。

同样参与处置壬午兵变的袁世凯却一路官运亨通。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赏加道员衔”。1885年袁世凯赴朝上任，随同前往担任他机要秘书是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之一唐绍仪。唐于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赴美，1880年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中学作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并成功考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担心留美幼童受到异端学说的蛊惑，日后会成为西人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1881年清政府勒令留美幼童回国。唐绍仪的大学学业仅完成一年，便不得不和其他幼童一起返国。和其他很多留美学生一样，唐回国后也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并因种种机缘巧合与袁世凯“一路同行”，直至在中国民国前期达至顶峰：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唐绍仪则成为国务总理，直至后来唐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愤而出走。

李鸿章与马建忠以及后来袁世凯与唐绍仪所代表的封疆大吏与海归共事的范式，后来屡屡在中国政坛出现。后者能够向前者奉献国内所稀缺的专业技能与国际视野，前者则能向后者提供常规之外的官场直通车和必要的庇护，虽然二者间的合作并不总是愉快收场。直至改革开放年代，此一范式仍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