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荣/文

诗人多短命。普希金活到37岁，著名的英国诗人雪莱终年29岁，拜伦死于36岁，法国诗人兰波命丧37岁，美国诗人爱伦·坡终岁39，最著名的短命作家勃朗特三姊妹，大姐夏洛特活到38岁，二妹艾米莉死在30岁，小妹安妮病逝于29岁。

相比之下，在短命且有世界声望的作家中，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大概算是短命之最。他生于1814年10月15日（俄国旧历是10月3日），死于1841年7月27日（俄国旧历7月15日），生命历程不满27周岁。但是，在这短暂时光里，莱蒙托夫的生命却放射出格外耀眼的光芒，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今年是诗人诞辰200周年，在俄罗斯，他的光芒却被不同的三棱镜分析折射着，这位普希金的继承人、沙皇帝国专制制度的牺牲品、愤世嫉俗的叛逆者，如今又被戴上了国家主义爱国者和东正教神恩歌颂者的花环。

“是人间的逐客，不过长着一颗俄罗斯的心”

10月15日，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的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奔萨省省长、总统文化助理弗·托尔斯泰陪同下参观了国立“塔尔罕内”莱蒙托夫庄园博物馆。至此，俄罗斯今年的这场纪念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的文学飨宴达到“尊贵”的顶点。“塔尔罕内”是一个隐藏在俄罗斯大平原腹地的庄园，坐落在远离莫斯科的奔萨省，不通火车，汽车也只能停在五公里之外的大路边。但是，它却因为诗人莱蒙托夫而成为俄罗斯最有名的圣地之一。略微联想一下莱蒙托夫那浪漫而又短暂的生命轨迹，自然能够理解塔尔罕内对莱蒙托夫的重要性：莱蒙托夫诞生在俄罗斯古都莫斯科。转年春天，半岁的小莱蒙托夫被母亲带到外祖母的“塔尔罕内”庄园。诗人在外祖母的羽翼保护下生活到13岁。如此算来，诗人一大半的生命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841年7月27日莱蒙托夫与人决斗，死于高加索的五山城。一年之后，外祖母把至爱外孙的尸体运回到“塔尔罕内”，安葬在家族专用的教堂里。这里又成为莱蒙托夫永远安息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普京在众多莱蒙托夫纪念地中选择了塔尔罕内。“塔尔罕内”是庄园所在村落的古老名称，到了1917年，这个村庄被命名为“莱蒙托沃”（意为“莱蒙托夫村”）。现在，“塔尔罕内”只是一个庄园，只是俄罗斯联邦国立莱蒙托夫庄园纪念馆的别名。如今，普京总统的光临势必会让这个遥远的庄园更加著名。

但是，俄罗斯总统浏览莱蒙托夫遗物时所问的问题，会让人感到俄罗斯首脑的思路与莱蒙托夫的诗文不很相干。

在塔尔罕内庄园博物馆，普京看到了莱蒙托夫的军旅遗物，于是问馆长：“莱蒙托夫服兵役是他外祖母的主意，还是他个人的选择？”馆长似乎没有明白普京问题的要旨，所以她的回答更让人感到与诗人的文学主题无关：“尽管莱蒙托夫完全可以成为职业文学家或者职业画家，但是，他投身军旅，自然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研究者早已指出，莱蒙托夫本人在军队服役的表现非常出色，作战勇敢，非同寻常，总是第一个上马，最后一个卸鞍。”在这一问一答中，莱蒙托夫的生命重心从作为诗人的文学支点转到了作为军人的社会政治立场。

普京并非不知莱蒙托夫的生平，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莱蒙托夫是中小学必读的课程，他把问题引到莱蒙托夫“自愿”的军旅生活，是因为他的兴趣不在莱蒙托夫的诗歌小说上，也不在莱蒙托夫的绘画上。作为自称从早到晚为国家服务的首脑，普京参与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活动，实有它意，普京的意向似乎定位在“为国家服务”的焦点上。

果然，离开莱蒙托夫的“塔尔罕内”庄园之后，普京转身飞落到奔萨省城的“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会场。在讨论大会所定主题之前，他特别强调，他今天的演讲很想从祝贺那些让俄罗斯的文化、语言、文学变得珍贵的人开始。他说：“今天是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我很荣幸，在这样的时刻，终于参观了‘塔尔罕内’这个伟大诗人生活的地方，这个培育了伟大诗人的地方。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的作品至今还有很多争论。到现在为止，还在争论莱蒙托夫所持有的政治观点。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但是，所有参与争论的人都不能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是一个天才，正是我们的天才。也可以不加任何条件地说，莱蒙托夫是一个爱国者，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爱国者这个词，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它采取不同的态度，会赋予它不同的内容，但是，（莱蒙托夫是一个爱国者）这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普京关心莱蒙托夫是否主动选择军旅生活，是借此把莱蒙托夫和爱国主义连在一起。

“一堆破碎的希望沉在心底”

作为俄罗斯政治领袖，普京的逻辑是很自然的，论断自然也是千真万确，莱蒙托夫是一个职业军人，而非一个职业作家，而且莱蒙托夫当然无疑是一个爱国者。

但是，稍微知道莱蒙托夫生平遭遇的人，都知道莱蒙托夫的爱国主义是一种被流放者的苦恋。

莱蒙托夫的军旅生活并非都是“主动的”、“自愿的”选择，1837年莱蒙托夫去高加索前线，不是自愿，不是主动，而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批示下被流放的结果。1841年诗人最后死在高加索，表面上是死于“浪漫胡闹”的决斗，但是，诗人对生命如此轻率，难道不正是因为世事对他生命的压抑，社会对他命运的残酷冷漠的结果吗？所以，正如普京所不能回避的那样，“爱国者”这个概念，实在是一个永远都在争论不休的事实。

了解今日莱蒙托夫的最新争议，我们知道，普京的“爱国者论”，应该是针对当下的争论所作的“有感而发”。他身边有文化助理当然知道，在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的喜庆氛围里，也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爱国”的辩论。其中，颇有一些专家教授十分想打破俄国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总体神话”，十分努力“在祖国文学作品研究中尽早摆脱这种怀疑的、仇俄的态度”（见 《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三期，莱蒙托夫专号）。

然而，又怎能摆脱呢？对于19世纪的“经典”作家，如莱蒙托夫，无论“重写派”如何重写文学史，也无法否认莱蒙托夫身上的愤世嫉俗。这个“世”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世”，这个“俗”就是延续了一千年的俄国专制农奴制。假如淡化了莱蒙托夫的“愤世嫉俗”，那么，莱蒙托夫还是那个满纸都是激愤的莱蒙托夫吗？

我很不想用“专制”、“农奴制”这些“落俗套”的词语来表述，似乎都是些老掉牙的旧腔调。但是，面对历史文件的书写文本，我实在无法换另外一套现代或后现代的新词语来表述这个事实。

那么，在讲述莱蒙托夫“愤世嫉俗”的故事时，我又怎么能改换另一套表述呢？

“流亡他乡的闻名的青年”

莱蒙托夫从来不是一个“主席台上就座”的桂冠诗人。他很早就开始写诗，14岁就有诗作流传下来，但是，在1837年23岁之前，他只公开发表过一首诗。直到1837年1月28日，当他写下了《诗人之死》这篇著名的“悲愤诗”，莱蒙托夫这个近卫军军官才成为俄罗斯文学的耀眼新星。

至今，《诗人之死》依然是俄国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作品，人人都知道这首诗歌的“本事”：1837年1月27日，俄国文坛大诗人普希金和法国侨民丹特士进行了一场决斗，普希金受了致命枪伤。第二天，彼得堡全城都在流传普希金受伤身亡的消息。听闻这个消息，莱蒙托夫按耐不住心中的“怀疑”和“愤恨”，提笔写下了：

“诗人死了！这荣誉的俘虏！

被谣言击中，倒下了，

胸膛带着铅弹，也带着复仇的渴望，

垂下了高贵的头颅。”

这首诗飞快地流传，莱蒙托夫一夜成名。但是，它给莱蒙托夫带来的不是诗人的荣誉，而是牢狱之灾。2月18日，莱蒙托夫被捕，20日被抄家，23日被审讯，27日被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不如说是“发配”，本来是驻扎在首都皇村的近卫军少尉莱蒙托夫被“按原来的军级”派往高加索边陲服役。

莱蒙托夫的母亲早亡，一直与外祖母相依为命，突然传来至爱外孙被抓捕的消息，外祖母完全不能理解，为了减轻罪罚，外祖母上下奔走，以求改判，但是，最高决策者没有为此宽大处理。5月13日，莱蒙托夫不得不到高加索。

这便是莱蒙托夫“自愿”的军旅生活。

老祖母早在至爱外孙出发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上帝会给他派来一个死神”。老祖母不能理解，莱蒙托夫“由于年轻、浮躁而写下的诗歌”，竟有如此大的罪过。

那么，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到底触动了最高决策者的哪根神经呢？

莱蒙托夫这首诗分两段完成，最初，莱蒙托夫写了56行，诗意集中在质疑为何一个法国流亡侨民丹特士可以在俄国宫廷逍遥自在地挑衅俄罗斯诗人，怒斥法国人这一枪背后那股密布在整个俄罗斯的恶风劣俗，它窒息幻想，埋没激情，扼杀天才，阻断新思想，推波助澜的流言蜚语满溢宫廷。莱蒙托夫并非是“圈内人”，他不知，当他写下这56行诗句的时候，普希金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只是到了决斗后的第三天，诗人普希金因为枪伤感染不断恶化，才不治而亡。当普希金死亡的确切消息再度传来的时候，莱蒙托夫又提笔添写了16行诗句，这后续的诗句锋芒直接对准了“站在皇座两侧”的那帮贪婪的人，怒斥这帮“扼杀自由、扼杀天才、扼杀荣耀的刽子手。”诗人愤怒地说：“还有一个神的法官等候着你们……即使你们用你们全部的黑血，也洗不净诗人的义人的血。”

很多中文译者将“黑血”翻译为“肮脏的血”、“罪恶的血”等等，我想不如尊重莱蒙托夫直译为“黑血”，无论俄语还是汉语，我们都能充分理解这个“黑”字。

莱蒙托夫在前后两段诗行中还使用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典故：耶稣受难。他是想从中引出“天庭的法庭”，愤怒的诗人是要终审“皇座两侧”的那些人。

莱蒙托夫的诗句被自由派人士争相传诵，也很快被“皇座两侧”的人传到了沙皇直属办公厅的第三厅，打报告的人在莱蒙托夫的诗句旁批注：“革命的宣言”。第三厅主管、宪兵总部首脑、治安部队总管家A·贝肯道尔弗伯爵“审时度势”一段时间之后，便把此案直接报告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在报告中说：“写入这些纸张的内容如此狂妄大胆，究其根底，这是比刑事犯罪更为无耻的自由思想”。沙皇尼古拉一世立即在报告上批示：“美妙的诗，没什么可说的。我已经派魏玛搜查莱蒙托夫在皇村的房间里的所有纸张，搜查其它可疑的东西，我已经命令逮捕他。刚刚我已经派近卫军高级医生去探访这位先生，检查他是否疯了，然后我们将合法地惩治他。”

这里应该稍微说一下莱蒙托夫事件所涉及的“第三厅”。

尼古拉一世刚刚接受皇位，圣彼得堡就爆发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3000名起义官兵在上议院广场举行兵谏，其中大多数是贵族身份，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贵族民主运动。接着，尼古拉一世很快停止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沙皇专制框架下所进行的那一点点政治改革，抛弃了略带立宪意味的政治改革方向，代而行之巩固专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有创意的就是把“沙皇陛下直属办公厅”的权限无限扩大。新沙皇在这个内阁（汉语常用内阁翻译西语的皇帝陛下“办公室”一词）当中，相继创办了六个分厅。其中第三个分厅就是臭名昭著的保障专制制度安稳无恙的“第三厅”，它成立于尼古拉一世即位的第二年，即1826年，一直延续到1880年关闭，此后，其职能还在“内务部”的编制下继续延续。这个第三厅是宪兵总部，是监视国内情势的密探总部，也是鼎鼎有名的“书报检查”总部。上面提到的A·贝肯道尔弗伯爵就是这个第三厅的首任长官，他在这个岗位上“鞠躬尽瘁”一直工作到死（1844年）。

在刚刚出版的A·贝肯道尔弗《回忆录》中，1837年这一则日记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冬季比平日略为轻闲，几场舞会，几个节日都增进了皇帝的健康，他还是觉得虚弱，但是，他依然为增加所有人的福祉而努力，而这些人也都关心着他。他的健康和努力多少打消了人们担心失去这样一个人的可怕的恐惧，因为这个人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拯救的源泉，对于革命来说是则是令革命者恐怖的根基”（A·贝肯道尔弗 《回忆录》，莫斯科，2012年，第650页）。在这篇回忆录中，在1837年的段落中既没有提及普希金，也没有说到莱蒙托夫。但是，这些话语恰好可以映衬这一年春天，第三厅处理莱蒙托夫“不可容忍的诗歌案件”的过程。对于第三厅的首脑来说，这些诗人实在不算什么，他只为皇帝负责。整个1837年，贝·肯道尔弗自己都是处在重病当中，有时要靠仆人抬着行动，然而他却更加关心皇帝的健康，关心增加皇帝健康的舞会。正是这些1837年前后的舞会上的“流言蜚语”中伤了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荣誉。而1837年，贝·肯道尔弗伯爵正抱病为皇帝工作着，其中一项，就是把为普希金的死亡愤怒，从而写下了《诗人之死》的莱蒙托夫流放到高加索。

“他已在地下长眠不醒”

派往高加索，对于莱蒙托夫来说，“法律上”是惩罚性流放，而且，当时高加索战事频繁，这是“死神”相伴的流放。但是，莱蒙托夫内心对高加索军旅生活确有一层欣喜。小时候，他就曾几次随外祖母到高加索养病。十四岁能写诗的时候，便不断歌颂高加索。他的《我爱高加索》，是每一个俄罗斯人都能背诵的。

然而，1837年以后，莱蒙托夫到高加索，则是一个囚徒的可悲的“自由”。还在首都被关押的时候，莱蒙托夫写到：

“为我打开牢门吧，

把白日的光芒放进来，

把黑眼睛的少女放进来，

把黑鬃的快马放进来，

我先亲吻我的甜蜜的美女，

然后跨上骏马

像风儿一样，

在草原上狂奔。

……

但是，牢锁沉甸甸锁在门上。（囚徒）”

莱蒙托夫在高加索的战斗中，的确格外勇敢，“基层部队”几次给他上报战功争取奖励，但是，都被高层从奖赏名单中圈除。

1840年，莱蒙托夫的生命出现一点转机，军衔提升为中尉，年底获得了休假批文。但是，1841年初，当他出现在圣彼得堡社交场时，最高首脑觉得很奇怪，于是，莱蒙托夫接到了48小时内必须离开首都返回高加索的命令。

这一年的五月，他回到高加索，不久在给外祖母的信中说：“请祝愿我受个轻伤，这恐怕是我希望的最好的结局了。”这一年的7月15日，莱蒙托夫在高加索山城一次无谓的决斗中死亡。

从1837年到1841年，莱蒙托夫开始陆续发表新作和旧作。就在1841年年初，他的代表作《当代英雄》集结成最后规模再度出版。这篇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精华之作，在整个世界文学中也属不朽之作。在莱蒙托夫的笔下，在高加索军旅生活的浪漫故事中，始终游荡着一个内心冰冷的主人公，一个绝望的、愤世的“英雄”，这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莱蒙托夫早逝于高加索之后，生前留下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陆陆续续被发表，1889年已经汇集了六大本全集。纵观这些作品，莱蒙托夫的主题非常单一：孤独、愤世、叛逆、绝望地追求自由和爱情，这是他所有作品的基本特征。

其中自然也有爱国主义的诗篇，但这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的愤世者对祖国的爱，是失恋的苦恋。

爱国诗人的爱与恨

早在2011年5月24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就签署了第674号总统令：“鉴于М.Ю.莱蒙托夫为祖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为迎接2014年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我决定：1、接受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2014年举办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庆典活动的建议。2、责成俄罗斯联邦政府组建筹备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委会并保障推进和审批涉及筹备和组织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庆典相关的大型活动计划。3、建议俄罗斯联邦和各地方政府的国家机关，参与筹备和推进纪念М.Ю.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的活动。”

今年5月16日，在普京总统的推动下，俄罗斯政府出台了《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纲领性文件。普京在与自己的文化助理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讨论这个“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时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统一最主要的精华。一个人在‘国籍’表格里填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自身做出了怎样的认同，重要的是他对自身的界定，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就应奠定的文化原则基础，重要的是培育的环境，以及道德——伦理发展的根本方向。”

由此可见，今年的莱蒙托夫诞辰庆典是俄罗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普京参观塔尔罕内国立莱蒙托夫庄园博物馆应该是复兴俄罗斯“统一”的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性动作。有普京的推动，俄罗斯古典作家正在重新放射光芒。

但是，在这场名为“莱蒙托夫”的“飨宴”中，出现了一种新风向。一些号称要重写文学史的人，很鄙夷对莱蒙托夫的传统定性，认为把莱蒙托夫“公认”为“反沙皇主义的斗士、十二月党人的拥趸、充满革命激情的浪漫主义作家、自由的思想者和反抗上帝的人”是一个虚假的“神话”（《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3期）。

这大概就是普京所指的今天还在继续的关于“莱蒙托夫所持政治立场”的争论吧。身为总统，普京没有参与争论，但是，在参观塔尔罕内国立莱蒙托夫庄园博物馆后的演讲中，他明显想用“爱国者”这个不争的事实来统领争论。

而质疑“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文学史观的人也正是以“爱国者”立论的。比如一个活跃于当今俄罗斯文坛的批评家，对莱蒙托夫那首著名的诗歌《别了，满目污垢的俄罗斯》发出了激烈的质疑。他愤怒地说：至今我们的课本中还把这篇“伪作”当作“祖国诗人”的代表作，要求我们的孩子必须背诵。这首诗的署名权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可能是后人冒充莱蒙托夫写的伪作。他希望这篇几十年来假冒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别再冒充莱蒙托夫的‘名片’，或被当成臆想的‘满目污垢’的俄国‘名片’出现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教材中”。这位专家的理由是：一个祖国的诗人，怎么会把祖国诬蔑到如此程度呢？

这是科学的文献学意义上的考证吗？这种文本甄别方法岂不也是“神话思维”吗？

其实爱祖国和恨祖国，是同一种爱国主义的两个方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诗人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中，把德国的36个郡，称作36个粪坑。德国小说家伯尔，在获诺贝尔奖后的演讲中，第一句话就说：“我爱德国，我恨德国”。

同样，莱蒙托夫是爱国的，这被流放的不朽灵魂正因为深深地热爱俄罗斯，才愤愤地揭发俄罗斯的满目污垢。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