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喜欢谈“生命经济”的汪建，不喜欢别人叫他“汪总”，华大基因（以下称“华大”）上下都叫他“汪老师”或“老汪”。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科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

不按常理出牌

华大的主要业务是和基因打交道，汪建自称唯基因主义，“受精卵结合的那一霎那是生命诞生的时候，传承的是父母的基因，别的东西都不能扩增，不可能一变二，二变四”，他迷上了生命的本源，并将此视为其终身的事业。他认为生物基因技术将会催生农业上一次新的革命，人类活到100岁也不再是妄想。

当美国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汪建正在华盛顿大学，他的使命被唤醒了，汪建和杨焕明（华大基因创始人之一，华大基因主席）依然决定参与这项宏伟的计划。汪将回国在北京创办的公司以4000万做了抵押，这是华大最缺钱的时候，工资发不下去，为了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部分，有的员工甚至向家里人借钱暂援，项目启动的时候，好多员工都哭了。“我做事情从来不看赢了会怎么样，就想最坏结果，破产、坐牢都想过，但是能不能留下像《荷塘月色》那样的一篇文章（是我真正关心的）”，事后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历史，镌刻进中华世纪坛的那条长廊，也写进了教科书。

汪建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几乎不穿正装，甚至试图剪掉别人的领带。此前记者参与华大组织的采访，一家期刊采访结束后需要拍照，向华大提出让其穿正装的要求，对方表示无奈。几经商量，决定让汪建第二天换上带领子的工服，而“督促”汪老师剪头发的事情落在了华大战略规划委副主任朱岩梅的身上。第二天一早，精神抖擞的汪建出现在会议室里，朱岩梅举起右手，摆出胜利的姿势。

年入花甲的汪建思维活跃，跟他聊天是一件费脑子的事情，上下五千年、天文地理、自然人文都会涉及。在一些投资者看来，汪建很能说，他自己曾开玩笑，“忽之必胜，悠之必克，忽悠必胜客”。

汪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我问他怎么看待2014年中国经济发生的改变，他直截了当：“不知道。”

他喜欢运动和摄影，华大茶水间的墙上贴着大幅他与王石登珠峰的照片以及他拍摄的景物照片。在汪建办公的地方，停靠着一辆自行车，吊环从屋顶垂落。华大的工作人员说：“只要上班，汪老师都骑车过来。”

以大数据揭示人类奥妙

汪建自称是吃饱了撑着，“中国发展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出来一群人吃饱了撑着，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之一就是挣钱，但揭示人类的奥妙很难。”

基因测序是在“品读”生命奥秘。生命的语言通过30亿个碱基字母排列组合，向外表达就呈现出人的各种外在特征。检测基因的目的就在解析这样的表型是通过怎样的内在组合运行方式得到。

这是一个边读边写的过程。由于大多数的表征是由多个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判断基因突变与表型的关联，需要有足够多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所以检测机构需要大量的样本，来区分正常与非正常的基因表达差异。而罕见病大多是由单个基因发生突变引起的，所以通过大量收集不同罕见病样本来检测分析这些人的基因表达，发现他们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积累数据，拼凑一张“非正常”的基因图谱，反向突破。

8月，华大上线一个名叫“同并相联”的网站，意欲将其搭建成为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与像华大这类机构、临床医生、专家学者和公益人士沟通交流的平台。华大医学CEO尹烨表示，之前他们只要看到新闻报道哪有罕见病，就去找，然后免费做检测，寻求解决方法。“有点像拼图，如果把很多单基因病都解析了，实际上人的很多疾病也就认识了，应该感谢这些人，痛苦在这些人身上，但是科学的认知从这些人身上发现，这是一个大数据的过程。”朱岩梅深深感叹。

华大最耀眼之处在于其极大的降低了基因测序的成本，使得这项服务能够逐渐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预期。

在汪建所讲的生命经济故事里，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华大掘金也正是围绕着“生死产业链”，尹烨说道：“生死都是刚性需求，等不了，患上肿瘤基本就倒计时；怀上宝宝，38周也就出来。”

华大7月获批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每例的价格控制在2000元以内,仅为美国的1/10，与传统的羊水穿刺诊断唐氏综合征的价格相差无几，但是传统方式对胎儿与孕妇都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面临流产的风险，而无创的方式只需要孕妇的几毫升血。女性的第二癌症杀手宫颈癌的基因筛查成本已经控制在100元以内。

成本巨幅降低来自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2010年华大从I-Iumina购买了128台测序仪，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检测和数据分析中心。2013年华大收购美国的测序技术公司Complete　Genomics，自此测序的核心技术也不再受制于人，据悉华大已经开始结合市场需求，研发制造新的基因测序平台。

基因测序是真正的大数据行业，测序得到的最直接成果就是数据，这些数据隐藏着生命的密码。华大目前正在研发一款名叫Genebook旨在实现个人健康管理的APP，仅汪健一个人的数据就4T，相较之下，中国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北大医院整个的数据容量为60T。华大与天河超级计算中心建立合作，实现巨量数据的运算存储。

不是“四不像”，是“啥都像”

华大与腾讯、华为并称深圳三宝。其办公的地点设在深圳市盐田区，办公楼由旧鞋厂改造而来，所有部门都在一个“车间”里办公，整齐紧密排列的日光灯高悬头顶，如果不是被蓝色的隔板分成一个个的工位，这里显得有些空旷。汪建的工位也在其中，这里没有墙与门的区隔，找同事只需要招一招手即可。

2003年，顺利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汪建与杨焕明在北京成立的华大获得了官方认可的身份，汪建即兴说出一串词儿，“华大基因：建制齐全、装备精良、战功卓越、与时俱进、接收招安、再创辉煌。”坐一旁的朱岩梅脱口而出：“现在不接受招安。”

没隔多长时间，2007年他们又选择作别体制落脚深圳。他解释说：“我们几个都很倔，宁可站着把钱赚了，也不弯腰捡钱。”华大当时认为存在即合理，要做全基因组研究，逸出了国家的功能基因研究战略政策。

汪建临走时寄语“背靠青山、面朝大海、四季花开”，他开玩笑说：“没有任何抱怨，是我自己选择‘腐败’生活到深圳。”

脱胎于研究机构的华大，现在变成一个在外界看来有些“混乱”的庞然之物。到目前为止，华大的一些机构名称还是沿用研究院时期的叫法。

朱岩梅2012年初加入华大，此前她是同济大学专注战略科技管理的学者，其曾以学者的视角专门调研过华大，认为华大拥有多个板块的现象在国内是特例，称为“四不像”，汪建立马回应：“我们是啥都像，我哪样做得不好？”

华大其下有研究机构、公司、公益组织、甚至还有教育机构。这样的存在形式，被华大内部称为“不一样的活法”。

尹烨说道：“三位一体，总得先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才有利润，产业有科学的推动，老百姓巨大需求的拉动，光做研究没有意义，做来做去都这样，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

其中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是华大营收的主要来源。通过和全球大学、科研院所，药厂合作，华大科技最先实现盈利；而华大医学主要和医院合作，二者目前的营收贡献差不多一半一半。近几年，华大每年收入10亿左右，刨除营业支出，剩余的部分用于反哺华大其他不创收的板块，主要是研发方面。

在汪建的规划中，华大的路线图是“四部曲”：科研服务-科技服务-医学服务-人人服务。华大认为到了“人人服务”阶段，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

结合社会需求做科学研究是华大的特点，将科研迅速向应用转化是华大的长处。“华大一直在加强的是针对需求做研发，不管是医疗还是百姓，将来整个华大的研发体系要更加开放，做一个平台，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能接入到这个平台上。”朱岩梅说。

此前不久，华大与南方科技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合作创办特色学院，其中的一项合作内容就是产业孵化。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王俊表示，合作会针对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重大的需求问题，开发一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计划，然后进行产业孵化。

2014　年12月17日，《自然》杂志发表中国增刊,对2014年在68个自然科学期刊上的中国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分析。华大基因名列中国科研机构第48名，在生命科学领域则名列第15名。而在《自然》和《科学》的发表指数排名中，华大基因位列第五名。

问答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2014年中国经济发生的改变？

汪建：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改变。

经济观察报：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变革期，你在企业转型上做了哪些思考？

汪建：全球的工业现在都放慢了速度，我就不看好物质生产。未来是生命经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生老病死、听天由命也过去了。为什么我不评价？因为这些经济都是过时的。只有围绕“以人为本”的经济才是根本。在未来人们满足财富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满足幸福健康长寿需求还很长。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理解在这个时代创新对一个企业的意义？你的公司在创新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汪建：没有遇到挑战，我们一直在创新，创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经济观察报：据你的判断，你所在的行业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你带了什么样的机会？

汪建：我们的行业是新型行业，由我们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