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内166号读一本叫《永远的朝内166号》的书

付如初2015-01-21 17:44

文学转角处

付如初

一座楼和一本书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在地,《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的作者王培元先生是我的同事——当然,同事只是为了表述清晰,内心里,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是引王先生为师的。

他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来社。来的时候,书中的很多人,这些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熠熠生辉的人,还健在,他跟他们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韦君宜、牛汉、绿原、舒芜、林辰、蒋路、严文井、王仰晨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这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感受到了人文社的传统、思考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于是就有了这本用“列传”形式写成的书,一本追念这个所谓“皇家出版社”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书。

对于身在这座即将拆毁重建的灰楼里的我们而言,它首先是一本“修家谱”的书。从2006年第一版出版到后来的修订再版,这本书始终未曾远离我和我的同事们的视野。年长者由之回顾往昔,补充细节;而更晚来社的我们则由之摸索体会出版社的传统,琢磨这些知识分子的历史际遇和出版社的关系,揣摩意识形态夹缝中的人性微妙,体会出版社的变化、文学的变化、文化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变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化。

书从我们的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写起。冯雪峰是著名的湖畔诗人、杂文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的学生和战友、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坐过很多年国民党集中营、1934年在中央苏区经常被毛泽东找去聊天的老共产党员。他还是丁玲“第一次看上的人”,去世后也是丁玲“最怀念的人”。1951年,周总理和胡乔木选定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的时候,他有过推辞,并力荐巴金来当,巴金辞谢,还劝他也别当。因为在这些朋友眼里,冯雪峰“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的资历、威望、学养、胸怀、器量,都注定了他是这个社长的不二人选。

冯雪峰上任了,并迅速给新生的人文社画出了清晰的轮廓。他设定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然后四处延揽专家、学者、大学教授。聂绀弩、张友鸾、顾学颉、王利器、周绍良、陈迩冬、周汝昌等这些在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颇多建树的人那时候都是人文社的编辑,他们打下的基业在六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出版社的重要板块……

然而,历史给这些知识分子施展抱负、发挥才华的时间实在太短。1957年“反右”,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都陷入了“无物之阵”,人文社更是首当其冲。

冯雪峰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降为普通编辑;韦君宜被“文革”折磨至精神失常;牛汉因胡风案的牵连,打球的时候就被带上卡车拉走了,从此开始了多年的牢狱生涯;被誉为“活鲁迅”的蒋介石的同乡、著名的“奉化才子”、担任过驻印尼大使的巴人,“文革”期间被遣送回乡后精神失常,惨死野外;戏剧天才孟超因一部鬼戏《李慧娘》命丧黄泉……

在那个“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聂绀弩诗句)的年代,这些知识分子整日生活在“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诗句)的境况之下。一想到曾经出入于这座楼里生活工作的读书人,我们在学识上无比仰望和尊崇的前辈,过的都是每天如履薄冰、人人自危的生活,心中就会涌动起一种“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情愫——一种由这些战火中走来的“幸存者”的“不幸”所引发的更为深广的历史反思。

大时代中的朝内166号

自《史记》开创“列传”体例以来,中国人修史历来重视人物。二十四史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列传。所谓“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说的也是“人”负载历史之运转、文化之传承的重要性。同时,选择“人”作为修史的中心,也天然地具有文学的意味——人性之复杂之微妙,人性永恒的困惑和疑难都是文学擅长的领域。

《永远的朝内166号》一共有16个人物小传(其中作者特别尊崇和仰慕的冯雪峰、聂绀弩和舒芜分了两个小节)。在短短的篇幅中,作者用爬梳大量史料、锱铢累积所见所感得来的线索,秉承考信求实的精神,勾勒出了传主的精神气质、性格命运和文化价值。每一个都自我圆满,自成一个完整“小世界”。而且,作者显然时刻都没有忘记,这样的一群人不能仅仅被局限于“朝内166号”这一个共通性上,他们还有更深刻意义上的“以类相从”。正如林贤治先生在给这本书做的序言中所说,这本书的历史性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

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时代框架之下,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命运仿佛都只有“悲剧”而别无他途。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再到1955年的胡风案、“丁陈反革命集团”等等,政治和文学的“一体化”格局日益显现。

在这样的格局下,文学批评显示了随时置人于水火,乃至随时置人于死地的千钧之力——很多人的命运转折都因一个观点、一篇文章或一个作品。比如冯雪峰与鲁迅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秦兆阳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孟超与一部戏剧《李慧娘》等等。“文死谏,武死战”,古今皆然。

而那时候争论的问题,在后来者看来,甚至有些“滑稽”。比如,文艺作品应不应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塑造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现实主义文学应不应该表达批判等等。正如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么多人,郑重其事地把全部精力投在甚至不是问题的问题上,还为此身陷囹圄,直至家破人亡,真真是历史的大荒谬。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关注这段历史的《永远的朝内166号》也时刻在提醒读者:时过境迁之后,不能因为评价历史变得容易了就忽略当初推动历史时候的艰难——后来的修史者尤其不能有“智叟式的聪明”。

除了大的历史框架,其他相关的、没有身在朝内166号的历史人物,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本书的关注视野。比如因舒芜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给记者,又因毛泽东加了一言九鼎的“编者按语”之后在党报上公诸天下,所引发的新中国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狱“胡风案”的当事人胡风、路翎,就曾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作者都有意侧重他们不同的侧面。在《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中,着重的是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建树、胡风和冯雪峰的惺惺相惜;在《牛汉:“汗血诗人”》中,着重的则是胡风的提携后辈、人格高洁;当然,在《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中,胡风又变成了舒芜避而不谈的、或者说是自我拷问和忏悔的提示者。

对因胡风案受牵连,完全无辜、境况悲惨之极的路翎,作者也几处涉及,反复书写他作为“未完成的天才”小说家的悲剧。又比如,从延安时期就执掌中国文艺界的周扬也多次出现。在《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中,心智澄明、大彻大悟的严文井也会说:“周扬这个人,不可信。”而在《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中,聂绀弩说“让他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而了解聂绀弩的人都知道,他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政府的东征,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过,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尤其是他的古体诗,现当代作家中几乎无人能及。他被周总理称为“大自由主义者”,为人颇有魏晋之风,率性通达,是非分明。他所在的编辑室永远洋溢着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他是《永远的朝内166号》里最惹人喜爱的人物。

当然,这本书并没有一味地表现知识分子的“无辜”,它试图在个人命运的转折中触摸意识形态震慑之下的那种“恐惧”,以及因这种恐惧而来的“同类相残”。书中用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写批判冯雪峰的会场,曾赞他“为人颇硬气”,与鲁迅先生“甚为相得”的许广平,在会场上厉声斥责他为“大骗子”,而此前一直追随其左右的楼适夷,也忽然声泪俱下称自己被骗。

然而,众所周知,连曾经权倾一时的周扬最后都没能免于被批斗的命运,更遑论一时的自保者。同时,书中也没有回避宗派主义和权力斗争,比如对巴人和冯雪峰、聂绀弩之间的矛盾,书中也并不讳言……

在著名的知识分子反思之书《思痛录》中,作者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社长)记述了一位为我党的地下工作鞠躬尽瘁的亲戚在建国后被怀疑被批斗的经历,而她和丈夫也曾对他冷淡有加。真相大白之后,她说:“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任,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该怎么痛切地反思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之酷烈,之深重啊!

从历史的悲剧到“人”的悲剧

在浓黑色的历史幕布中,面对着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深重的悲剧,《永远的朝内166号》的作者实际上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文学的选择,即该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能既书写历史和人事的真相,又尽可能地在更阔大的历史格局中描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悲剧,不牵扯太多具体的人事纠纷。

王先生最后选择了一种“互文见义”的方法,就是在某人的列传中,主要书写他作为悲剧承受者的命运,书写他的才华学识,而在其他的相关章节中,再涉及他作为悲剧制造者、或者矛盾斗争者的那一面。

比如在《巴人:“在我梦的一角上组起花圈”》中,作者充分展开巴人的才华、巴人惨绝人寰的悲剧结局,而在冯雪峰、严文井、聂绀弩等章节中,才更多地涉及他跟冯雪峰、聂绀弩的矛盾。对舒芜也是如此。在舒芜的“本传”里,作者写到了舒芜在周作人研究、《红楼梦》研究中的巨大影响力,但在其他章节中,才写到他对胡风案应该负的责任。

这样的写法,《史记》中即已有之,而在这本反思之书中如此运用,不能不说是一种面对历史、面对悲剧的文学智慧。面对历史,文学之功能固然是“兴观群怨”,但文学之灵魂亦要“温柔敦厚”。

书中的很多细节,读之令人欲哭无泪。

新中国两本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和《当代》的创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秦兆阳响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写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问题。之后,因为修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承受压力。最终,因为“丁陈反革命集团”的问题,秦兆阳仗义执言,招致祸端,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在开除党籍的材料上交后的一天晚上,秦兆阳整夜徘徊在作协领导刘白羽家门外,试图寻找最后一丝生机,最后和担心他自杀、从家里一路寻来的妻子,“站在寂静无声的胡同里,抱头痛哭……”

除了哭泣的秦兆阳,还有“在荒凉的山丘上”侧身挺立的“半棵树”冯雪峰(牛汉诗《半棵树》),他的葬礼上只有哀乐和痛哭而没有悼词——任何语言都无法言说这个老知识分子遭受的悲苦;还有一条腿弯着死去的聂绀弩……聂绀弩写的《雪峰十年祭》诗有云:“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其化用到读这本《永远的朝内166号》的感受上——与这本书相遇,“史不言愁我自愁”。

当然,这本书的“温柔敦厚”不仅体现于此,还在于对一些默默无闻者的发掘。朝内166号有很多为作者“做了一辈子嫁衣”的“幕后英雄”,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他们很有可能被历史忽略掉。

比如,终生居于陋室,将自己一生的才华和时光都献给了鲁迅著作出版的编辑家林辰,人称“书库”,博闻强识,他做讲座的时候,钟敬文是忠实的听众,王富仁还是学生。至今,林辰主持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还是当之无愧的权威版本。再比如,被称为“人文之魂”的蒋路,没上过名牌大学,但他在俄文翻译、俄罗斯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文学出版社创造了一个“蒋路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俄罗斯文学一枝独秀,与蒋路先生的筚路蓝缕密不可分。还有杰出翻译家汝龙,毕生都在翻译契诃夫,他的译本迄今为止还是最经典的译本。巴金说:“汝龙让中国读者懂得了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自己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关于“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节,专门给不得志者甚至失败者、无表现者以文化的、历史的尊崇,充分肯定其“心志”、“意志”,肯定其“直探史心”的价值——“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

在历史的悲剧中,《永远的朝内166号》的落脚点显然也是“人”刚健有为的“意志”。在狱中苦学德语,后来成为德语翻译专家、翻译了《浮士德》的著名翻译家绿原;在下放劳动中空中作乐、以古体诗相唱和的聂绀弩、陈迩冬;还有与诗相依为命了一辈子的牛汉等等。

对于牛汉,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在出版社见他,他穿着袖口破了的深绿色毛衣,伸出大手,用明亮的眼睛微笑着看着我的样子;也始终记得83岁的他站在北师大的讲台上,说“我这个人自高自大——自己长高自己长大”的样子。他脸上一直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多少苦难的刀砍斧削都未曾抹去的、纯粹理想主义者的笑容。

是的,面对时代的悲剧,这些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的悲剧,总是会让人想到“理想主义”这样的字眼。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庭出身都很好,除了革命,他们有很多出路。出身北平富裕之家的清华学生韦君宜(这本书中的《韦君宜:折翅的歌唱》可以和韦君宜自己的书《思痛录》对比阅读),因爱国、救国的理想追随共产党,不仅放弃了留学的机会,还放弃了读书所得的一切,“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然而,她见到了太多的斗争。她说“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定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而她因丈夫杨述对党“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而发的感慨,更是振聋发聩:“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

纵观中国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总有一批人、一批姑且可以称作“理想主义者”的人是最痛苦的,他们为家国前途担忧,为下一代担忧,为未来担忧,他们担忧自己的痛苦会成为永远难以化解的难题。但实际上,当我们对这些痛苦感同身受的时候,当我们体会他们身上那种悲剧性的理想主义光芒的时候,当我们一点点懂得他们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历史的中间物”(鲁迅语)的血泪歌哭的时候,毕竟还是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一切也并没有像他们担忧的那样……

写不完的朝内166号

在王培元先生出版这本书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样一本“我心知我社,我手写我社”的“有我之书”。它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反思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永远的朝内166号》变成了一个开始,甚至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开始——不仅人文社的历史上还有太多值得写的人,即便是已经写好的这些人,随着史料的发掘和补充,也还是有再充实再完善的空间——历史从来都是常写常新的。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培元先生这一代,包括王瑞琴、周昌义、洪清波、脚印、杨柳、胡玉萍等等,还有已经去世的高贤均、陶良华,也都开始慢慢进入朝内166号的历史……只要这个社还能够在文学中、在文化中保有持续的影响力,它的历史就还有书写下去的价值和意义。但愿,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社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学养、知识人格乃至道义担当不会成为绝唱……

在这本书中,王先生除了充分展现自己严谨、周全的学风和文风,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性情。他描述自己和牛汉相对大笑的状态;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的极端的苦闷;他“伸出右臂,叉开五指”对着社领导的“出言不逊”;他说一条叫作“效益”的老狗拼命撵着“职场”的机锋等等,都和我们印象中的王培元颇为吻合。他枯瘦挺拔的身躯中蕴藏着一股力量,一股传承自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书生气的力量。随着他的退休,人文社某一种文人的性情或许也会就此消逝了吧……

如今,“有限公司”四个字已经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面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风浪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会不会如王先生忧心如焚之下所说的,“像一艘快要倾覆、快要沉没的大破船”,只能留待历史验证。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朝内166号再也不会上演老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那种悲剧,那种无可躲避的“人”的悲剧……

哈维尔说:“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环境的估量。”以此送给永远的朝内1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