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秦汉之际，新的革命发生了——儒者革命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以替天行道的名义。这一结合，导致了此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规律：凡以武力并天下、以阴谋篡王权者，其国早夭，秦、隋二世而亡，晋亦短命侏儒；汉、唐以革命取天下者，皆有数百年国运。

而革命的模式，即儒学运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新样式，而其形成，就在秦汉之际，为革命的儒者首创，儒者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民本主义的帝王气象。

三代之革命者，汤克桀，武王克纣，皆为王者。战国时期，孟子倡导行仁政，其着眼点，也在各国诸侯，而非立足于儒者自身。秦统一后，诸侯烟灭，虽欲复燃，但儒者已不作指望，起码在理论上很难像孟子那样，鼓励诸侯效法文王，以百里之地而王。而且儒者的分化与异化，愈演愈烈，“焚坑”以后，连趋炎附势的博士儒也混不下去，更别说抱残守缺、持不同政见的隐士儒了。

这两支儒者，后来也都纷纷加入革命儒的队伍。革命儒的代表是孔甲。孔甲，名鲋，孔子八世孙。57岁那年，为陈涉王博士，死于陈下。他是孔氏家族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他带着礼器去投奔陈涉，并非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受儒家自孔子创宗以来就已形成的民本主义感召，向那历史深处纵身一跃，向着革命飞去。从此，儒学运动便投入革命洪流了。历史啊，你低估了孔甲那决然的一飞呀，从他开始，儒者从故纸堆里走出来，从礼仪教条中走出来，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他开启了儒学运动的新方向，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路径。

儒者革命

与农民共患难、同生死，这在儒家，还是第一次。刘邦祭孔，也许是听了陆贾《新语》，也许是出于叔孙通制礼仪，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基于孔甲之死及其对于革命的号召力。

史书多说“沛公不好儒”，个中缘由谁知？沛公见儒生就骂，见儒冠就撒尿。但他独有的“行为艺术”，也许是检验真儒与假儒的试剂，多少假儒、贱儒、小人儒，在这一汪水下原形毕露？坑儒事件，诸儒互相告发，丑态百出；博士儒笑骂任汝，好官自为，他们在秦政权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来投机革命。

真正的革命儒，羞与此辈为伍，恰好那一尿，使诸儒逃之夭夭，真正的革命儒反而投他来了。看那高阳酒徒郦食其来了，衣儒衣，冠儒冠，状貌类大儒，刘邦想以“未暇见儒人也”，将他打发走。他勃然大怒，瞋目案剑，大喝一声：“吾高阳酒徒也！”刘邦吓了一跳，赶快将他请来。他见了刘邦，劈头就说，你“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还摆什么架子！刘邦反而“敬闻命矣”。儒者浩然之气，战胜了豪杰的生理本能。刘邦认定，能喝酒的儒者必定是革命者，当年他就是因为喝醉了酒，才走上革命之路的。

叔孙通是儒者另一类，是秦二世的“待召博士。”陈涉起义时，二世以此问博士，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此乃造反，罪死无赦，请发兵击之。二世怒形于色，诸生乃喋喋不休。

独叔孙通懂秦二世，献谀说：明主在上，安敢有反者？不过几个鸡鸣狗盗之徒而已，派人抓来就是了。二世再尽问诸儒生，有人言反，有人说盗。结果，言反者，下吏问罪；说盗者，安然而归。

叔孙通以一言得宠，拜为博士。诸儒生妒羡，他心里反而不安。诸儒生还想在秦王朝里混饭吃，还要以秦二世为靠山，而他却早有二心，想一走了之。诸儒生在秦受尽磨难，人格全无，忍辱偷生也就罢了，可趋炎附势之心不死，冷落了许久，被二世顾问了一下，情绪亢奋，竞相进言。

二世顾问，其实是拷问诸儒生的心术，言为心声，言反者必有反心，这是法家形名责实的治术，诸儒生哪懂这一套？结果当然中招。叔孙通乘机逃走，投在项羽的叔父项梁麾下，参加革命了。后来，他见项羽志在霸业，便改投刘邦。在刘邦麾下，他灰溜溜，一来他是博士儒，名声不好；二来儒家主张忠臣不事二主，他反秦革命倒情有可原，背楚降汉未免反复多变。

因此，他小心进退，谨慎变化，哪敢像郦食其那样我行我素。他听说刘邦厌儒服，立马就换上了楚衣。刘邦见他乖巧，是个可用之人，就拜他为博士，可出人意料的是，刘邦称他为“稷嗣君”。

谁说刘邦没文化！“稷嗣君”的称号，真要令文化人都“尽折腰”了，它发出了一个动人的信号——自由化，而它就来自稷下。刘邦在山中落草，居然会想到稷下。

山中之路，与京师是对立的，两条道路，此消彼长。刘邦由山中入京师，与秦民约法三章而治，一目了然，是天地间最简单的真理，他就用这三条最简单的真理，进行我们今天称之为“负面清单”式的自由化管理。这在儒家，就是三代之治；而在老庄，便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

张良与人谈兵法，人皆不悟，语之沛公，他则举一反三，张良赞叹：沛公乃天授！当年，他为吕雉老父吕公贺寿，身无分文，却大笔一挥，写“贺钱一万”，且坦然上座，谈笑风起，毫无芥蒂。事后，吕公不怪，反而赞许。这是什么兵法？岂非逍遥游兵法，无为之兵法？

王霸相争

秦亡以后，楚汉相争，霸道与王道，以兵戎相见。真理是恶，必然性的恶，要用无量之鲜血来检验。

项羽，被称之为纣一样的英雄，从来就不可一世，见了皇帝，不以为然，只淡淡地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刘邦远远望见，说：“大丈夫当如此！”

项羽是复仇者，其理想为复辟六国，而刘邦是个皇帝迷，就想当皇帝。这就是太史公的史笔，不经意的一两句，就区分了两人的本质。

鸿门宴，刘邦用弱，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一副“安时而处顺”的样子，任凭处置，却是最好的防御，敞开了门户，让项羽下手。项羽用强，可谓用强之极，但面对弱者，他无从下手，尤其像刘邦用弱，如影随形，如绸贴身，欲下手，则有所顾及，稍松懈，便溜之大吉。

故项羽灭秦，分封诸侯以后，便放了一把火就走了。他把刘邦分封到汉中，在秦岭以南的山坳里，看起来很封闭。《史记》说：“秦岭天下大阻也”。可这条“大阻”，的确是中国之轴。

起初，刘邦也不乐意，但他还是听了萧何建议。萧何说，汉中，号称天汉，那是王地，可以南取巴、蜀，北定三秦，统一天下。鼓一敲就响，刘邦二话不说，立马就去。刘邦入关中，诸将忙着取财宝、美女，只有萧何清点户籍、土地，关键时，一句话提醒刘邦，“帝业遂基于此”。兵行于“天下大阻”之间，因其屏蔽，刘邦还定三秦，才能出其不意。

项羽刚愎，人多语其败，是因为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何许人？就是一江湖术士，教项羽霸术。鸿门宴上，项羽不忍，犹有仁者心，而范增示意必欲杀。孟子说过：惟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此并非无当言，是革命真谛。项羽坑秦降卒20余万，他竟然旁观之。暴秦已灭，暴楚横行，以暴易暴，终失人心。

项羽焚阿房宫，范增不劝；杀秦子婴，弑楚怀王，也不劝；使项羽先失秦民之心，又失楚人之心，落得自己先不敢据关中，而终不敢回江东。二人之力与计，虽曾所向披靡，终于一败涂地。

秦末大革命，有两条政治路线，指引中国的去处。一条是以陈涉和孔甲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与儒者革命相结合的王道路线，在通常的历史教科书里，一提起这场革命，就以“陈胜、吴广”言之。其实，吴广只是陈胜的合作者，不具有革命的代表性。就此次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而言，称“陈涉、孔甲”起义较为合适，因为这两人各有其代表性，陈涉代表农民，孔甲代表儒者。他们的合作，代表了历史运动的新方向，开辟了革命的新道路。陈涉、孔甲之后，刘邦用革命儒成为了这条路线的代表。另一条是以项梁和范增为代表的贵族造反与六国复辟相结合的霸道路线。项梁初起事时，亦尊陈涉王，陈涉首义失败，范增说：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他劝项梁立楚王后裔为“楚怀王”，以楚人而成霸业。

项梁之时，两条路线结成统一战线，共诛暴秦。项梁死后，刘、项分道，仍合力攻秦，亡秦之后，这两条政治路线就开始了新的斗争，诸子思想的王霸之辩，至此已成王霸相争。

自春秋以来的霸道，此时已入末流，不仅与春秋霸业相去甚远，较之战国霸业也黯然失色。霸有道，其道在诚信，五霸挟天子令诸侯以信，秦用耕战之士，行赏罚，全民皆兵，亦以信。项羽却食言无信，迁刘邦于汉中，徙义帝于长沙，封降将于三秦，霸无信不立，所以，他刚刚分封完毕，立即四面受敌。

项羽不讲政治，每战必胜，却越胜越弱；刘邦屡败，则越战越强。为什么？形势使之然。霸讲“势”，其势在地利。秦以地利成霸业，从秦缪公到始皇帝，二十余君皆霸主，并非世世贤能。项羽入秦，并非不知秦地利，却不敢据之，何也？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项羽嗜杀秦人，焚烧秦宫室，掠夺秦财富，秦人恨之，故其据秦地，如坐针毡，其欲东归之意也在此，却以衣锦还乡言之，是自欺。弑义帝，又失楚人，英布、彭越之徒效法他，楚地损。

英雄悲歌

项羽不是王者，亦非霸者，不是政治家，但他是大英雄。

垓下之围，韩信十面埋伏，项羽犹能匹马杀出重围。突围时，四面楚歌，项羽牵乌骓马，携虞姬，高歌一曲：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愤怒出诗人，良非虚言，英雄的悲愤，乃天命诗情，刘项原来不读书，其诗出于天命。虞姬闻歌而泣，拔剑而起，血花开矣……项羽在十面埋伏中，杀进杀出，证明其一生无败。他本已杀出重围，可以像刘邦那样逃跑，可他不逃。他说，我要证明自己，亡我者唯天，非人也。那个钻裤裆的家伙怎能打败我？十面埋伏算什么！只要我一冲杀，所有铜墙铁壁，统统都要倒塌，那山一样压过来的血光耀眼的铠甲，怎经得起我乌骓马那风驰电掣神一般的践踏？看我杀进去，挡我者死；看我杀出来，追我者亡。

他几进几出数不清了，就在乌江边上突然觉悟，他不求胜利，但要证明自己，砍了那么多头颅，已然就是铁证。可如此证明法，要用多少头颅？他们人多势众，头颅无穷，我把他们都砍了来做证，这样岂不太费事，太残忍，也太烦人？他要用最节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不败——只用一颗头颅。

谁的头颅？他自己的。后人以诗赞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为什么“不肯过江东”？他要自我了断，不想把战火引到江东，让江东父老受难，他背靠乌江，自断退路，犹如当年破釜沉舟。总有一天，历史需要英雄，而不需要皇帝。

帝王之殇

刘邦接收了天下这个摊子，他还要收拾。天下纷乱，只有收拾了，才会安定。民不聊生，只有收拾了，他才能得民心。

他自己的家也一直乱糟糟的，本想换太子，可大家都反对，也就罢了。还有匈奴扰边，他原以为，一发兵就能赶走，谁知那匈奴强悍无比，差点把他搞死。家里收拾不了，边境不敢收拾，民不聊生，那就与民休息，让老百姓自己收拾，这在黄老，叫做无为而治，在儒者，便是民本主义。

还有儒者革命，也是个问题，汉家天下的一半就基于此。陆贾《新语》说，马上得天下，可马上不能治天下，要以诗书治天下。以诗书治天下，还不就是用儒生治天下？这也是儒生们要权的表示。不知是谁给刘邦出了主意，让他去祭孔，开了皇帝祭孔先例，加上他用叔孙通带了一班儒生制礼仪，从此儒者追随皇帝，渐已出人头地。秦虽亡，可制度还在，儒者继续革命，不仅要亡秦，还要改制，称孔子著《春秋》，是为汉家立王法，为革命建王制。

可天下纷纷，谁来收拾？靠他自己。收拾谁呢？当然是异姓王者。儒生天真，以为马上得天下已完成，治天下要靠他们掌握的书本。其实，统治者是只能上马，不能下马的，马上打天下，还要马上治天下，打中有治，治中有打，但不管打还是治，治还是打，都要随时备好马，幸亏他还没有下马，又要出发啦，因为九江王英布造反了。

打英布时，一支箭射中了他胸膛，他拔出箭来，却用手去捂脚趾，示意脚趾被箭射中了，这个细节不起眼，但它也许就决定了历史。打完了英布，他的心情很悲凉，不光是因为受了伤，还因为他发现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彭越、韩信是怎么死的？还不是吕雉做的手脚，逼反了英布，再逼他上战场，结果呢？英布死了，他也受了伤。以后会怎样？他将不久于人世，后果不堪想。他无奈，喝了两口酒，就唱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人说过，老鹰不唱歌，唱歌的是小雀。项羽破釜沉舟，决战章邯时，没有唱歌，十面埋伏中却唱了歌。

而今他也在十面埋伏中，埋伏从何来，谁安排？祸不在萧墙之外。总之，他忍不住要唱歌了，歌声冲口而出，没有遮拦，那气象，当然还是帝王气象——风起云涌，拥戴帝王。帝王，是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他把这份光荣与梦想带回故乡，威名远扬。

可他悲上心头，忧从中来，末尾“安得猛士”一叹，何等沉重！猛士呢？他的猛士呢？当年那些与他风云际会的猛士呢？都被他收拾了。猛士不在了，他忽然觉得山河空了。山河大地，一无可恃，可恃惟我！可他已是伤余之人，抱病之躯了。

天下英雄，皆服其多智，却不料他还是个一往情深之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矣，“运去”耶？最是帝王不自由。他要赶回去，安排好后事。想当年，他一文不名，却以“贺礼万钱”娶了吕雉；想当年，他斩蛇起义，让吕雉搞了一些鬼使神差小把戏，赤帝子杀白帝子，还有他头上的天子云气等等……

此时，他才懂得了项羽为什么要求死，求死而得死，可谓死得其所矣。生死由命，可命不能交给别人。把命交给吕雉，被她玩于掌股之间，那才叫不得好死。把命交给太医，听命之，还做什么皇帝！他自称，手持三尺剑，纵横天下，哪里怕这一死？不过，临死前，他要立誓，给吕雉留下咒语：“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