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耐冬

2014年12月25日，九十高龄的史学家田余庆去世。田先生一生专治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几部名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与《拓跋史探》已成学界经典。先生去世后，学界发表的纪念与追思文章，也基本集中在评价其史学成就这一方面，这些评论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那就是田先生以其独到之眼光，从细微处发掘了很多易被忽视的史实，又梳理出这些史实之间隐含的关系，从而对国史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加以揭示。学界的这种评价，正符合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在考索之上发独断之论，正是田先生学术的特点，这种极具个性的学术，已经成为一种无可取代的存在。

田先生的论著令后学受惠良多，其个性化的学术也令人叹服，甫一闻其辞世的消息，第一感觉自是难以接受。他去世当天的上午，我从微博上获知消息，一时目瞪口呆。冬至那天，我带着学生读魏晋南北朝史的几篇经典论著，其中就有田先生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孰料不出几日便得凶问。片刻后，我写下一段话：“少年时读田先生的文章，觉得他是老辣睿智的学者，近十年重读其著作，方觉他是纤细敏感的才子。手头几乎有田先生每一版次的所有著作，这些书也作为自己成长岁月中的路标，在书架上凝视着我。”他的著作越是反复揣摩，越能感觉他作为才子的纤细敏感，无论是文笔之优美，还是谋篇布局之精巧，都是现今学术文章中难得一见的。

以往读田先生的论著，关心的是他对历史的见解，特别是剖析历史现象的手法，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近日看到得其亲炙的学生们的追思文章，才恍然大悟：他的研究总有独得之见，是因为他考察历史问题所持的独特观察视角，读他的文章与著作，往往只能从纸上的观点追溯到他的思路与视角，而持此视角的人则是我不了解的，自然会觉得缺少了重要的信息。我未曾见过田先生，无缘聆听其教诲，对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在每一段经历中的想法更是知之甚少，自然难以知晓他为何会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持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只能从他的学生们的回忆中感受他与学生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在日常中表现出的对学术的严谨与对教学的热情。

获得了这些难得的线索，再去看他的文章，马上便有了不同的感觉。一些以往不大注意的段落所具有的意义凸显出来，一些耳熟能详的内容，重读之下也有了新的味道。

在《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前言中，他写道：“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而后，他引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再版前言中的话，说“‘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这些年来读到这段话不知多少次，主要的感受是对待学术应有“宁恨无悔”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未免有不见泰山之陋。田先生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六十七岁，之前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运动，到此刻方将此前十年左右所写的文章（其实并不限于十年的范围，还有发表时间较早的文章）整理成集，此种甘苦自难以一语言之，故而他借用钱钟书之语，表达相近的心情。钱钟书在《围城》之后曾写过一部未完成的《百合心》，按他自己的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钱先生用“手忙脚乱”一语，轻描淡写地带过了那个大时代下北迁的事实，又不无狡黠地说，“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像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无法继续《百合心》的写作，但还是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给查到，肯定会遭殃”。钱钟书的这段自述，正可作为“宁恨无悔”的最好注脚，田先生与钱一样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他自己也在《我的学术简历》中介绍过他的学术生活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与此对读，方可体会他所说的“宁恨毋悔”的味道。

陈寅恪晚年作《赠蒋秉南序》，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文中概叹“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憾意跃然纸上。当时陈寅恪七十五岁，已经经历过几次运动，还有更大的运动在等着他，也许是有所感应，所以陈寅恪特别强调“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晚年多病且生性敏感的陈寅恪，在这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经历过民国时代、正在受运动影响的正直学者们的共同心语，也可与钱、田所说之“恨”与“悔”相印证。

不过，田先生并没有沉浸于“宁恨毋悔”的惆怅之中。《秦汉魏晋史探微》出版前的十年，是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多年的积累终于在此时喷发，新见迭出，他的政治史分析模式基本建立起来。而他在《探微》的前言中，除了表明自己的“晚学之憾”，还强调“自知之明”与“学有所守”，而后若干年他在学术上的探索，正让我们看到了在“有憾”之后的有所守之学。

这种“有所守之学”，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他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史爱好者，对这本书都推崇备至，他将东晋政治史的基本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探讨了这一历史脉络背后的政治模式，在历史的细节上，更有很多精到的考证。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田先生自己在全书的最后却写有这样一段话：“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在分析了东晋一朝的政治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之后，田先生自己跳出圈外，站在更高处对此时期门阀政治的现象进行了总体评估，认为这不过是历史演进中的支流，而且不过是浩浩洪流中的表象，而历史运动的真正主导者，与“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不是他在书中论述的对象。

这段颇具自我颠覆色彩的言说，应该被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有情怀的文字之一。有些出色的学者，强调自己非国史中的“大事因缘”不研究，而现今我们见惯的，是各类夸大自己研究题目重要性的言论。田先生直陈自己研究的并非历史中的主流，谈不上是“大事因缘”，这份率真与坦诚实在不是一般学都所能做到的。

既然如田先生所说，他研究的东晋门阀政治不是历史主流，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呢？这些年来我个人阅读的体会是，曾经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六朝时代乃至魏晋至隋唐的整个时期都是“贵族政治”、“门阀政治”，这是事关历史主流的认识，田先生认为此说不确，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此加以证明，这是其一；通过研究，他将以往头绪繁多的东晋政治史梳理出清晰的线索，让我们对此有较为明白的了解，这是其二；研究东晋门阀政治，考察了士族在当时的特殊政治与社会作用，分析了其兴衰过程，厘清门阀士族权力与皇权的升降关系，说明了皇权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常态，所谓“贵族制”只是变态，这种对皇权政治的历史定位具有理论的意义，这是其三。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田先生没有被自己研究的论题困住，明白这个论题的意义与局限，在全书结尾处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正有金针度人之意。

他对自己研究论题的清醒，和直言论题本身并非“大事因缘”的坦诚，每每让人感觉到那种宗师的风范。本科时上“古代汉语”课，老师讲课间隙提及学界轶事，说冯友兰初见蔡元培时觉得满室皆是其君子气象。当时读书不多，阅世亦浅，对“气象”也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来，所谓“气象”，正是独一无二的特质罢。在对东晋门阀政治的这段总结中，我们就能感受到田先生的这种磅礴的气象。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气象呢？以前我一直没有太多体会，看了曾受教于田先生的学者们的回忆，才有一点心得——这是师者的气象。他自己曾非常明白地表露过自己的学术心态，只是以往我未曾注意。在《我的学术简历》中，他写道：“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耄耋之年话教书》中，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我这一辈子都很安于、乐于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做学问的动力和启发多半来自课堂，来自跟师友的问学，来自于学生的接触。”为师者，待学生以热诚与率真，待学术以严谨与谦恭，就是他个人气象的渊源所在。他在论著中，似乎也将读者设定为同师道友，所以对胸中所想毫无保留。在《论语》中，与学生讨论时充满热情、毫不掩饰个人情绪的孔子，让我们感受的也正是这种气象，醇正的师者气象。

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说法是，高校的学生似乎对老师们的课堂教学的记忆越来越少，这和生活的多样化有关，但也和高校的变化有关。像田先生所言“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恐怕已不是所有高校教师的共识了。我们纪念田先生，也希望他的名山事业与师者之风并非绝响。《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段戴逵在支道林墓前的话，其中有“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之言，正是此理。

现今的北京大学，位于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大的毕业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就读时，曾被校园中的一段碑文所感动。那是“三一八”运动中的烈士、燕大学生魏士毅的纪念碑，其上碑文曰：“国有巨蠹政不纲，城孤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刚刚过去的2014年，北大发生了一场是否要招收国际学生、设立“中国学”学位的激辩，在一次校方与师生的“沟通会”上，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就引用了“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这两句，劝告校方保护校园，不要轻易改造既有校舍以待国际学生。这位学者曾发表文章就田余庆先生秦汉史研究的观点进行商榷，在已发表的追思田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有学者谈及此事，他们既想知道田先生对商榷文章的看法，又不忍告诉他。学生的复杂心情，田先生已经不能知道了，他若看过商榷文字，也应该不会不高兴，在《拓跋史探》修订本后记中，他引宋代沈作喆《寓简》中所述欧阳修“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之语，而后说“后生笑，笑得有理有据，就意味着学术上的扬弃，学术上的超越，应当视之为学界福音。对于教书人来说，新陈代谢正是夙所企盼，更要额手称庆。”胡宝国先生在回忆田先生的文章中也说，“在学术上，他的兴趣十分单纯，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

田先生在八十岁时所写的《举杯歌·虚中》有“守拙尽残年，但效泥中藕。虚中以自持，知己乃知足”的句子，正是“兴趣十分单纯”之说的最佳证据。他乐见“后生笑”的态度，也是作为师者的宽厚与谦虚。这种境界，也应“愿后死者长毋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