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

苏琦

近年来个人口述史渐成风尚，相关书籍也如过江之鲫，不过也有高下良莠之分。口述的个人都是真诚的，大多也为信史，但一部好的个人史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姿势”要求还是挺高的：如果是核心关键人物，则不免顾忌颇多，则可信程度要打不少折扣；如果过于边缘，可读性又堪忧。因此最好的位置就是近距离切入现场，便于官场记述，但非核心当事人，不会扭曲历史。《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一书的口述者邢肃芝便比较符合这一角色定位，因此该书便一路跌宕生姿，将惊心动魄的西藏大历史与个人求法的小历史不动声色地交错融汇，使前者更加生动，也使后者摆脱了琐屑。

邢肃芝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汉地僧人，因钦慕藏传佛教，便立志前往西藏求习真法，是为雪域求法，这本书便是关于这段经历的忆述。此书若仅是津津乐道于那过往的佛界秘辛，藏地风情，民俗逸闻等等，固然也算客观，但充其量只不过是民国版的《一个人的墨脱》和《转山》而已。

然而由于因缘际会，作者于不经意间亲历了汉藏关系中波谲云诡的民国篇章，从而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独家史料，其间的起承转合及前后勾连更使人得以窥见自清末至解放初西藏政情变迁的大致脉络。如此一来，一个佛门弟子的个人际遇便不期然地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从而给这段求法记铺垫了一层厚重的历史底蕴。

邢素芝的进藏之旅于1938年展开，种种的机缘巧合让这一年充满了类似万历十五年那样的魅力。那一年，作者所经历的人与事使人们能够顺利切入其时汉藏关系的现场，从而使人们的阅读兴趣得以迅速推升。

作者进藏之初的波折便已揭示了西藏与国民政府及英印当局间的微妙关系。当时进出藏地最便捷的途径是走海路经印度，这就给了英印当局上下其手的空间，动辄以须取得西藏当局同意为由拒绝给予签证，以便有形无形中拉抬西藏“国中之国”的声势。邢素芝所遭逢的刁难，之后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主席吴忠信身上也曾上演——代表中央前往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的大员，竟要在随从数目上经受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假手英印当局的刁难。

面对经由海路的不确定性，邢素芝遂决定经陆路走川西入藏。其时的川西，以四川地方实力派24军军长刘文辉主导的西康建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之中，邢素芝所途径的康定（打箭炉）即将成为西康的首府。

到了康定之后的邢素芝，面临交通工具和钱财均告匮乏的窘境，幸而得到友人相助，加入当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西行团队方得以脱困出关。戴季陶当时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专使去甘孜致祭九世班禅。

而班禅1923年的被迫仓皇离藏与1938年欲归藏不得而郁郁而终，西康的建省运动，西藏俨然“国中之国”地位的形成，均与清末至民国间西藏、中央政府及英印当局间的种种纵横捭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切随着邢肃芝的西行切入而串接起来。

英国人荣赫鹏率于1904年攻入拉萨后，十三世达赖被迫出走内地。在十三世达赖眼中，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力挺拉萨当局，驻藏大臣有泰还有强逼藏人结城下之盟的意思。后来在北京觐见慈禧太后是跪拜的环节也被他视为是一场羞辱。

后来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代表与英国人谈判，派张荫堂为钦差大臣支持藏务。张荫堂入藏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各种改革，加强中央的权威。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西康地区（即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过去由地方土司管辖的土地划归为县，由政府任命县长轮流来管理，取代土司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土司被废除，拉萨派在西康地区的官员也被驱逐出去。

十三世达赖对张荫堂和赵尔丰的改革感到不满，在北京晋见慈禧后回到拉萨不久，就开始号召藏人反抗。清政府从四川调遣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入藏镇压叛乱，不久便一路打到拉萨，达赖被迫再次出逃，只不过目的地变成了印度。十三世达赖出逃后，清政府褫夺了他的名号，宣布挑选转世灵通，并将负责后藏事务的九世班禅从日喀则请到拉萨，代理达赖职权，主持全西藏的政教事务，因此被十三世达赖怀恨在心。

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发生分裂，达赖瞅准时机，于1913年依靠英国人提供的新式武器将川军扫荡出西藏。此后更于1917年攻入昌都，将自己的势力扩充到金沙江以东的几个县，并开始在那里设卡阻止汉人入藏，切断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试图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此前被达赖认为“倒向中央”并有意篡夺他权位的班禅，也被达赖秋后算账，面临全方位的打压，直至最后被迫于1925年11月化装成平民，率领少数僧俗人员出走内地，靠在各地传授密法为生计。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南京中央政府希望借此机会让班禅返藏，在恢复其在后藏的权益之余，更希望通过班禅主政来恢复汉藏关系。但这一计划遭到英国政府极力反对，同时西藏噶厦政府也加以重重阻挠，令班禅返藏之行遇挫。后来蒋介石曾指示军阀马步芳不惜一战也要护送班禅返藏，但由于抗战一触即发而被迫作罢。班禅忧愤交加，最后于1937年12月在青海的介古多圆寂，终未实现返藏之愿。

班禅圆寂后，其行辕工作人员将其遗体移到康北的甘孜，也即戴季陶致祭之旅的终点。

挥别甘孜，邢肃芝继续向康北的德格进发。在德格求法期间，他还列席了刘文辉方面与西藏方面举行的大金寺善后会议。这又要从1931年的大金寺事件说起。事件起因是甘孜的大金寺喇嘛与白里土司为了争夺亚拉喇嘛的产业而厮杀起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刘文辉的24军前往调停，背后有西藏地方政府撑腰的大金寺喇嘛主动挑起战火，打死了24军的一位排长。刘文辉指挥24军反击，并于次年收复了金沙江以东被藏军占领的地区，之后便发起西康建省运动。

刘文辉与西藏方面通过谈判达成大金寺协议，双方同意撤退金沙江边驻屯兵，刘文辉方面将德格驻军撤至甘孜，藏方将岗拖驻军撤至江达，实际上划出了一条非武装地带，有利于彼此相安无事。当时中央社记者刘尊棋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康藏关系新纪元”的文章来祝贺双方协议的达成。其实刘尊棋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担任外文局前身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局长为乔冠华）和《中国日报》总编辑。

刘文辉一方面通过对戴季陶的殷勤接待表明效忠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又与藏方达成“相安无事”的局面，从而为西康建省扫除了最后的障碍，最后刘文辉等人于1939年1月1日宣告成立西康省。

自1938年在个人求法途中切入汉藏关系的气场后，邢素芝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着川康藏间的政情与人事，而此后无论是在昌都与阿沛·阿旺晋美的把酒言欢，还是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建言西藏事务，还是在1949年西藏地方政府“驱汉事件”中的折冲樽俎，都更使其个人历史与民国年间雪域的大历史变得须臾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