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文

城市是个特殊的场域，在大多数文学作品里，城市必会有几段关不掉的音乐，而听众却住在不同的时代，或者地域。

在台湾女作家许台英《怜蛾不点灯》里，她找了一个经历过生死磨难的乡村老妇甄嫂作为听众。这音乐，让她想起年轻时逃难时的枪声，枪声伴随下，她和一起逃难的万姐，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拧紧了，塞进被子弹穿破的船仓洞里，就那样一直用手堵着，枪声将她们身体里的力气都逼迫出来，就那样，仿佛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在了那几个船洞里。

那不仅仅是被子弹穿透的洞，也是甄嫂人生的一个漏洞。从大陆逃到台湾后不久，甄嫂的男人就殉了职，留下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就是甄嫂人生的三张欠条，许台英的文笔精妙，她这样写甄嫂的凄凉：“像甄嫂这样环境差点的母亲，就是个针包——反正儿女是债嘛，不任他们刺来戳去，又能如何？”《怜蛾不点灯》开篇便是一场死亡送别，甄嫂从乡下到台北为几十年的老姐姐万姐送行。当初从大陆逃到台湾的十六人，现在又走了一个，只剩下三个人了。而当初，这十几个人商量好了，要埋在一起的，而万姐死后，儿子坚持将母亲葬在台北，说是方便扫墓。那么，当初他们十六个人成立的“望乡会”，到了万姐这里，出现了断裂。

当初在乡村文明的语境下，十六个共患难过的人捐钱成立“望乡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十六个人死后，都要进同一个庙里的。而城市文明轻易地让这种乡情解散，城市意味着凡事追求便捷。万姐的孩子们都在城里生活，母亲葬在乡下，本身就会增加时间以及物质成本，又加上，万姐来城市生活多年，对乡村旧有秩序的记忆也渐渐淡漠，才会导致离世前同意孩子们的建议。

甄嫂个人也面临着被城市文明侵略的生活背景，再婚后，她和甄警员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嫁出四年以后，女婿出钱，甄警员补贴了一些退休金，合买了一个新的公寓。然而，甄嫂却住不惯这电梯房，每天都要回到自己住的小村庄一趟。在甄嫂的生活逻辑里，城市意味着隐私空间的窄狭。甄嫂的新居卧室与邻居家的阳台相邻甚近，每天晚上，那人家便将阳台上的灯光打得通亮，直把甄嫂的梦境取走。不仅如此，邻居家的姑娘是个不正当职业的舞女，还常常带一些恩客舞伴回家，放肆地传播着一场场完整的性事，给甄嫂带来了无穷的恶梦。有一次，甄嫂终于忍不住，求邻居能放低声音，哪知换来的是那人全家集体围攻：“嫌吵？嫌吵你搬家呀！买不起是吧？我们有好几栋房子空着，租给你好了！”

如果说城市文明是陌生人与陌生人的相处，那么，乡村是相守而不变的熟人社会。在《怜蛾不点灯》这篇小说里，乡村社会便来得安宁多了，万姐去世以后，留在乡村的泥水匠趁着万夫子没有回到乡村的家，连夜加班给他修整好，怕万夫子回来以后再修，吵着他。这种入微细致的体帖，充满着人性的温暖。

除了如此守望相助，让甄嫂留恋的，还有她和前夫以及前夫所生的孩子的共同生活的一些光阴，都存在这个旧乡村里，这里几乎是一个女人的寂寞药方。然而，城市文明对甄嫂的侵蚀方式是，她的退休的老公甄警员被一个风月酒店返聘，在酒店的门口把风，哪知，某天晚上，里面的流氓打架，甄警员上前去拉，被捅了几刀，死了。

临死前，甄警员留下了话，他用这些年在外面挣下的钱，在城里的一块墓地买了个鸳鸯墓。本来和“望乡会”的难兄难姐们有约定的，甄嫂死后是要和前夫一起合葬在村庄的小庙里的，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她如一只在尘世里飞着的飞蛾，却找不到属于她的那盏灯火。

许台英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小说里，她的悲悯随处可见。《怜蛾不点灯》这个名字已经布满了爱的眼神。这部小说集里的所有作品都有城市生活的价值观侵略以及作者对乡村文明的怀念，而乡村文明的底子，多是人心向善和互助的精神光泽，这些品质与天主教的一些教义想来是相通的。

这部小说集里的其他篇目也多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痛感。比如《陶俑》，细描一个威权极重的家长对孩子的控制欲望，并最终导致孩子离婚的悲剧。虽然没有乡村文明的反衬，却有着城市文明中底层人士对成功者的反抗。在这个小说里，许台英以另外一种悲悯观照着小说的主人公，最终，让他忏悔，获得人性的升华。这样的小说，虽然完成于一九八零年代，如今读来，却如同阅读同代人的作品。《王者的下巴》关注城市文明中破坏规则的人总是用尽手中的特权。而创作时间最近的《月光下，秃光的鸡蛋花树》则写实般记录作者本人的内心成长历程。

好的小说，总是可以抵御时间。尽管许台英的《怜蛾不点灯》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是，在当下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来读，却更有着感同身受的阅读背景。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近年来以传统文化的颓废为代价在快速发展。如今的中国现实几乎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台湾接近。

在这样的价值观冲击下，读到新近在大陆出版的《怜蛾不点灯》，差不多，我们像给这个时代照了一下镜子。许台英笔下的台湾的底层断裂，和今年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蚁族的生活背景又有何差异呢？

感谢许台英的那枝笔，她替我们揭开了城市的疤痕，且带着悲悯的眼神，让我们觉得疼痛的同时，还有着治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