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城邦的灵魂是快乐，古希腊城邦为快乐的公民所建；而齐国临淄城也有一番那一时代的自由之乐和思想之乐。

哲学说希腊语

尼采说，其他民族出圣徒，而希腊出哲人。圣徒是精神性的，总给人以几分悲苦的印象，而哲人则需要精神和理性活泼地统一在一个快乐的身体中。

哲学，不光从哲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也从他那兴高采烈的身体中迸发出来。哲人如神，他们的思想活动宛如众神的创世舞蹈，尼采说，希腊人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其实何止是“头脑”，他们创造了“哲学的全身心”，就如同神创造了人，而不仅仅是人的一部分。

从公元前800年开始，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便在城邦中觉醒，然而，与其说城邦是培育自我意识的温床，还不如说自我意识以及个人本位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城邦。与古代世界迈锡尼王权的城邦相比，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无疑是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的产物，是以公民为主体而非以王权为中心的公共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

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是从对迈锡尼王国文明的反思中觉醒的。这一觉醒，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也反映出来。城邦建筑，一改以往的王城建制，以广场取代王宫作为城邦标志，表明城邦缔造者们已将公民的公共生活置于王权需要之上；以神庙取代王室作为城邦的精神性标志，表明公民的公共精神，已从王权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

人性解放，产生了新的共同体——城邦，通过新型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确立了新的思想空间和新的精神家园——广场，城市一旦以自由公民的广场为中心，它就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城邦”。

“哲学说希腊语”，而城邦是哲学的发源地。但是，并非所有的城邦都会产生哲学，在希腊半岛上，活动着的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邦，其中，真正产生了哲学的，也寥寥无几。

当然，城邦的水准参差不齐，有的还在黑暗和血腥之中，有的已经自由而富庶。不过，哲学的到来有它自己的条件，它需要有自由的理性与精神结合，要有文明的传承与兼容并行。其实，哲学并没有最早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以东的小亚细亚沿岸以及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里。

在“轴心期”的爱琴海一带，有王国城市，也有民主城邦。王国不会产生哲学，只会产生王权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思想。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只能是城邦的儿子，它的父亲是自由意志，它的母亲是民主制。自由精神的种子，只有播种在民主的制度里，才能生出具有理性精神的哲学的儿女。

哲学，不仅意味着用理性反思以往的文明，从而达到对历史的自觉，更意味着用理性审视现实的一切，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政治的自觉——民主，“人是政治动物”与“人是万物尺度”一样，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推动着“哲学说希腊语”。哲学，缘于广场，而起于“学校”。

古希腊人将“哲学”理解为“热爱知识”，而知识的摇篮在“学校”。“学校”，在古希腊语里，意味着“闲暇”。古典时期，“闲暇”非同寻常，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并不缺少物质享受，感官方面也曾时尚风流，但它们却不曾有过“闲暇”。“闲暇”是一种精神生活，而“学校”就是过精神生活的场所。因此，“学校”无处不在，在广场、在剧场、在会场和体育场，它是培训战士的基地，也是培养思想者的摇篮。

在摇篮里成长起来的，有真理和形而上学，还有法律和民主政治，一如我们在基地里看到的，他们不光拥有斗志和勇气（野蛮人也有这些），更有公民独有的自由思想和权利意志。

在古希腊，闲暇是一种自由人的状态，是自由人的身份标志，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的人。不受资本，权力，主义，教条的支配，把这种状态的需求，演变成某种体系，那就是柏拉图学校，雅典学园。中国有庄子的“逍遥游”，那纯粹是一种精神状态，无法转化为社会生活，虽然它也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但就是无法演变为国民教育体系，进而推广“闲暇”——这座知识和精神的学校。

古希腊人要“闲暇”就到“学校”去，他们在“学校”里“求知”。在形而上的“求知”活动中产生了“哲学”，在“哲学”中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新元素：始基和逻格斯、绝对理念和原子、语法与修辞以及为自然立法的人类的自我意识。“求知”，是对自然和社会作普遍性的观察，对文明和历史作批判性的反思，观察和反思，成为“哲学”的希腊方式。

希腊人在“学校”求知，还在那里“娱乐”，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娱乐”中诞生。优胜者的荣誉，同神话传说相联系，神和英雄故事，成为“娱乐”的源泉，充满激情的体育竞赛，使他们自命为神和英雄的传人，正如理性使哲学从神话蛹体飞出，优胜使英雄在万众欢呼中复活。

他们从“闲暇”中，收获了两个文明的成果：“知识”和“娱乐”。

“知识”就是“哲学”，“哲学”对“神话”而言，“知识”对“故事”而说。神话“叙事”，哲学“求知”，从神话到哲学，从“叙事”到“求知”，文明的理性化产生了希腊方式。

同样，在精神化方面，“娱乐”也找到了它的恰当形式，有运动会，还有音乐竞赛、舞蹈竞赛，每一种形式都与神联系，如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所言：啊，舞蹈的天神，请过来，我也要跳舞。舞蹈是众神的爱好。啊，多么快乐！而“娱乐”的最高形式竟然是悲剧，这一说法似乎矛盾，因为快乐与悲哀很难同时被一种形式统一起来，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天真烂漫被东方智者称为“小孩子”的古希腊人，竟会有悲天悯人的悲剧情怀，仅仅用“唯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产生悲剧”来解释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这个快乐的民族是在经历了数世纪的苦难之后从黑暗中获得新生的，那么我们就能给悲剧一个新解：它是对古代文明的反思和哀悼，是对新生命的庆典。

一个产生了哲学的民族，无论其快乐或悲哀，都有着形而上的高度。精神在理性的节制和引导下向命运走去，新的生命随之获得了崇高。

快乐的临淄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时的中国，看看中国哲人的快乐是怎样的。

先秦时期，齐国都城临淄，是海岱之间一座大城市，华丽而殷实。

海风从东北渤海湾吹来，随风而飘来的也有自由的气息。南部泰山自古为钟鼓礼乐之地，庄严而又厚重的人文熏染，与海风交融，培养了临淄人快乐而不过度的务实性格。

他们很自信，以齐地为中心，那时“齐”“脐”二字相通，临淄人自豪地称齐国是天之脐，他们就生活在天脐上。

城东南，有个湖，就叫天脐池或天脐渊；城北有二条东西向的大道称“庄”，宽15米，可六辆马车并行，中部一条东西向的大道称“康”，宽17米，可陈师列阵，这就是闻名久远的康庄大道。在康、庄大道之间，是城中最繁华的地带――“国市”。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齐国的娱乐业如此发达，人们快乐地享受着城市生活，是一种向外的物质消费之乐，当然与雅典广场之求知、之思想、之内在精神的诉求之乐有所不同。

但临淄仍不失为一座人性化的城市，是对人性另一面开放的城市，引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使“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国际化的移民城就是这样炼成的。当然，我们还会看到稷下学宫因宽容和自由而吸引的思想精英之移民。因此，在齐宣王时，临淄城内居民7万户，可供出征的男子就有21万，加上驻军共有60多万人，在当时，算得上是大都市了，它与当时的赵之邯郸、楚之郢都，并称国际商品的三大集散地。

难怪策士张仪对齐的富庶啧啧不已。他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但他话锋一转，说此皆为一时之乐，而非社稷之长利。所谓长利当然是与秦连横了。张仪就是张仪，齐王还真被他说动了。居然先拿出“鱼盐之地三百”，权当一件小小的礼物送给秦国。

的确是小意思，齐国是商品经济，又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国家的表情是充分开放的，及时行乐的，齐国也有实力行乐。可这些都不足为奇。

中国历史上，有比临淄大的城市，却没有它的乐趣，有像它一样快乐的城市，却没有它有思想的魅力。《清明上河图》里，有市井乐趣，却没有思想者的乐园。《姑苏繁华图》里有康雍乾盛世的繁华，却没有士人杏坛的清风习习之乐。明清紫禁城里，有规矩，没有乐趣，有帝王气象、阴谋诡计，就是没有自由的效率和灿烂的阳光。

齐人也善战，战车之精良，士兵之精干，打起仗来，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不仅如此，齐人还喜欢在战争中炫智，在炫智中盛产兵法。齐人打败魏国，就用了孙膑兵法，在兵法里找到了乐趣。

秦国人和齐国人不一样，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板着一副战争机器的脸。农业经济，绷着的也是一根耕战合一的弦，一刻都不敢松懈。身受苦难折磨，终年辛苦劳作的人们是不会娱乐的。齐人不一样，不是为战争而存在，而是因为存在不得不进行战争，他们的存在，有另外的目的，那目的就是行乐。

当临淄人享受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快乐时，秦人表达快乐的方式还停留在敲打瓦盆上。秦赵渑池之会，秦王欲仗势欺赵王，强迫赵王为他鼓瑟助酒，然后命秦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以示侮辱赵王。赵国智者蔺相如见此，上前一步对秦王说道：听说大王善秦声，请奏盆缻。否则五步之内，得以颈血溅大王。并召赵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在高度专制下生活的秦人至少不会像齐人那样丰富的乐，偶尔一乐，便顺手击缶拍股，“股”大腿。难怪秦始皇向往东方礼乐之声，甚至他的陵寝都要坐西朝东。恐怕“郁闷”流行，专制社会不用申请就拥有对这一词汇的专利。

而古希腊人创造的概念，却多与人的快乐相关。“学校”是“闲暇”之意，有闲暇养着，才有思想的可能。闲暇的广场就是学校，学校在雅典城的广场上自由地制造思想的快乐。而现在我们的学校是战场，是培养考试战士的地方，是不允许拥有闲暇的。

可临淄有一座学宫却颇似古希腊的广场，为齐桓公田午在城门稷门附近所建，名曰“稷下学宫”，吸引天下学士来此游学，不问国籍，不问身份，更不问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当然也没有人会问你是什么资历或学历，来者不拒。可谓“东方的雅典广场”。这里常常会有思想家、学者名流的身影流连，奴隶出身兼赘婿身份的淳于髡，号称天口骈的雄辩家田骈，道家接予，法家慎到，祭酒荀子，满口锦绣牢骚的楚人屈原，邹人孟子等等。在此皆被赐卿位，列为上大夫。司马光曾在《稷下赋》中说稷下“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这就是后世所称羡的“百家争鸣”了。

稷下还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给思想家们在经济上提供自助餐，而不提供饭碗；在思想上提供论坛，而不提供论点。游士们吃完了，可以自由来去，国家为他们买单；想说话时，可以自由发言，国家不要求统一观点。据当时情形来看，以一国之力，养士不难，可游士作为个体，任其自由，还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这很难。

将“治”与“议论”分开，将“治”者与“论”者分开。这样，就能使政治对舆论作选择，而不受舆论干扰；而理论，就能跟着思想走，也不必围绕政治转。因此，稷下学宫里，没有像商鞅那样的能一举扭转乾坤的法家，也没有像吴起那样的战无不胜的兵家，这两人，是既要参与实际政治，又要做思想家。

将“治”与“思”融为一体，使思想者与统治者合一，甚至欲成思想者王，掌控话语权，往往酿成悲剧。一旦王者逝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吴起在楚如此，商鞅在秦也一样。这种悲剧在两千年专制政治中循环往复。

齐人思想多用隐语，就像苏格拉底的追问。对于思想的评价，要看其中含有的乐趣，思想的交流，用互相启发的方式，而不是教训人，讲大道理。

这就是齐国人为什么喜欢淳于髡，而不喜欢孟子。思想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思想要能给人带来启示的乐趣，像孟子那样一脸正气的滔滔雄辩，即使句句是真理，也没人当回事。

齐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淳于髡对齐威王说，飞来一只鸟，就停在这院子里，它三年不鸣，三年不飞，为什么？威王回答说，它呀，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两人不讲大道理，快乐就在其中。

我们还能见到这样快乐的表情吗？还好，山东诸城出土了一盏人形铜灯，双手各擎一竹枝状盏托，上置一圆形灯盘，立于蟠龙身上。那人姿态多么生动，因快乐而生动；表情何其幽默，因炫智而幽默，还真有点淳于髡打隐语的模样。

临淄，没有比它快乐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