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尧尧

长期以来，国内众多中小、小微及三农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且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来缓解这一难题，但是企业主的感受变化不是很大。本文试图从银行基层人员及监管层面所面临的困惑来探讨这一话题，以期抛砖引玉，来更好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编者

一

近期，赵刚面临一个艰难决策。

作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支行长，他的一个决定将要改变很多个家庭的生活。

“现在，我难以面对他，也难以面对自己手下的员工。”赵刚告诉经济观察报。

赵刚所说的他，是四川省一个县里的一家家具加工厂老板孙启明。后者所借的200万元银行贷款即将到期，但是由于下游的经销商销售不畅，孙启明今年生意效益不好，要偿还贷款有点难。

孙启明的父亲正在考虑将其拥有的一块租给汽车销售4S店的商业用地卖掉，帮儿子还贷款。但对这块市价在800万左右的用地，买家说只愿意出600万。

孙启明告诉赵刚，请他再等等。“家里人在一起权衡一下，是卖掉工厂还是卖地。”

目前，孙启明家具厂的一个油漆工的月工资在1.5万元，一般技术工1万元。由于下游销售不畅再加上运输、租金的成本上涨，目前利润微薄。在他看来，他是在给手下的员工们打工。

赵刚告诉记者，他很能理解孙启明的难处。

“我知道他没有参与任何民间高利贷，无法还款原因就是销售不畅，因此我想帮他延期还钱；我们也知道他无法提供更详细的财务数据，因此我们尽量不因为信息不全而提高贷款利率；我更知道，如果他卖掉工厂，工人们就将失业，因此我不催他还款。但是面对银行的规定，我只能期望他能早还钱。要不我和我所在支行的员工们的利益，将受到损失。”赵刚说。

赵刚的问题，更进一层次的摆在周军面前。

作为一家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的小微、三农业务部主管，周军认为企业经营情况恶化的同时，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圈也在恶化。

周军告诉记者，由于当地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向一家企业收回之前借出的5000万元贷款，他们现在也不得不向这家企业要回自己的贷款。

“虽然作为当地法人银行机构，我们应该是成为维持本地企业经营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如果其他商业银行选择回收前期的贷款，我们也会采取资产保全动作，比如像以上赵刚所在银行的举动，是我们时刻要关注的。毕竟，我们银行资产规模更小，更难以承受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所带来的风险压力。”周军说。

二

与银行基层机构所面临形势遥相呼应的是，多家商业银行已制定了2015年经营计划，据记者从多家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了解到，在防风险、提收益的综合考虑下，他们对小微、三农贷款的投放更为谨慎。

而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反馈看，以存款为代表的经营成本在不断上升，且经济下行带来的经营风险也在上升，他们对小微和三农融资给出更严格的审批条件，更甚者有的想退出这一领域。

2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新增贷款继续高涨，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4608亿元；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同比多增5003亿元。不过，分析机构对此解读为信贷增长不能反应实际需求。

民生证券指出，超预期的部分主要是非金融企业贡献，信贷高增长与经济下行不相悖，一方面因实体层面资产盈利能力不强，导致货币周转偏慢；另一方面因二季度存量债务到期，部分贷款用于债务续接所致。非市场化融资主体再融资能力增加必然会影响银行对市场化融资主体信用投放的能力，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内生性复苏，货币政策需继续以宽松应对。“起码在一季度，大家（银行）更多会投资债券、同业资产、票据等，这些有确定收益的资产。”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管说。

中投证券研报指出，全国性商业银行债券托管规模新增幅度通常是各类银行机构中最大的，但2月全国性商业银行债券托管规模出现了1416亿的净减少，好在城商行2月份大幅加仓1321亿，可能接过了全国性商业银行大部分的抛盘。“全国性银行认为前期利好多已兑现，卖出来锁定收入。而城商行接盘一是确保获得稳定收益，二是在需要资金时，可以将手中资产抵押给央行获取资金。在财政部公布1万亿置换计划后的当天下午，已经偃旗息鼓的城投债再次认购火爆。”一位券商机构的债券交易员告诉记者。

为平抑资金利率的大幅波动，缓解目前的流动性紧张局面，2015年初，央行要求地方分支机构下调常备借贷便利（SLF）的利率，同时把SLF期限缩减为只有隔夜和7天，取消14天期限。调整后，SLF隔夜回购利率由去年的5%降为4.5%，七天利率则由7%降为5.5%。此次央行新增地方分支机构SLF操作限额2200亿元，增加后全国总限额为3400亿元。

一位央行分支机构人士表示，目前来看，央行注入流动性，对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收效甚微。“我们会时时关注银行对支小再贷款、三农的投向，实时监控具体贷款数据。但同时坦言，其权限仅限于当地法人机构，像股份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具体监管，都需要向上级申报。”上述央行分支机构人士说。

三

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央行3月初又采取了对称降息措施，不过同时把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为1.3倍。

据记者了解，此后多地央行分支机构开始斡旋金融机构，希望他们能达成一致，除降低负债成本让利实体经济外，还要避免恶性竞争，大面积降低上浮比例。

从目前情况看，全国性上市商业银行中，除了南京银行以外，其他15家银行上浮比例均在20%以内。而全国各地的城商行、农信社全部则选择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记者从南京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在考虑央行希望商业银行可以有弹性、循序渐进地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意见下，南京银行在可能会考虑其意见，对存款上浮比例进行调整。

不过，“是否作出调整，我们必须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上述南京银行相关人士说。

对此，上述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小微、三农业务部主管周军表示十分理解。“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现在暂不说逐利本性，就是面对存量不良贷款的上升，我们也需要拿新的营业收入来核销、拨备。如果不进行核销、拨备，以不良率为代表的监管数据超标后，新业务、分支机构开设上都将受到限制。这是中小商业机构所不愿看到的。”周军说。

事实上，过去的2014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36此，其中17次提及小微企业问题。银监会也前后下发20多个文件，促进小微、三农企业融资。但从目前银监会的不完全统计看，全国小微企业5000多万家，只有五分之一获得银行贷款。

2015年伊始，《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作为银监会改革后的下发的第一份文件，将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目标由以往单纯侧重贷款增速和增量的“两个不低于”调整为“三个不低于”，从增速、户数、申贷获得率三个维度更加全面地考查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情况。

对此，一位银监会人士告诉记者，这是银监会进行“主动和被动”的调整。“业务监管上，在守住风险底线下，今年银监会在监管职能中，同时也肩负着行业发展者的角色。”上述银监会人士说。

他指出，例如商业银行小微户数不达标，没有“上位法”的支持，银监会没有处罚权力，因此，只有依靠风险指标来管理执行。“在风险管理上，有不良率、拨备与机构、业务准入挂钩等工具。而对于行业发展，则没有操作工具。因此，希望被赋予行业发展的手段。一项政策是短期性的，而法律是长期有效的。”他解释道。

在这位人士看来，商业银行需要自我发展，他们也需要平衡利益关系。

而银监会这样防风险的指标监管底线，落到各个银监局则成为了工作任务上限。

一家国有大型上市银行北京分行员工告诉记者，鉴于去年本分行不良贷款、信用风险大量爆发，北京银监局给予他们的监管指引中，考核权重最高的两项为存款和不良率。鉴于此，他们准备全面退出中小企业贷款业务。

另据记者了解，在2014年不良贷款高发的沿海省市，不少当地银监局都要求当地银行机构2015年的不良贷款率不得超过2014年末的数据。

广东省一位农商行的副行长向记者表示，为确保新业务、分支机构的开设，我们只有暂停小微、三农企业的新增贷款投放来达到考核指标。

（应采访者要求，赵刚、孙启明、周军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