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

2015-03-30 17:26


士大夫政治

 

尹敏志/文

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年轻时最大的爱好不是读书,而是组装电器,摆弄电阻、半导体和晶体管。他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文革爆发了。他下乡后当兵,在军队里积极向上,表现非常不错。后来研究古代官僚制度,面对个别朝代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品位职位等级时,他会回想起亲身经历:“是细密而非疏朗的等级划分,才能激发个体的积极性”。1978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他已经24岁。由于理工科荒废太久,再加上现实的经济压力,他只能报考文科,当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从本科一直到硕博,阎在北大读书的十年期间,正赶上如歌行板、振奋昂扬的八十年代。中国这个老迈国家彼时似乎重焕青春,尤其在校园里:各种东西方新思潮蜂拥而至,图书馆和自习室的灯光通宵达旦,“文化热”一波接着一波。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但阎步克在这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年代”却广泛地阅读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著作,还曾请学计算机的同学来寝室为他讲解控制论。这些驳杂的知识背景内化后,加上本来就偏理工科的思维方式,使他的著作重理论构建,具备很强的社会科学色彩。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阎的成名作。此书完稿于1993年,96年出版。虽然如此,作者却认为:“它的主要方法、思路和结构,都形成于80年代,尽管是在进入了90年代后它才得以完成。我对80年代思想界那种热情和勇气、那种求新求异的蓬勃精神,总是抱有不绝如缕的怀念与认同;即就风格而言,假如将此书归之于‘80年代’范畴的话,我并未异辞。”

何谓“80年代范畴”?古奇(G. P. Gooch)曾言,欧洲“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中国80年代的精神气质有点像欧洲18世纪:其代表人物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等人和当年的伏尔泰、卢梭、休谟一样,都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倾向于会通,构建大而抽象的体系,发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现实政治也有强烈关怀。其著述往往气势宏大,仔细推敲下却漏洞不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规范体系得以建立,学者致力于解决各自领域内的小问题,不再指望其激起社会多大反响,彼此不通声气。研究平均水准大大提高,但学术专业化的同时也极度碎片化了。总之,80年代的特点是热情而又肤浅,90年代则务实而又细碎。从这一标准来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很难被归类的,它既有80年代的流风遗韵,但又具备90年代所要求的精确文本分析和规范的脚注形式,其实可以说是兼具两者之长的转型期之作。

在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后,80年代对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仍持强烈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纪录片《河殇》那种“抛弃黄土文明,拥抱海洋文明”的论调。但正如金岳霖所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阎先生这部著作却几乎不受这种偏颇风气的影响,将立论基础直接上溯到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在这篇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的名作中,王观堂指出,周殷嬗替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同时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即在周公的主持下,一种“尊尊,亲亲,贤贤”的制度被建立起来:天子诸侯之位以嫡长制为基础,严格按大宗小宗的血缘顺序继承,防止商朝兄终弟及制带来的手足相残;国家官员的选拔则摒弃私人关系,选贤与能,“以贤贤之义治官”。作为清朝遗老,王国维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寓于学术考据之中,在他看来,周礼的这一政治架构光辉灿烂,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相通,比起共和民主制,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

受这一观点的启发,阎先生认为“尊尊,亲亲,贤贤”也就是“礼治”的精髓,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政统、亲统、道统,并暗示王国维夸大了殷周之间的断裂性,因为“礼”并非某人、某朝的独创,而从远古氏族社会演变而来,“是一个相当漫长而且颇具连续性的过程”。与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同,中国的“三统”并非判然划分,而是某种三位一体结构,“并不恰好就是今之所谓的政治系统、亲缘系统和文化系统。”

“三统”之间相互渗透、互相混溶的关系在“士”这一概念的演化中充分体现。在西周,士原本指贵族阶级,是“尊尊、亲亲”范畴之下与“小人”相对的“君子”。他们不需要耕种,享有政治权利,战争时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和古希腊的公民近似。但到了战国,随着贵族的衰微和文化的普及,士的身份意味日益寡淡,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成为士,如学士、武士、术士等等。士在这时,转而指那些凭借文化知识或特殊技能,因“贤贤”之义而居位者。

在这一变化中,一个由学士群体所代表的“师道”,开始自民间兴起。孔子是“师道”的开拓者,后来墨家、道家、农家等随之而起,中国迎来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诸子百家时期。但与此同时,随着政治事务的日趋复杂,一个新式官僚群体“吏”也在形成。“士”和“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虽不再是贵族,但却始终保持者“精神贵族”式的天下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后者则缺乏个人意志、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从政仅是为稻粱谋而已。

可以想象,士对于吏多少是存有鄙夷的。孔子对学生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定义“士”为“尚志”:“仁义而已矣”。但战国末年秦帝国的崛起,却使士阶层遭受沉重打击。秦王朝“以吏为师”,实行君主专制之下的文吏政治,崇商韩法家之学,焚书坑儒,阎步克评价道:“在这种秩序崇拜和权力哲学之中,道德完善和道义价值、文化发展和学术探讨,几无意义可言。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官僚制由手段成了目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表现为实质上的非理性。”

只有把这段话放回80年代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作者其实另有所指。秦帝国的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此后政治的影响却很大。阎先生经历过那个“祖龙魂死秦犹在”,“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的时代,他总结道,“吏道”的特点在于政治体系中只有行政部门得到畸形发展,立法、司法部门孱弱,不足以对前者加以限制。于是儒家“士”的精神便成了制度缺陷唯一的掣肘,但它的屡起屡仆,根源也在于此。

儒家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西汉初建,以清净为务,与民修养生息,黄老之学受青睐。直到汉武帝时,对外开拓疆土,对内欲有所作为,儒家重新受到重视。董仲舒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名,实际上是要取代法家和道家,以实现其终极目标:“屈君事天”。

董仲舒以儒家传统典籍为基础,并做了大量引申和发挥。首先,他承认“尊尊”和“亲亲”互通,臣忠于君,要像儿子孝顺父亲一样,这似乎是在谄媚。但重点在后边:他往上再推一层,指出作为“天子”的皇帝,也应像子侍奉父那样地侍奉天:“《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应天”。所以表面上看,董仲舒在为加强君权背书,实际上他是欲抑先扬,“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事天”,通过这套理论巧妙地把“天”悬置于君权之上,对之加以约束和控制。

但天又不言不语,它的意志如何显现?接着董仲舒又杂糅阴阳五行,指出日食、星陨、山崩、地震、大雨等反常自然现象都属于“灾异”,是上天针对皇帝错误发出的警告:“《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省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但实际情况是,对于灾异的上报、解释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后,董氏终于为以士限君,以“道统”干“政统”的儒家宪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观点无异是说:“君主只是一个‘替天行道’者,而不是可以任意扩展其个人权势欲、享乐欲的独夫。”这么想的绝不止他一个,同时期的儒士赵绾、王臧发起了请立明堂的运动,对于他当时所论明堂的形制、功能究竟为何,清儒戴震、阮元、孙星衍、汪中等人一直聚讼不休,直到民国时才有蒙文通截断众流,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文学家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在‘明堂议政’这一点。今文学家要想在这样的场合来议论国政。”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已经想到要拥有自己独立的议事机构!难怪吕思勉评价这批西汉儒士“乃欲于政事大有所改革”,这种气象“为专制之世,绝无仅有。”

可以说儒家对于独尚“尊尊”的法家,对于秦代便占据政坛、汉初依然是行政骨干的吏,发起了大反击。但其结果却是惨烈的:董晚年因为主父偃告发而下狱,“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赵绾、王臧被汉武帝逼迫自杀。后来因为言灾异被杀的,还有眭孟、京房等——但汉儒从未放弃追求完美的、纯正的“王道”至境,而且就像罗马的血腥镇压反而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一样,现实的挫折,反而让儒家宪政理想日益神秘化、复古化,并不断得到加强。

王莽便是在这一社会氛围中崛起。虽然这位外戚颇为矫揉造作,但是他拉拢儒生、大规模改制复古、推行平等主义的做法,恰好迎合了世运浇漓,人们渴望“新圣”出现的大众心理。但“奉天法古”的新莽政权最终却只维系了15年,居然和秦帝国寿命一样。比起武帝朝的外来打击,新莽朝的内部崩溃对于儒家宪政的影响更大。之后东汉儒士开始意识到,现实政治的最大可能就是“小康”,井田、明堂、辟雍等“三代”大同之制,最多可供儒者维系其道义原则。从高蹈虚空到脚踏实地,是两汉之间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所以东汉儒生大多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但不再排斥“吏道”,反而自己也向文吏角色趋近。儒法合流下,兼具官僚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滥觞。中国社会的各种光辉和弊端,可以说都与之密不可分。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士大夫阶层的制度基础消失一百多年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其实秦汉儒家远比后代有独立性、革命性和想象力,只是那个道统至上,把君权也压在下面的儒家宪政理想,早已被遗忘在典籍之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