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祖国观

李冬君2015-04-20 15:38

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讲述“忠君”的故事,可讲来讲去,“忠臣”还是寥寥无几,有那么几个,也都肝脑涂地,成了历史的悲剧。奸臣倒是层出不穷,就像是剪了还要长的小葱。

民间叙事里的“忠”与王朝的要求有所不同,它要犯上,要从道不从君,为民请命,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的“忠”,与王权的国家本质犯冲。王权主义不允许王权之外还有别的存在,岳飞一句“还我河山”,就冒犯了王权国家的本质,被“莫须有”处死。岳飞是“忠臣”,秦桧呢?何尝不是“忠臣”?一个是民间叙事里的忠臣,一个是王权国家本质的忠臣。岳飞死了,满足了国家本质的要求,但民意的压力,王朝也不能不考虑。时过境迁,为岳飞平反,国家犯罪,也要有人顶替,顶替的人,就是“奸臣”。

有了“奸臣”来顶替,王权国家的本质,就依然还是天理。传统民间叙事,并未否定王权国家的本质。秦桧被人唾弃,当然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忽略王权国家的本质。抓奸臣来顶缸,将王权本质的恶,归结到某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去,这样,就用针对个人的道德批判,掩盖了恶的根源。

历史,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无知,而不能动不动就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作为认识前提和行动依据,不能动不动就“参天地”、“究天人之际”,代民意立言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零丁之叹

 

到了文天祥时代,国破山河在。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于民间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那文天祥竟然上书,要朝廷放手,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国可以亡,但王权国家的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让。可文天祥,却从民间起兵了,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武装来擒王。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欲约江淮诸将,告北兵虚实,以图“连兵大举”。但他却被人误会,“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差点把他杀死。不出王权国家本质的思域,那只能猜忌他有谋反的嫌疑。他在《〈指南录〉后序》里,谈起这一段死生经历,说自己有22次差一点就死去,故有“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悲叹。

他一路南逃,回江西,再举义兵,可还是不容于小朝廷。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他想让两支武装合兵一处,可谁听取他建议?只好自领一孤军,转战闽、粤、赣,终于兵败被擒。

当时没人问他,后来也没人问,他究竟为何而战?如为朝廷而战,朝廷不战,他为何还要战?皇帝已降,他为何不降?因为朝廷之外,还有他心中的祖国在,朝廷亡了,他要尽忠祖国。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来向他劝降,他椎心泣血,赋血诗以明其心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传统文人,敢吐雄语,善作豪词,能为痛言,而乏血性之诗。这首《过零丁洋叹》,是以绝命人为绝命词,应为中国第一血性诗。诗之最佳者,并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句浅,真理自在,以必死之心者言之,自有其震撼力。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有了一种新觉悟。

那是怎样的觉悟?“说惶恐”、“叹零丁”,是他的个体感受,是文化个体性在觉醒。“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为他提供了觉醒的家国背景,而“惶恐”,则道出了他作为个体面对自身而觉醒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有人说,不就是害怕吗?是的,是害怕,但不是一般的怕,不是借着“惶恐滩”说事,不是通常忧患的那种怕,而是极端的怕,入骨的怕,销魂的怕。此乃打碎了自己的菩萨金身露出自我本来面目的怕,是撕破了身穿的庄严袈裟而不得不赤条条来去的怕,是彻底的放下了君君臣臣必须独自一人来面对“我的祖国”的怕。

这是命运拿捏灵魂的怕,是真理抽搐生命的怕,是在脱胎换骨中选择生与死的怕,是赴死之后死也摆脱不了的怕。他求死,可他依然害怕,他不怕死,可他还是要“说惶恐”。他怎么了?他“零丁”了!零丁是一种状态,是孤独的、绝望的状态,是君不君、臣不臣、家不家、国不国的状态,是生不如死却求死不能的状态。

他自杀过,绝食过,可他还活着,零丁的活着。“一山还一水”,他寻寻觅觅地活着,“无国又无家”,他为了寻找活着的证据而活着。于是,他写诗。而我们,则有幸读到了一个真正的零丁者“叹零丁”的诗,一个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人时时面对死亡而写的诗,一位死去活来者所写的方死方生的诗。中国诗人没有天堂可去,但有历史可栖,他,就诗意地栖居历史。诗人超越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就往历史中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他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

过零丁洋时,他正好被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崖山海战,亲眼见宋军大败和宋帝蹈海,故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他在诗中写道,“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决战。

尤为可悲的是,这场决战,并非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进行,而是在南人与北人之间进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元将张弘范就是河北人,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原来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仗打得很惨,“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结果是,“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南宋王朝就这样亡了,“正气扫地山河羞”!但“我的祖国”还在,国土和人民都沦陷了,还有历史在,无论生与死,他都将立命于史。

 

江南匹士

 

我们来看他的另一首诗,《金陵驿二首》之一:

草合离宫转夕晖,

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

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

对于这首诗,有人这样赞美道:这是有宋一代最具有血性的声音!既有夕阳离宫之中屈子哀郢的沉痛,又有孤云荒草之间湘妃洒泪的悲凉。啼鹃啊,你令人想起杜甫诗中的凤凰、东坡赤壁的孤鹤,甚至雪莱的云雀、济慈的夜莺……不,你就是你,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片华彩、一种仙乐!诗的空间在江南。王安石诗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对江南所怀的,还只是文人式的乡愁,而文天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则倾诉了他作为零丁者的国恨和作为复国者“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苍凉悲愿,“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文天祥以“匹士”自居,他之前,有孟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之后,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皆以“匹”为个体,而文自称“江南匹士”,是因“江南”的诗意尚可依托他的“祖国”心。

他相信时间。时间是历史的国度,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滔滔不绝,奔向永恒!而文明就是“风吹稻花香两岸”,文明的美啊,美在江南。据说,那首著名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先生,创作这首歌时,他正在赣南闽西一带体验生活,在这里,乔羽接到电报,要他为电影《上甘岭》写歌词。

这一带,就是文天祥抗战的地盘。上甘岭抗战与文天祥抗战,被“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有人说他写了一首与《上甘岭》八竿子打不着的歌,他写的其实是长江,是江南。江南,不光是杏花春雨和春江花月夜的江南,还是血与火的江南,抗战的江南。为什么一有国难,就会想到江南?为什么一要抗战,就会想到长江天堑?那“一条大河”啊,就是万里长江,“风吹稻花”就是江南文化。历史上,江南这一线,是国家独立和民族抗战线,只要中国之心还在这里跳动,哪怕中原沦陷,中国也不会亡。最后的抗战是文化,最彻底的征服是同化,每一次都是江南以革命和北伐,驱逐彼鞑虏,光大我中华。

异族入中原,却入主不了从庐山到会稽山的江南诗意空间;能征服王朝,却征服不了诗人的江山与英雄主义的美学构筑的历史空间——文化中国。而文天祥,就是一个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都觉醒了的美的歌者与战士。文明的较量,胜负岂在一时?“虏运从来无百年!”论兴亡,要笑在最后。

有人说他学过《易经》,算得很准,因为元朝的寿命没有100年,只有94年。他何尝算?这不过是一种信念,一种来自历史经验的信念。有人劝他说,历史由胜利者来写,你的国家已经亡了,忠孝之事你也尽到了,如果你真的为了忠孝而死去,谁来给你写史——“亡国大夫谁为传”?

他自信,旧朝不在,中国还在,“朝”能改,而“野”不改,所以他还能“只饶野史与人看”!他自命“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中国史,有正野。官修之史,称为正史,而民间修史,叫做野史。这样划分,出于官本位及其王朝史观,正野之辩,其实是官民之分。易代之际,所谓“汗青”,岂是在朝官史?史失而求诸野,官失而求之于民。

修国史,要到民间去,重温《春秋》大义。孔子著《春秋》,哪有什么官修身份?还不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代王立言。后人著史,真正懂得《春秋》大义者,唯太史公一人而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只饶野史”,太史公是以王者自居,居于历史。而文天祥呢?他是以诗代史啊。

 

天地正气

 

何谓“历史本体”?可是三皇五帝?不是!可是天命天子?不是。是什么?是“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在这里,是宇宙本体,充满了天地人,在人身上,便是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在平时,是一片和平气象,到了转折时期,才转化为历史,“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穷”是转折的那一点。正是在那一点上,天地正气转化为历史正义:

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正气万古存,贯穿日月,何来生死?人在正气里,生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可谓“浩然”,死是回归本体,所以,“生死安足论”!在一系列历史人物身上,他看到了历史的正义: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这些人,都视死如归,如今,他要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选择,他选择了文化中国。他的文化中国,有情有义却没有皇帝,没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吾从周”那一套,也不像太史公那样,以为“炎黄子孙”遍天下,普天之下皆同胞。那里是英雄的国度,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正义的花儿开放,有不可战胜的青春的力量。他从历史的深处拿起了猎枪,这是最后的斗争——文化中国的抗战!

他的祖国在江南,他听到了江南深情的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以中国之大,跨长城内外,通黄河上下,踞长江南北,皆不足以言之。“茫茫禹迹,化为九州”,可他为何独钟情于江南?就因为那江南啊,留住了他的魂、文化的根,能以文化中国作最后的抗战。“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临刑前,他问,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他向南方一拜,便从容就义。一颗大好头颅,就这样面朝南方落地了,落在了他的同乡好友张千载手里。

这位张先生,别号一鹗,文天祥曾多次举荐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文天祥自粤败还,被押解到吉州城下,他暗地里来与文天祥相见,对文说:我跟你去。他从江南跟到河北,寄寓在囚所附近,三年来,供送饮食,无一日缺。还密造一椟,收藏文天祥的头颅,跋山涉水,带回江南老家安葬。

李卓吾长叹: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安葬之日,头颅就显灵了。文的儿子梦见父亲怒气冲冲,说自己还被绳子束缚。惊起视之,果真有绳子绑着头发。卓吾闻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此“其”指元朝,文天祥以零丁一身,一无所有时,才发现自己还拥有最高的存在——自由。

求死得死,岂非自由意志?仁至而死,义尽而死,就是自由的死!只有自由意志觉醒了的人,才会选择死,才懂得什么叫做死,什么是真正的死。“不自由,毋宁死!”不能在最高的存在里生活,就在最高的存在中死去。活着,就要活在“我的祖国”,那是美丽的祖国,英雄的祖国,那里的人民都有猎枪,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死了,就要死在《正气歌》里,回到历史正义,回归宇宙本体。

自从有了《正气歌》,中国何曾亡过?在历史的循环里,在天下兴亡中,起起落落的是王朝中国,而文化中国却不断发展着,辽、金、元、清如何?它们能替代一个个王朝中国,可他们谁能替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两千年来未有之巨变,方死方生。方死的是王朝中国,在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大潮中死去;方生的是文化中国,是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中新生的近代化的中国。

有一种弦律,从天地进入心里,从《正气歌》贯穿《我的祖国》,引导我们从王权国家的本质里走出来,走向文化中国的自觉。“五十而知天命”,那天命,就是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

 

奥巴马适时调整,引领一场从“使命主义”向“实用主义”的回潮,延续了美国对外政策长期在这两个倾向之间摇摆的传统,是一种理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