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角处

付如初

从《潜伏》说起

在《甄嬛传》之前，最火的中国本土电视剧应该算《潜伏》了。据统计，这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当年创下了许多纪录：收视纪录、重播纪录、口碑纪录，甚至，被再开发衍生的纪录——以《潜伏》来谈职场规则和办公室政治的书就出了好几本。而因为《潜伏》的热播，地下斗争、情报斗争重新成为被关注的热点，寻找余则成原型的各种考据和深度报道更是竞相出炉，有关“龙潭三杰”等谍战英雄的事迹、有关军统、保密局和中统的关系等历史也由此进入普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视野。

这部电视剧的文学原作，就是天津作家龙一创作的。他的小说《潜伏》篇幅很短，从余则成接翠平进城开始讲，主要写的是有洁癖的知识青年余则成和抽着大烟袋的游击队长翠平的“家庭生活”。两个人都是英雄，都是忠诚于信仰的革命者，但他们对革命、信仰和地下斗争的理解有冲突。可以说，小说关注的核心是革命者内部的故事——翠平向往的是“壮士饥餐胡虏肉”的直截了当，而余则成需要的恰恰是刀不出鞘的杀人于无形。

小说篇幅虽短，却成功提供了电视剧所需要的几个元素。比如，“具有充分戏剧性”的故事场景：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后的军统天津站；比如，成功搭建了电视剧最看重的“崭新的人物关系和崭新的冲突模式”：不识字的游击队长转型谍报人员，并和知识青年余则成搭档。性格的反差、人物气质的反差，人物的性格和“在刀尖上行走”的工作性质的反差等等，都具有天然的戏剧性。而浸透在文字中的信仰的力量，以及掩藏在主人公木讷外表下的伟岸的英雄人格，也都为电视剧提供了扎实的立足点和拓展空间。

之后，因《潜伏》热而被人关注的龙一，迅速成为影视界青睐的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影视界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他独辟蹊径，用地下斗争、情报英雄来“再书写”中国革命史。仔细想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其实是文学和影视的富矿。建国六十多年来，相关题材的文学和影视，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与情报斗争有关的作品，因为档案无法解密，还因为涉及手段的合法性等的问题，一直比较少。可以说，是以龙一和写了《暗算》与《解密》的麦家为代表，为这个题材打开了新的出口——他们在不触碰历史禁区的情况下，巧妙找到了历史和文学的结合点。

同时，随着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入，读者和观众对革命、对信仰、对英雄人物的认识也更趋理性，英雄也要接地气，“革命也要请客吃饭”，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在观众心里，用“手撕鬼子”来仰慕英雄形象的时代早已过去。相反，英雄可能就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弱点。这反而更能够为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小人物也可以成为英雄，应当可以算作龙一在革命文学中独特的文学发现，也是龙一对中国文坛的一大贡献。

此外，龙一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期间的天津为背景的，港口城市和租界以及市民生活的种种世相，构成了英雄人格以外的地域气质和行为气质。可以说，龙一用自己的笔为文学和影视增添了“民国天津”这个重要的意象，也为文学史增添了“小人物英雄”这个重要的人物谱系。天津人的文化人格，一直非常独特：既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又有自嘲和幽默的天性，甚至还有一点点犬儒和胆怯、羞涩和卑微。而这些，都典型地体现在龙一的小说中。

《接头》：《潜伏》之后的故事

电视剧《潜伏》讲到余则成不得不到台湾继续潜伏之后，戛然而止。而龙一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接头》有点像《潜伏》的续集，讲的是潜伏人员从香港回到天津的故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纨绔子弟关大宁，在港与人扮作假夫妻潜伏，不幸被捕，他虽铁嘴钢牙没有泄密，但身体毕竟不能纯粹靠着意志支撑，换上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于1941年返回天津继续工作。与此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考虑，那就是借着返乡之际，他正好可以摆脱长年的假夫妻关系，跟自己真正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地下工作者的谭美结婚。

然而，组织还是另有安排：他不仅不能同谭美结婚，还要帮助组织将谭美打造成“天津名媛”，网罗天津上流社会人士为组织所用。于是，恼羞成怒的他向组织提出：要么结婚，要么跟一个有夫之妇扮演假夫妻。没想到，组织真的答应了……于是，一系列惊险和一桩桩道德疑难，不断需要他应对。因为个人的意气用事，革命工作徒然增加了很多风险和难度。当然，故事也就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冲突，小说也增加了更多的看点。

龙一用略带幽默的笔触，塑造了又一个有新意的英雄。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爱耍花招，喜欢跟上级提稀奇古怪的要求，但同时，他又信仰坚定，有毁家纾难的勇气和意志。一个革命者，一个英雄，却是一个偶尔犯浑的“混蛋”，行为做派都不靠谱，这无论如何都让人感觉到审美上的错位。然而，“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龙一愣是在这种难拿的分寸中，用细密的笔法，用合情合理的人物性格逻辑，让这个形象令人信服，当然同时也赋予了“英雄”和“信仰”以新的内涵。

他在创作谈中说：以前的革命者形象太单纯了，也太单一了，“单从身份上讲，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人，革命队伍中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革命如果不是如此‘人才济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革命文学或者说主旋律文学中也应该有体现，这是龙一一贯的创作追求。

其实，在这样的创作选择背后，龙一触及到的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那就是人性和革命的关系。要革命就要有牺牲，这是常识，但很多时候，牺牲不只意味着献出鲜血和生命，还意味着泯灭人性的合理欲望和要求。以前的文学作品，为了英雄形象的“高大全”，总是忽视他们作为“人”的生理性和物质性的一面，只注重他们的精神性。而打破这种审美单一性的努力，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曾经被认为是“政治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人性论和阶级论之争等，都曾经剑拔弩张，火力十足。直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之后，书写和评价英雄人物的标准才慢慢发生变化，英雄才走下了神坛，变成了“人”。

当然，龙一正视了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他赞成主人公的做法。他追慕的真正的英雄，除了要忠诚于信仰，还要坚持正义的信念、真正的理想，以及支持这些信念和理想的纯真的道德。于是，他让这个有缺点的英雄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进行自我质疑和痛苦蜕变。在这个过程中，他表达了一个写作者的敬畏——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都生活得太容易了。

抛头颅洒热血、青史留名的英雄固然足可敬畏和铭记，但在革命日常中忍耐和牺牲，至今仍默默无闻的英雄更值得文学书写，所谓革命历史题材，也不应该缺少这一面。当然，龙一骨子里秉持着严肃的历史观，绝不为了戏剧性和好看而落入戏说和虚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纯文学写作和娱乐化写作的分界线。

龙一的英雄谱

龙一，自然是笔名，本名李鹏。

生活中的龙一，留着标志性的龙一胡子，光光的大脑门，仿佛充满了智商和情商。一口天津话，通常表达的都是礼数周全。他叼着烟的样子，端起茶杯和酒杯的样子，无不充满着一种天然的“古意”。他说，因为写小说，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而且，他戏称自己对十样东西最有研究，那就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他不止一次谈到，为了从厨子的角度写长征，他曾经真的在家里煮皮带尝味道；为了写抗战英雄研制土炸药，他也真的在家里进行了一番炸药试验。至于爬梳史料的笨功夫，以及在市井中的观察和揣摩，就更多了。他想从生活的缝隙中找到人物的英雄气质，想从市井世情中剥离出英雄人格，更想从永恒不变的世俗烟火中找到写作的根基和乐趣。看得出来，龙一想做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有趣的作家，也想做一个趣味鲜明的作家。

由此，龙一的英雄谱，就有点慕古好义的意思了。甚至他的几篇小说，都直接用《义气》、《义士》、《古风》这样的名字。传统文化中的行侠仗义，还有一种独特的道德纯真和天真都在龙一的笔下鲜活复活。

大体上，龙一笔下的英雄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有缺点的革命者，除了前面说的《潜伏》里的余则成，《接头》里的关大宁，还有《借枪》里的熊阔海，《恭贺新禧》里的郑三泰等等；第二类，大致可以称为“胡同英雄”，比如《藤花香》里头的“傻英雄”三龙，还有《屋顶上的男孩》里的徐少铮等等。第三类就直接是古代的好汉了。他有不少直接写唐代历史的小说，写古代义士身上的豪侠之气。

看得出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对龙一的影响颇为深远。这些影响甚至都蔓延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他写了不少性格直爽、颇有女侠气息的女性，比如《潜伏》里的翠萍、《恭贺新禧》里的嫣然、《接头》里的谭美、《借枪》里的裴艳玲等等。骨子里，龙一保持着一种天真，一种传统文学和文化中的那种纯真，因此他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有母性的气质，即便是《恭贺新禧》里只有十二岁的嫣然，在养父面前也更像一个小母亲。

被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的古典美学大师席勒曾经把诗分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就由此将小说家分为“天真的小说家和感伤的小说家”，大致是说，前者创作依靠天赋灵感，后者依靠思维智慧。但实际上，除了文学天才二者独具其一之外，很多小说家，都是二者兼具的。

龙一就是这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史融合起来，用天真的思维灵感，用推理小说的笔法，用智力较量的矛盾冲突，画出了自己的英雄谱，也写出了自己心中的英雄梦。

龙一英雄梦：英雄在民间

古今中外的文学，几乎都是从写英雄开始的。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独特的英雄谱系，或者属于民族的英雄梦。但英雄梦和塑造英雄人物不一样，前者是一种主动的、充满创造性的能量，带有道德向往甚至信仰的意味，而后者，如果不能灌注作者的主体性，那会仅仅是一种创作动向而已。

仅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红色经典”里就塑造过很多英雄形象，他们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不畏牺牲；“文革”期间，这些形象进一步走向“高大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英雄的标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徐怀中首先用《西线轶事》打破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开始关注战场边缘的电话兵，尤其是女兵。接着李存葆的《高山上的花环》开始写英雄的复杂性多样性；到了莫言的《红高粱》，英雄的概念更是重新改写，土匪也可以是抗日英雄。借用相关研究者的概念，英雄就这样一步步从“庙堂”走向“民间”，当然也一步步从“被神化”走向了“被传奇化”。（当然，王小波用大自由和大孤独的境界来让英雄荒诞化，是天才的特例。）

龙一不一样，他甚至不相信传奇，他彻底让英雄变成普通人，也彻底让他们的信仰变成切切实实的行动——更多的时候，是不断遭遇失败的行动。龙一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物身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点兵成阵地系统化了龙一对英雄的理解和看法——反过来成就了龙一的英雄梦。

龙一的英雄梦，是英雄在民间，而且，英雄的典型人格是耐挫力特别强。在他们那里，革命成功几乎就是用超常的忍耐力等待来的。比如同样被《潜伏》的导演改编成电视剧的《借枪》，主人公熊阔海，为了暗杀日本特务，天天找钱天天借钱。他的英雄行为和革命信仰，几乎每天都跟“钱”在一起。而某种程度上，信仰也是一种命运，它充满了偶然和必然，充满了日常和非常，需要智力和耐力。显然，这样的“文学发现”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充满作家独特的创造力。

当然，英雄在民间的英雄梦也不是龙一一人独有。同样写情报斗争的麦家，也是个中高手。不同的是，麦家写民间的天才，他们被赋予了英雄的使命，或者说，他们是天赐的英雄。但同时，他们性格执拗、决绝、孤僻，他们与自我的斗争往往比与敌人的斗争更惨烈。同样是写民间的英雄，同样是情报斗争，同样是推理小说的模式，麦家和龙一代表了两个方向：前者笔下的英雄没有任何烟火气息，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而后者的，则往往是烟熏火燎鸡毛豆腐中的小人物。

看龙一的小说，总是仿佛看邻居家大哥大姐的故事，看着貌不惊人，做的也是过日子、搞对象的事儿，但其实背后成就的都是改天换地的惊天伟业。看龙一的小说，也总是让人忍不住会笑，但笑着笑着，就严肃起来了，就郑重起来了——往大了说，他用文学的方式，整合了一个哲学史上的著名论题。关于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龙一说，英雄就在人民群众之中。

由此推断，这类英雄的信仰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一旦被选择，就进入了血液，所以他们才能够在刀尖上行走，走得从容淡定，走得像过日子的普通人。当然，普通人相似度太高，再加上推理小说的固定模式，所以，龙一的英雄也面临着类型化之后的突破问题。无论如何，英雄梦早已潜伏在龙一身上，体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或许，他所差的就是一个最典型、最富有创造性的英雄形象，完整而系统地展现他梦想的全部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