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写作系列 之七】

周泽雄

我已经说明，流亡可以造成愤恨和遗憾，也能形成敏锐的观点。

——爱德华·W·萨义德

长期以来，至少在我们西方自由社会当中，进行批判已不再是有勇气的证明。

——雷蒙·阿隆

一

在动物王国，假如有动物宣称：“作为造物主的奇迹，每个动物都应该地上能走，水上能游，天上能飞。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有义务向具此能力的动物致敬。”狮子和大象听后虽然不爽，但很难抗议，毕竟，技多不压身，三栖总比两栖单栖好。不过，当它们发现持此论者竟是一只野鸭，表情就怪异了：你小子，竟把自己凑巧具备的几项薄能抬举成伟大动物的唯一标准，欺人太甚！

读者想必意识到了，我正在不怀好意地喻指爱德华·萨义德。是的，虽然我得赶紧声明：我非常敬重他，他在当今世界取得的学术成就和良心成就——名著《东方学》甚至“繁衍出一个学科分支”——足以令自己成为知识界的狮子王，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学院外。他以如椽之笔、个人之力扛起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挑战美国和以色列代表的主流文化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漠视和压制，也让人敬意陡生。他还是一位老练的比较文学教授，他即使不以知识分子为业，也能凭出色的文学评论立足。此外，只要坐在钢琴凳上，他就能弹出仅次于专业演奏家的美妙乐音。

不过，本文的主题在另一边。

当年读萨义德迷人的小册子《知识分子论》，我曾被深深打动，甚至有点震撼。对一部本该以其精湛思想、深刻见解立足的作品，读者的“震撼”或许不合作者的期待。我们可能会被一部灾难片、一项重大史实的披露而震撼，但如果追求用词精确，就不该在读约翰·密尔或康德著作时受到震撼。那些非得经过沉思反刍方能以缓释方式被大脑渐次消化的智性话语，不适宜经由一条名叫“震撼”的管道。理应使人抚案深思的文字，竟让人拍案叫绝，是一种可疑的效果错位。

但《知识分子论》的确震撼了我。我震惊于作者华丽的修辞术，他像古希腊的掷铁饼者那样向读者扔出一个个力能扛鼎的结论。与结论的非凡性相比，构成支点的论证部分，稍嫌不足。这也是难以两全兼美之事，绵密论证固然有助于夯实观点，但也会损伤表述的美感，减弱观点的力度。何况，《知识分子论》原是一组系列演讲，就演讲而论，一个帅到极致的表述——最好再辅以一个酷到极点的手势——常常意味着一切。演讲者的成功，或多或少都必须依赖对学术规则的背叛、对江湖诈术的投诚，你的论证严密度每增加一分，读者或听众就可能流失三成。恪守学术规范乃是静默书斋里的活计，而演讲务必立竿见影。

我且摘引几则萨义德式断语——

局内人促进特殊的利益，但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

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我尝试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我们看到，这些表述除了具有斩钉截铁这一共性之外，还间有让人困惑之处。作者修辞术的奥秘在于，他用并列法强调的诸种特质，缺乏并列的内涵，而人的思维习性则倾向于将并列物视为同质物，就像不管我们看到哪幅画陈列在“蒙娜丽莎”边上，我们都会假定那幅画同样不凡。在上述短语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同“对权势说真话”、“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等说法，但我们可用同样态度认同“流亡者和边缘人”之说吗？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里写道：“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如果认同萨义德的标准，同时又认为雅各比言之有理，那就等于将美国知识界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这不应是萨义德的本义，何况从国籍上说，萨义德正是美国人。诚然，在地球上的某些国家（尤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最），尤其在某些历史阶段，流亡知识分子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萨义德疑似针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标准，到头来却只对某些特定人物适用，这肯定欠妥。再说，就算我们承认流亡知识分子具有某些突出品质，但如美国、英国的知识分子无法共享这些品质，却并非努力不够，他们不是流亡者仅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迫害者。

读完萨义德的自传《格格不入》后，我意识到，至少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如此看重“流亡者”身份：他自认是一个流亡者。把“流亡者”嵌入萨义德版的知识分子模式，可以让萨义德本人获益。

二

萨义德自认为是巴勒斯坦人，不过，若非其父母对开罗大夫的接生术缺乏信任，他原本应该出生在埃及，而不是由技艺精湛的犹太接生婆贝尔太太在圣城耶路撒冷恭候未来大哲的生命大驾。他的童年及少年时代主要在开罗度过，那是因为他父亲辉煌的商业事务需要一个宏大舞台，而开罗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萨义德的父亲是当时阿拉伯世界数一数二的文具商人，由于一战时加入了美军，他在萨义德出生之前就拥有了美国国籍。根据美国移民法律，萨义德无论出生何处，都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美国公民资格”，条件只有一个：“二十一岁之前必须至少在美国居住五年。”对于他的富豪父亲来说，这个条件一点也不苛刻。

萨义德的名字几乎预示了他的未来：“萨义德”（Said）固然是标准的阿拉伯名字，“爱德华”（Edward）却是同样标准的英国名字，取自英国的威尔斯王子。萨义德家族虽然长着阿拉伯人的脸，信奉的却是英国国教，萨义德的外曾祖父郁塞夫·巴德据说还是“黎巴嫩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新教牧师”。阿拉伯人萨义德的成长履历里，缺少古兰经的背景，他对游牧民族的陌生感，大概与一个岛国人相当。他永远说不清母语为何，因为，如他母亲所说，萨义德15个月大时，就能说“一口完整道地的英语和阿拉伯语句子”。他的法语差不多也是在家族环境里耳濡目染地学来的，他那可与儿子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母亲，也像陀氏小说里的俄国知识分子那样，不时穿插几句流利法语。

虽然萨义德直到16岁时才搭豪华邮轮“新阿姆斯特丹号”前往纽约，但在此之前，他在阿拉伯世界接受的教育，几乎和一位英国殖民官员的儿子没啥两样。他的授课老师通常是英国人，他还必须在学校里和那些英国孩子一起向英王宣誓。他的父亲正告他：“你是美国人，我们没有国王，只有总统。你效忠的是总统。上帝和总统。”当时，他甚至不明白“总统”是什么意思。

作为阿拉伯富商的独子，萨义德一直生活在不知艰窘、困顿为何物的世界里。二战期间，因传闻“隆美尔指挥的德军将先扑亚历山大，后夺开罗”，6岁的萨义德曾随父亲一起星夜逃亡。对孩子的心智而言，这段经历似乎更像是一种人生插曲而非生命挫折，毕竟，他们的逃亡也是上流社会式的，他们一次不曾汇入难民潮中。在日常岁月，作为生活在开罗的巴勒斯坦人，萨义德也不曾进入过普通阿拉伯人的世界，他们的宅邸和西方殖民者的优雅住宅区连在一起。英国人固然未必视他们为同道，埃及人却也不曾视他们为同类。如同一个自幼生活在英国的贵族子弟，萨义德的业余生活围绕着网球、板球、游泳和钢琴等欧式消遣展开，他的父亲年轻时曾是足球和板球好手，中年后则痴迷桥牌。

1943年，也就是萨义德8岁那年，他们一家曾连续27个夏天在黎巴嫩的都尔·艾尔·施维尔山村度过。这会有助于萨义德培育乡愁、增添离乡背井的流亡情绪吗？恐怕不会，都尔不仅是一块避暑名胜，还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村落，换言之，一块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飞地。在萨义德16岁那年，他永远离开了故土，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

根据以上简略描述，我们怕是难以认同萨义德的“流亡者”自我定位。流亡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概念，不仅包含生活上的流离困顿，通常还包括政治上的迫害，两者皆与萨义德无关。

那么，萨义德为何要以流亡者自居呢？说穿了令人扫兴，那缘于一种稍嫌病态的心理。萨义德在自传里隐约提到自己有一种“精神官能症”，他还为此看过精神分析大夫。他写道：“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环境，不断流动，从无系泊。”他在另一篇文章《最后的天空之后》里，又做了如下补充：“我每次出门，都随身携带太多，即便只是去趟市区，包里塞满的物项之多之大，也和实际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我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担心我会再也回不去了。”

可见，他的流亡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心理。当他声称自己“不断流动，从无系泊”之时，实际上却在纽约一住37年。纽约并未亏欠于他，他在纽约如鱼得水。萨义德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一书自序里写道：“美国的大学对于其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和莘莘学子来说，是一块仅存的乐土——纽约的氛围对于我所做的有关文学评论和阐释的研究功不可没，此书可以为证。纽约，我们时代的心脏，就如百年前的巴黎，汹涌躁动，变幻莫测，生机勃勃，百废待兴，兼收并蓄。”

因此，重要的不在于他是否流亡，在于他顽固地怀有流亡感。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流亡者身份，缘于他挥之不去的流亡意识，哪怕他的生平履历并不支持这个意识。萨义德表示：“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他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是：假如没有那份特殊敏感，他也就不可能偏爱“流亡”这个隐喻。因此，当他表示“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够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他显然把自己的心理症结升华了。

三

再来检讨他所谓知识分子“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一说。乍看此条，当然无可非议，细想则不然。

萨义德意欲捍卫的那个民族——巴勒斯坦，与他意欲抗击的那个民族——以色列人，至少有一个共性：打从遥远的圣经时代，它们就盛产苦难叙事。萨义德的朋友托尼·贾特曾归纳道：“两个民族，都依靠关于自己是唯一受害者的叙事来自我维持，为了同一块弹丸之地，跨过自己孩子的尸体，无休无止地争斗。他们中的一方是武装国家，另一方是没有国家的人民，但此外他们又令人懊恼地彼此相似……这样的两个小国，彼此互相仇视，而其中每个国家里都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选民致力于毁灭和吞并它的邻居，这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局。”

作为两个民族中相对弱势一方的精神代表，萨义德的背景世界的确充溢着大量“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史实，他凄怆地写道：

今天只要听人提起西耶路撒冷，我总是认为指我童年时期那些阿拉伯区段而言。我至今都很难接受，城中那些我出生、生活并且有归宿之感的地带都被波兰、德国、亚美尼亚来的移民占去，他们征服了那个城市，视之为他们主要独一无二的象征，巴勒斯坦人在里面没有容身之地，似乎只局限于东城，而我对东城几乎毫无所知。西耶路撒冷如今变成完全是犹太人的地方，原先的居民在1948年都被永远赶走。

我们承认，作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萨义德有权利、也有责任将“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作为自己的笔墨信念，但对于并未背负类似苦难背景的他国知识分子来说，哪怕他们的正义感较诸萨义德并不稍逊，但只要其所在国家尚乏触目的苦难和攸关真理的迫害，他们就未必需要在从事知识分子志业时，先行聆听萨义德的教诲。换句话说，萨义德提供的这条准则，优先适用于萨义德本人，萨义德式标准似乎只是在等待另一位萨义德。一位发达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妨认为：一旦我国出现了巴勒斯坦式苦难，我一定接受萨义德式忠告，但在此之前，还是允许我们先关心一下教育公平或政党募捐问题吧……

爱国主义亦然。简而言之，当爱国主义仅仅表现为一种家国情感时，非但谈不上危害，我们还有义务培育并保护她。而当它有可能遭到民族主义污染时，它实际上已经不是爱国主义了。对此，戴高乐将军有过最精辟的表达：“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人民的热爱时，那就是爱国主义；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他国的人民的仇恨时，那就是民族主义。”话说回来，需要质疑的所谓“爱国的民族主义”，绝非一种均匀平铺于各民族之中的“主义”，在地球的某些地方，它会构成最凶险的蛊惑，而在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相对更民主、更祥和的国家，它几乎不存在，“质疑”也无从生发。

意大利小说家兼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有次在纽约坐出租车，一个巴勒斯坦裔的哥反复问他“谁是你们的敌人”。埃科没有回过神来，那位司机便耐心解释，“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埃科老实告诉他：“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的哥很不满意，认定埃科在撒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看上去，萨义德同样把这个疑问抛给了埃科这样的知识分子同行。与萨义德相比，埃科并非一位等级稍逊的人物，但他能做的，大概只是耸耸肩。

不用说，萨义德对局外人的偏爱，也可能缘自对自身性格的偏嗜及升华。在日常生活中——区别于知识分子论域——他不时显出局外人的特征，他多次沮丧地表示，“我明白，我无论怎么做，都会是局外人。”

四

考虑到萨义德式知识分子写作所面临的孤胆性（他曾概括成“我为巴勒斯坦的事业孤身一人奋战”），尽管他明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做，但为使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他强调“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他或许确有必要在写作的姿态上采取激进策略，以便不仅借助观点的“敏锐”，抑且凭借表达者的“风姿”，来达成目标。

这可以理解。需要警惕的有二，首先是“过犹不及”的中国智慧，其次是“风姿”的适用性和两刃性。

“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萨义德写道，“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这是一个带毒的赞美，因为，对严谨的知识分子写作而言，所谓“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不仅不该提供，还应严加节制。假如读者只是出于对他个人魅力的迷恋而接受其观点，思想的表达就貌似气功师的带功报告了。

在以色列撤出占领多年的南黎巴嫩地区之后，报上曾登出一张照片，“爱德华·萨义德向跨过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对此，美国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幽幽地点评道：“萨义德没有冒险，以色列士兵并不会向他开枪还击。”萨义德或许正在师法他敬慕的前辈：罗素也曾频频入狱，甚至在88岁还“拼命地想让自己在抗议核武器时违反民法而被捕”，（保罗·约翰逊语）他成功了，虽未面临现实危险，却留下了迷人风姿。萨特曾同样“费尽心机”（保罗·约翰逊语）地试图使自己被捕，可惜没有成功，因当时的戴高乐政府拒绝上萨特的当。戴高乐的文化部长、本身也是知名小说家与评论家的安德烈·马尔罗明智地表示：“萨特在协和广场高喊‘恐怖主义者万岁’，总比逮捕他而给我们自己找麻烦要好。”

当某地的知识分子频频因为所谓过激言论而惹祸系狱，处在芳翠之地的个别知识分子，却在为自己无从入狱而发愁。这个世界，真的存在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的标准姿态吗？甲地的英勇或牺牲，到了乙地则沦为做作与表演，在这种现实差异下，呼应萨义德的标准就意味着两种无法通融的结果：使一部分人成为英雄或烈士，使另一部分人成为戏子或小丑。

萨义德写道：“知识分子不能泛泛而谈，因为法国的知识分子在风格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善哉此言，不过当他替知识分子拟订准则时，他又暂时忽视了知识分子的个体差异——他其实是依照自己的形象来制订标准的，简而言之，他在以己为镜。萨义德教授是一位老练的知识分子斗士，富有人文修养，也未尝不曾留意知识分子表达的界限。在与犹太裔著名指挥家巴伦博依姆的对话里，他强调“我从来都不想用我自己的教学和写作来吸收弟子”，他也不会在文学课堂上夹塞巴勒斯坦苦难。晚年的萨义德疾病缠身，当白血病正在为他的生命数着倒计时，他仍在埃及的《金字塔报》上以至少每月一篇的频率评论中东地区的危险局势。在那么多文章里他只有一次漫不经心地提及疾病。他若多次提及，原是有望在读者软弱的心田里摇曳出更多“风姿”的，但他出于一种高贵的自尊，断然拒绝。

萨义德替知识分子制订的勇气和风姿标准，成就了萨义德巍峨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对于欠缺萨义德式精神背景和人文素养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加以仿效则一点好处也没有，还可能白白落下东施效颦、买椟还珠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