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文

30年前（1985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这一年的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可以说，我的教育生涯就是在学习和贯彻《决定》精神的过程中开启的。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度过的。当年，曲阜师范学院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支持下，设立在全国农村的第一所本科高等学校。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曲师，离县城还有不短的一段路，学校与县城之间隔着老百姓的农田。那时的曲师，远离城镇的喧嚣，有浓浓的文化和教育氛围，特别是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学子们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都想把耽误了的学习时光抢回来，对知识的需求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不仅如此，那时的曲师，无论老师还是学子，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感恩时代、报效祖国的理想主义在校园中弥漫。与此同时，那时的师生还有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研究和探索的氛围尤其浓厚。老师们不仅给我们上课，更与我们探讨问题，指导我们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研究。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语文教材中的非智力因素分析，就是在朱本老师的亲自指导下，我和李如密同学合作进行的。当时，学校出钱专门印刷我们的研究成果，供校内外交流使用。也许正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我对人的情感问题、对人的非智力因素的培育非常关注，影响了我30年的教育研究生涯。

来到省教科所工作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和研究《决定》。《决定》对我的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决定》开宗明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了一篇文章——《教育改革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这篇文章先后在《山东师大学报》和《教育研究》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影响了我的教育研究取向，更影响了我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价值的终生追求，这就是教育要回归教育培养人的本质。不能不说，我之所以执着地追求素质教育，与此是分不开的。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30年所走过的历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普及教育：教育机会不再是稀缺资源

《决定》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做出有最大突破，就是调整教育管理体制，“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强调“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中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明确“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要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中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求“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大学招生的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等等。“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正是强调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责任交给地方，强调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由此来释放教育发展的活力，千方百计地加快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足的受教育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务教育法颁布了，加快普及义务教育，成为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强音，有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中国的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也先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正在向着大众化教育大踏步迈进。谁能想到，经过30年的努力，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已经告别了教育机会极度短缺的局面，教育机会不再是稀缺资源，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足以让国人引以为傲，这一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一成就足以与中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相媲美。也正是这一伟大成就，为中国经济位居于世界第二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弱势补偿：促进教育公平必须长期坚持的教育资源配置战略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百废待兴，更面临着穷国办大教育的严峻挑战。与经济领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如出一辙，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教育领域同样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就是在大中小学举办一批重点学校。在这种重点学校制度下，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都在向少数学校集聚。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镇学校由政府财政举办，乡村学校由农民交费维持运转，包括教师的工资，等等。无论是重点学校办学体制，还是城乡事实上存在“公办”和“民办”这种二元办学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集聚，无论在城市、在县城，还是在乡镇政府驻地，都形成了若干办学条件较好的重点学校。在当时教育资源短缺、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人们追求是有学上就行，对这种非均衡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战略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可是，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不仅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极大了影响和改变着中国整个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教育的扩招让百姓看到了让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民间被压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那种饥渴，继1977年之后再一次被释放，带动了整个普通高中的大发展。在人们看到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条畅达的升学之路之后，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被日益放大，人们对义务教育学校教育之间资源配置存在的巨大差异日益不满，一浪高过一浪的“择校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教育战略选择。这一战略，从2005年国家正式实施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算起，已经走过了整整10年。至今，中央政府仍然把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作为最大的教育民生。

有人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是向农村学校、向薄弱学校倾斜。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义务教育投入，并不是什么倾斜，而是对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重点学校体制的一种矫正，是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投资欠账的一种补偿。

与此同时，我还想纠正一种说法，就是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错误理解。说到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是县级以上政府在其治理领域中实施的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里的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衡化包括学校建设、教师配置、教学条件、教学设施配备，等等。

还有什么“高位均衡”、“优质均衡”等等提法，我认为也不科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动态平衡。当一种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全部实施之后，作为政府就应当适时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从而进入新的均衡发展周期。在这种意义上讲，均衡发展是永恒的任务。

从总体上讲，弱势补偿战略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促进教育公平的基本战略选择。

僵化的教育人事和财政体制:教育生产力解放的最大羁绊

《决定》要求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正是体制机制改革发挥了解放教育生产力的巨大威力。一个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一个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个高等教育实行“三级办学”体制，解放了多么巨大的教育生产力。试想，在基础教育方面，如果没有当年老百姓勒紧腰带集资办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不知还要延后多少年，而没有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今天我们集中物力财力突破学前教育短板局面的出现；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决定》突破中央和省两级举办和管理高等教育的限制，调动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级政府兴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快速走出精英化阶段，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成为高等教育在学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但是，不能不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不彻底，我们只是在纵向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即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教育权力做出重大的改革，而在横向教育治理机制改革方面，即同级政府各教育职能部门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仍然处于过去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之下。可以说，中国教育财政与人事管理，仍然顽固地坚持了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

中国3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一方面，通过把教育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充分利用了自上而下推动教育改革的巨大优势，释放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能量，实现了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各级各类教育机会不再是稀缺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各级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较为充分的教育机会的同时，各级各类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其内在活力不仅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日益被桎梏和窒息之虞。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教育人事和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日益僵化，不但没有从根本跳出旧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而且管得愈来愈死。就教育人事管理体制而言，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用人自主权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日益缩小。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同样如此。正因为如此，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人事和教育财政部门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导致教育管理效能日趋低下。不能不说，教育人事和教育财政体制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破除自上而下的僵化的教育人事和教育财政体制，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统筹权，在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人事、教育财政部门之间实行分权合作治理，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回归教育本质：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决定》颁布3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日益丰富，但是，教育却离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和品格越来越远。正如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所慨叹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其实，从《决定》颁布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的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施素质教育。遗憾的是，中国教育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甚至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亲自推动的恢复高考制度仅仅过了十年，中国教育就出现了一种日益严重的价值扭曲，即教育从根本上追求的不再是为人的发展服务，而是为人的考试和升学服务。

为了破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难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联合调研组。1987年12月1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家教委“端正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研究与对策领导小组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柳斌、王明达。会议决定从当时起，到1988年上半年，就基础教育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违背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全社会公布调查报告，引导全国开展端正教育思想、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讨论，使各级党政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认识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办教育，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深化教育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动活泼的外部环境，并制定若干相应的改革措施。

我有幸参加了国家“七五”课题《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的原因与对策研究》。1988年5月21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调查组”在《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发表《抓住关键，综合治理》一文，《光明日报》和一些省报发表了文章摘要。《抓住关键，综合治理》一文的基本观点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表现在学校，根子在社会，出路在改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领导。什么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该文“是指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基础教育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违背教育方针违反教育规律的错误做法。具体表现是：不按教学计划开课，升学考什么，学什么；不按教育规律教学，升学怎么考，怎么学；不面向全体学生，只对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教学；大量办复读班；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唯一标准，搞升学排队，规定升学指标；猜题、押题、舞弊等等。造成的危害是：教育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生不能全面发展；教育不面向全体学生；摧残青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浪费等。”

同时，这个报告认为，造成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重要原因：一是中等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教育薄弱；二是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太少，等等。可是27年过去了，伴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少缓解。

到底是什么魔障让全国教育人神魂颠倒，忘记了教育人的天职，忘记了自己到底为什么出发？忘记了教育本身应有的尊严与神圣？

有人说是传统文化，有人说是独生子女政策，有人说劳动就业和工资制度，我觉得，这些都有一定道理，都有其重要影响，但不能不承认扭曲了的教育政绩观，才是当今中国教育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老百姓功利、社会功利，可是各级政府不能功利啊！政府不能为这种功利火上浇油，更不能亲自走上前台明目张胆地去追求这种功利，更不能把这种功利作为教育追求的最大政绩啊！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和提高民族素质！当各级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切实回到《决定》关于教育宗旨的定义，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观之时，就是中国教育真正回归本质、走上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