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今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赠给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一本书，书名是《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是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旧书了，也曾经拍过电视剧，主演是演员许晴。因为作为国礼，也因为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还因为这个中国主人公的人物原型具有辛德勒般的伟岸人格，这本书现在重回读者的视野。

说起这本书的人物原型，想必了解二战史的人都不会陌生，她就是曾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的中国母亲”的中国女性钱秀玲。钱秀玲是江苏宜兴人，二战前留学比利时，获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和开诊所的丈夫居住在比利时的小镇上。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恰好是钱秀玲堂兄的朋友，于是，钱秀玲开始借助他的力量，帮助和营救比利时的游击战士、反战人士，写下了一段国际主义的英雄传奇。

张雅文的书《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这些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小说中，钱秀玲化名为金玲，法肯豪森化名为霍夫曼。金玲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毕业后正要申请继续读博士，此时纳粹德军来到了比利时，战乱中她邂逅同校校友、小镇医生，也是反战游击队的组织者维克多，从此开始了一段爱情和人生传奇。在以金玲为主线的故事脉络之外，作者通过维克多的游击队，写到了比利时的游击斗争，写到了以安德鲁为代表的盖世太保的凶残；同时，通过金玲向德国总督霍夫曼的求助，写到了纳粹德国内部的分化。在人物和故事之外，作者勾勒了相对宏阔的战争背景，也把握了相对复杂的战时状态。

战争作为一种极端暴力，被称为人类“希望与绝望、创造与毁灭、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再生交织在一起的炼狱”，它让人类在毁灭、悲伤、苦难的高昂代价里，展现自身的力量、智慧和爱。因而，跟战争有关的文学，也就会天然地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传奇、铁血豪情等等这些与人类永恒相伴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因此，战争文学在故事和人物之外，就更加彰显了保存和记录历史的功能，不止忠实保存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所作所为，更通过合理的虚构，真实记录了战争年代人们的情绪和情感，把握了人性的复杂和微妙，从而和日常、也就是和永恒相通。“以诗文证史”，在中国历来有着深厚的传统。如果说，当年这本书的出版带领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钱秀玲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话，那时隔多年之后，这本书再一次充当了带领后人进入历史的索引——一部属于全人类的二战史，也是一部多角度折射人性复杂性的历史。

德国军政总督的故事

如果说营救犹太人的辛德勒，靠的是钱的力量的话，那营救比利时反战人士的钱秀玲，靠的就是人脉。在小说中，金玲每每遇到问题，就会去找德国总督霍夫曼将军。

书中写，金玲父亲是江南名医，1934年霍夫曼在中国做军事顾问期间，曾经在金玲家养伤，并和金玲建立了忘年友谊。对于霍夫曼“背叛”自己的阵营帮助金玲营救反战人士，小说中的解释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一开始是因为报恩和友谊，之后则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也上了战场，生死未卜。德国有谚语说：“只有当一个人有儿子在打仗时，他才能体会战争是怎么回事。”他逐渐厌倦战争，后来发展为他越来越反对希特勒，并跟暗杀希特勒的阵营有关联，自然，他跟盖世太保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

既然是小说，在发展情节和塑造人物上，就有自己逐步推进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说，小说的人性逻辑和矛盾冲突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历史上，霍夫曼也有原型。而且这个原型，说起来实在是大名鼎鼎，《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三次提到他，他跟中国的渊源也是颇为深厚。这个原型就是二战史上著名的法肯豪森将军。

1900年，法肯豪森将军曾作为德军中尉参加八国联军，和瓦德西一起到过中国。北伐前后，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闹翻之后，开始倚重德国军事顾问团。因为是中国通、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因为曾经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的武官，法肯豪森成为了蒋介石德国顾问团的第五任总顾问。历史证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草拟的抗战意见书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对日军进攻战略和部署的预测也惊人的准确。

史载，在抗战的问题上，他曾对蒋介石提出：“苟不自卫，无人能出手拔刀相助。”同时，他认为国民政府要坚持抗日，就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后方，于是他开始考察，最后选定四川。而陪同他考察的，就是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

之后，中国抗战史上的很多部署和事件都与这位德国将军有关：护卫南京的国防线、贯通中西部的铁路，中央军三十个德式师、“淞沪抗战”、“花园口决堤”、“台儿庄战役”等等。

然而，就在他将自己的雄韬伟略付诸中国战场的时候，日本开始向自己的同盟——希特勒政府施压。原本对中国抱有感激的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中曾说，自己幼年曾得到过旅居奥地利的华裔家庭的照顾，因此他对中国人格外友好。他曾与蒋介石多次通信，并曾经承担1936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迫于利益权衡，下令从中国撤回顾问团。法肯豪森申请以个人名义留在中国，希特勒严令拒绝，并以叛国罪、取消国籍、没收财产、制裁家人等手段相威胁。法肯豪森不得已而回国。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驻比总督，并与钱秀玲意外相逢。

这个人物的结局，书中和历史中颇为相似。法肯豪森因与刺杀希特勒有关而被捕入狱。战后接受战犯审判，被判刑，但很快又被释放。他的爱情故事在书中也有展现，而且，是和比利时的反战姑娘相爱——战争固然是残酷的，但穿越烽火的爱和人性之光，却更为传奇、更为永恒。

中国的“辛德勒”

显然，记录爱和人性之光，文艺作品比历史本身更可亲可感。小说中，金玲由一个不谙世事的留学生，逐步转变为一个与法西斯斗争的战士、一个人道主义者，她的每一次转变都与战争的教育分不开，但同时也与爱和人性的感召分不开：某种程度上，金玲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样，都在战乱中经历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成长历程。

其中，和维克多的男女之爱自不必说，维克多母亲给她的母爱和家庭温暖，霍夫曼给她的巨大的友爱和支持，包括小镇居民对她从误解到信任，再到支持和赞颂等等，都是促使她“成长”的外在因素。而同时，她和反战战士的近距离接触，她对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的感同身受，又都成为了她“成长”的内在动力——正如辛德勒的拯救行为是逐步确立、逐步成熟的一样，金玲的拯救行动也是逐步深入的。

小说中最为华彩的章节，是霍夫曼被作为战犯审判的时候，金玲挺身而出，在比利时人民面前为侵略军的总头目辩护。此时的她，还在承受着爱人维克多被怀疑在监狱中曾经叛变，无法证明清白的巨大压力，也需要顶住战后仇恨情绪的群情激愤，需要冒着已经被比利时广泛认可的名誉受损，甚至被再一次称为“亲德分子”（最开始她与德国总督接触，就曾被怀疑）的风险。然而，她还是站出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拯救更具有深广的内涵——不只是从纳粹铁蹄下拯救比利时民众那么简单，还有从战后的仇恨情绪中拯救一个战犯。显然，能够挣脱仇恨思维和复仇模式的战争文学，能够既写到战争年代的特异性又写到世情社会的永恒性的战争文学，更有生命力。

除了钱秀玲，二战史上中国还有两个闻名世界的“辛德勒”。一个是因解救犹太囚犯被德国政府授予“国家大十字勋章”的“中国神医”裘法祖，几乎每一个学医的人都用过他编写的教材；一个是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的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二战期间，他用“生命签证”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上海，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一个“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现象。

而关于这三个人物的史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样一个现象：当战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们，希望这些英雄说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豪言壮语的时候，他们却共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必须这么做，这很自然。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经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大”时代中的“小”文学

不只人格有大小之辨，时代亦然。和平年代，对时代之“大”与“小”的感受，往往只跟个体有关。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在时代巨变的大潮流中，一代人经历了西方国家几代人才经历的生活，按说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大”时代，文学也该和这样的大时代密切相关，去关注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和大时代脱节，在小时代逍遥。

然而在战争年代，这种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很难的。小说中，战争这种浸透骨髓的伤痛深深印刻在每一处细节之中，大时代的烽火几乎席卷了一切。这种时代的动荡之激烈、之暴虐，几乎无人可以逃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小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没有逃脱德国纳粹的魔爪。小说中写，一个母亲失去了年幼的孩子之后就疯了，街道上每天都飘荡着她的呼唤，这种呼唤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而书中的反战分子、怕自己被捕后会在药物作用下出卖同志而拿自己做实验的警察局长兰伯的妻子，不得不亲自给丈夫注射，让他完成自虐式的生命实验时说：“不，我并不坚强，是战争逼的……”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更能够体会“人无法挣脱时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能够体会，当一种文学题材，“道德的”价值远远高于“美学的”价值的时候，作者为文本的美学实现所做的努力。

当然，在这种人与时代的关系中，文学，或者准确地说是虚构文学，比一部人物传记，或者说纪实文学的优势，恰恰在于它用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全面微妙地展示了生活的全部规模。文学因为能够从“小”的角度反映“大”的庞杂，而具有了某种战胜历史混沌的潜力。

在主人公的英雄行动之外，小说还写出了时代和人的全部复杂性。小说中写，金玲的爱人维克多，作为游击队的创始人而被捕，在监狱里，他坚贞不屈；然而，走出监狱，他是否曾经在药物作用下背叛过革命却成了一个谜。战后，他不仅不被铭记，甚至不被信任。最后帮助他洗刷污名的恰恰是作为战犯被审判的霍夫曼。同时，爱上霍夫曼的，也恰恰是曾经试图刺杀他的比利时姑娘。

战争年代，万事万物都按照特定的法则在运转，但当日常降临人世的时候，当产生英雄的土壤和气候都逐渐淡去的时候，人面临的往往是需要收拾整理的琐屑和卑微。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以自己的“小”，折射了时代之“大而化之”之下被掩盖的世俗烟火。米兰·昆德拉说：“生活”一词是所有词语中最重要的，它是被其他伟大的词语围着的词中之王。

当然，时代和文学之大与小的关系还应该有这样一个层次：在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大时代下，充当外交国礼的恰恰是一本“小”书：一本记录了英雄更记录了民众、记录了伟业更记录了苦难的书。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是世界性的语言。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

这本书中记录的 1940年到1945年间，中国的抗战正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汪伪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争夺，国民党针对共产党的“皖南事变”等等，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从1942年开始，随着中国远征军进入滇缅，中国抗战和国际战场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小说中写，比利时被纳粹德国侵略之后，金玲随即也与家里断了音讯。时隔很久，她才得到了母亲已经在战乱中去世的消息。杜甫诗中所说的“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在二战期间重演世间。

有研究统计，全世界关于二战的经典文学作品和经典影视作品，几乎占了现代全部经典作品的半壁江山还多。那场持续了五年八个月、有全世界61个国家参加、20亿人被卷入的人类之战，既是全人类共同的伤痛记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创作源头。

从最初的仇恨记忆、伤痛记忆，到后来的战争反思、人性反思，乃至用“黑色幽默”等“笑”的方式来嘲弄人类的愚蠢等等，当历史逐渐隐去的时候，文学虚构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和空间。历史也由此在不断被重述和反思中，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文学的发展实际并不均衡。尤其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欧洲文学，甚至美国文学相比，还缺乏与自身经历的巨大灾难相匹配的大作品。影视方面更是难以望其项背。灾难固然是无法比较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但灾难凝结出的艺术结晶和思想结晶，却是可以比较的，也是值得探讨和思索的。

新近出版的《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中说，二战结束的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或许，借着每一次较为隆重的二战胜利纪念的时机，中国文学都该寻求一下属于自己的“战争记忆”，从而更好的铭记历史，体察人性，思索未来。

曾经写下著名的战地抒情诗《等着我吧》的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经典作品《日日夜夜》中写道，大尉萨布洛夫有一个给阵亡战士家属写信的任务。他早已习惯了战争，也习惯了每天有人死去，因此很多信他都想写：有过一个某某某，他作战时死了。但他不能，因为他同时意识到，“他死了”这句话，对每一个收信地址都是惨祸，是一切希望的丧失。在某一个地方，听到这句话以后，“妻子不再被称作妻子，而成为寡妇，孩子们也不再简单地被称作孩子，他们已经被称作孤儿。这非但是一种痛苦，这是生活和整个未来的、完全的改变”，是一个个难以被历史记起的普通人生活的巨变。

或许是更为深刻地体会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伤痛、更为深刻地体会作为被战争这个大时代所塑造的普通人的情感，钱秀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得非常低调。有人回忆，去钱秀玲家里采访，问及她的奖章、功业，她只说，“忘记了”。而在她广为人知之后，她本人和她的后代都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英雄，“只是做了常人应该做的事”。无独有偶，何凤山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功业，他只说：“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历史对文学有如此的启发，英雄对文学有如此的启发，或许，文学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