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谁是老子

郭店竹简里，有一部《老子》，分甲、乙、丙三组，应该是所见最早的《老子》了。但它面世，是1993年10月以后的事儿了。爽秋时节，湖北荆门博物馆对郭店村一号楚墓施以抢救性挖掘，竟发现804枚竹简，其中有竹质墨迹的字简730枚，13000多个楚国文字，包括多种古籍，其中就有《老子》三组，属于公元前4到3世纪的战国中期，当然，这是楚人的《老子》。

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是汉人的《老子》；而今本《老子》，则是魏晋以来的《老子》，不同时期的《老子》，确实有所不同，这很明显。如，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同，今本《老子》又叫《道德经》，是“道”在前面，而帛书《老子》却反过来，是“德”在前面。简书《老子》与帛书《老子》及今本《老子》皆不同，简文分三组，而不是上下。甲组论圣人，乙组述修身，丙组谈治国，较完整。

这本楚人在竹简上抄写的《老子》，应该是春秋时的《老子》。老子本是春秋时代人，据《史记》里说，孔子是见过老子的。司马迁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他对老子的身世也存疑。他把老子和韩非合传，篇幅不长，既表明了他以法家解读老子的深意，也暗示了老子的身世无法独立成传。

在司马迁的笔墨下，作为传主的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老子与孔子一样，也是出生时知其母不知其父。他为什么姓李？司马迁没说，《史记》“索隐”引东吴道士葛玄之言，以为是“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还有一说“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

中国历史上，大凡是个人物，似乎都有些来历不明，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踩了雷神脚印受孕，这些都带有神话成分，它们使历史有了神韵。

姓氏本来很神圣，但它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老子是如此，孔子亦如此，指着李树就姓李，指向山洞就姓孔，倒是符合了汉字六法里的“指事”一法。姓可以这么一指，名同样可以这么一指。李母指着老子的耳朵，老子就名耳了，再强调一下耳朵之大，老子就字老聃了。同样，孔母指着山丘，孔子就名丘了，那山名叫尼山，孔子又排行老二，所以就字仲尼了。文明之初，父亲难免缺席，母亲这一指，对于文明的形成，往往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李母、孔母那一指，中国文化将从何谈起？

老子“名耳，字聃”，是因其生来就耳大，在金文里，“圣”字从耳，从口，类似繁体字“聖”。书写未备时，求知多依赖口耳相传，以善于倾听为圣，多闻传承文明。福建泉州清源山上，就有这么一座老子像，北宋雕塑，半山上，整一大块岩石，其耳特大，神态悲悯。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还有两位“老子”，一位是楚人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仲尼弟子列传》同时提到老聃和老莱子，认为他们都做过孔子的老师；另一位则是“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的周太史儋，西行见了秦献公，司马迁时，就有人说太史儋是老子，老子之裔曾在汉文帝时出仕为官。

据说，老子寿命很长，有说他活到160岁，也有说200岁的，也就是说，孔子死了以后，老子还在，如果老子长寿说成立，那么这位太史儋，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孔子曾经问礼的那位老子。

孔子与老子过招

作为历史人物，一般以七八十岁为限，一旦超限了，还想在历史上混，是混不下去的，再怎么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没用。倒是有另外两句话管用，一句是孔子在《论语·宪问》里说的“老而不死是谓贼”，另一句是汉末刘熙著《释名·释长幼》说的“老而不死曰仙”。

一是“谓贼”，一是“曰仙”，老子西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没有混到“谓贼”的份上，而是被孔子及其后人抬到“曰仙”上去了。

老子一退走，孔子就出头了。老子是知道后生可畏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出关》里，就写了这一点。不过，孔子懂礼，你让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因此，孔子对老子佩服得不得了，夸老子“犹龙”，使老子仙化了。

孔子向老子问礼，现在看来，是一桩雅事，不带火气，可当时并非如此。那时，孔子去“问礼”，不是请教，也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为了证明人的无知，而是去过招，争第一的。

孔子学礼已成，为了证明自己，来向老子“问礼”。那一天，孔子坐着车子，光芒万丈的来了，很有气势，可没想到天上出现了日食，天人感应如斯，使他难免迟疑，于是，老子说道：

你说的，都是死人说过的，他们连骨头都烂了，只留下这些话，只有你还记得，真不易啊。君子啊，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子来去，很风光的样子，不走运的时候，就像蓬蒿一样被风吹去，一副倒霉像，这都不好。

我听说啊，真有本钱的人，好像什么都没有，从来不拿本钱吹嘘，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有本钱；真有德行的人，从来不表白自己，而是一脸憨厚的样子。可你啊，对自己要求太高，又怕世人不知道，所以，总想表现自己，这些都是你身上的浮光，闪耀在你的外表和行为上，会对你不利。

那时，老子任“周藏室史”，掌管王朝之史，而史在王官之学里，居于中心位置，先王之礼皆在史中，问礼当然由史而入，后世“六经皆史”，所言非虚。

孔子来问礼，以在野自居，是想发难过招的。不料，老子“以自隐无名”无争，使相争变成了相揖、相惜。孔子对老子也不由得佩服起来，从老子那里回来，他对弟子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下跑的，我都能对付，只有龙，乘风云而变化，我不知该怎样来对付它，老子就像这龙一样啊！

孔子“犹龙”说，使老子仙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神仙。老子的历史性，如果没有孔子做参照，根本无法确认。作为历史人物，老子犹如月亮，需要向孔子借光，没有孔子反光，其存在遂为虚妄。

“圣化”是历史化，而“仙化”是非历史化，司马迁以非历史化来写历史人物老子，实为不得已，老子虽长寿，于史却无迹可求。历史人物不宜长寿，寿命长了，反而会非历史化。因为历史的本质不是时间，而是时间性的思想和事件。就老子而言，其历史性事件，惟有孔子问礼确切。

关于老子的“道”

孔子见老子，其实有两次，一次是问礼，一次是问道。问道的那一次，就是庄子说的孔子“知天命”之年，往南去一个名叫“沛”的地方，专门拜访老子。

老子问孔子，我听说你现在是北方的贤者了，得道了吗？孔子答，没得道。老子又问，你是怎样求道的？孔子答，我求之于“度数”，求了五年都没有得道。老子继续问，你接着又怎样求道？孔子依旧答，我求之于“阴阳”，求了12年之久，还是没有得道。老子叹曰：道就是这样子的。

孔子第一次问礼时，以为最高的学问就是礼，见了老子以后，才知道还有更高的学问是道。两人分手以后，孔子由问礼而求道，前后花了17年时间，到他再见老子时，老子却告诉他，礼是先王遗迹，尚有文献可求，你来问礼，我可以把文献给你，你来问道，我不能把道给你，因为道不是东西，不能拿来送人。

如果道能拿来，人们早就把道拿来侍奉双亲了；如果道能送人，人们早就把道献给他们的君了；道也不是知识和经验，不能传授于人，不能作为财产，如果道能传授于人，人们早就把道告诉他们的兄弟了；如果道能作为财产，人们早就把道传给他们的子孙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道本来就是内在的，就在你的生命里，是自然的，你觉悟了，它就在你心里，同万物相印证，你不觉悟，它就不会留在你心里，也不会出来印证自己，外面的道就不来找你。

道从生命中来，不是从外面来，这就是圣人自在，所谓圣人，就是道，就是你自身，这叫做“圣人不出”；从外面进来的，不能主导你的生命，因为道是你的圣人，已经成为了你自身，这叫做“圣人不隐”。老子告诫的，圣人不是他人，就是你自己。

名，是外在的东西，是所谓“公器”，不可以多取，取多了，会将自身的道遮蔽；仁义这东西，让先王歇歇脚，住一夜也可以，但不能让他久居。

你老在外面跑，而忘了回到自身，这样求道，当然不成。放不下名器，道就会被它遮蔽，只晓得在外历练，却不知圣人就是认识自我。

孔子第一次问礼，老子教他如何看待文献，那是死人之言；孔子第二次问道，老子教他如何求道，就是认识你自己。

南北分界线上的老子

这次问道老子，孔子由鲁至“沛”，是私人性的，是周游列国的一部分，不像上一次问礼，鲁国国君还派了车子，千里迢迢跑到洛阳去。“沛”离鲁国很近，孔子要往楚国，路过沛地，刚好老子在此隐居，他顺道来看望老子。“沛”这地方值得一提，靠近老子故里，是南北交界、东西相接之地，淮河自西向东流经于此，而有泱泱“沛泽”的意思，真是“上善若水”的发源地。

孔子往楚去，庄子说他“南之沛”，可见那时“沛”还不是楚地。春秋时，“沛”属宋国。战国时，庄子住在宋国的“蒙”，与“沛”邻居，沛、蒙都在淮河下游。在自然地理上，秦岭至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之冬季零度等温线分界线，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等；在人文地理上，这一线正处于长江黄河之中，是两河流域的结合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统一性在这一带初现。秦汉两代王朝，也都在这一线诞生，秦朝生于秦岭那一端，而汉朝则孕于淮河下游这一段，汉帝国以及黄老思想的根柢，就在老子当年隐居的沛县。

汉朝的开创者们大都从这里走出来，以刘邦、萧何为首，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化的黄老之徒，汉初黄老之治，应该说是起源于此。

司马迁看老子，视野在秦岭那一端。他讲的有关老子的故事，诸如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还有到秦国去的太史儋，都发生在秦岭那一边。司马迁是秦人，以那个时代的地理尺度谈老子，当然立足于秦，关注秦岭那一端。至于淮河下游这一段，有关老莱子的故事，则存疑。

与孔子周游列国不同，老子活动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在秦岭那一边，秦人称老子为老聃，或太史儋；淮河下游那一边，楚人则称老子为老莱子。直到战国兼并战争时，楚得沛、蒙之地，设县而治，老子和庄子虽去世亦从此皆入楚籍，对于楚国来说，得区区之地，真不如得老、庄二子，如今谁不知老、庄二人皆为楚人呐？

老子变成了楚人，楚人称他为老莱子，何以如此称呼？先秦诸子皆以姓氏称之，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皆称姓氏，老子姓李，本来应该称为李子，诸子中，唯有老子和老莱子，是以寿考称的。“子”，本来就是尊称，加上姓氏，称李子，再加上寿考，称老李子，乃尊上加尊，很可能是孔子带头称老子，使老子独享此殊荣。

李零“重读《老子韩非列传》”，发现“老李子和老莱子”是同一人，他的根据是《说文》中的“李”字，在楚简里就是“莱”字。李零的考证在《郭店楚简校读记》“老李子和老莱子”里。他确信，这位老莱子就是那个出函谷关、为尹喜“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的“老李子”。可老莱子，另有著作十五篇传世，他们各自的著作，司马迁都见过的，看来不太一样，所以，他只好存疑。

其实，上、下篇是老子在秦岭那一边的著作，而十五篇则是老子隐居在淮河下游这一段的著作，同为一人，在不同之地，会有不同思想，也会有各自地域的传承。《老莱子》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和《老子》上、下篇的思想应该大同小异，其差异性，很可能类似今本老子与郭店楚简本《老子》。

还有“老韩之学”

今本《老子》写于函谷关，传承还是比较清楚的，其缘起为孔子问礼，多针对儒家而言。老子在秦岭那一边，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礼与仁，进行了批判。

有人将《老子》竹简本与今本对比，发现其中没有与儒家冲突的文字，今本中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而竹简本为“绝伪弃虑”、“绝智弃辩”，今本否定礼与贤，倡导愚民和权术，而竹简本却没有这些。

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思想。秦地民风，是戎狄习俗，愚钝而武。崇尚“愚”，所以“绝圣弃智”；尚武，所以“绝仁弃义”。而东方民风尚礼，崇智擅文。然智之弊在伪，文之弊在辩，所以要“绝伪弃虑”、“绝智弃辩”，老子之言，反倒不拘泥。

东方儒风很盛，仁义流行，他不反对，秦风“绝仁弃义”，他也顺因。后来，法家在秦崛起，就以“绝仁弃义”、“绝圣弃智”为思想基础。

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

司马迁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国。当然，他也没忘庄子，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他把庄子夹塞在里面，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秦王嬴政更有眼光，那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没有看上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

兼并东方，统一天下，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秦无儒”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么？东方有孔子，我们西方不是还有老子么？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呐。

在东方，《老子》为“隐学”——隐士之学；在秦国，我要让它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是权术。那韩非不是写了《解老》、《喻老》吗？写得多好！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要用老子的“道”，使天下“定于一”。

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道就是绝对真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矣。这样的国家哲学，凌驾于诸子思想，统一思想，顺理成章。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思想者做什么。韩非这样说了，秦王就拿他实施。至于韩非是不是荀子的弟子，除了司马迁那么一说，我们没有别的依据，在思想上，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与荀子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可如果说他师法老子，为老子私淑弟子，证据倒是绰绰有余，怪不得司马迁将他二人并为《老子韩非列传》之一传。

老子之学，行于秦岭淮河一线。其渊薮，虽在淮河下游，然其兴起，却在秦岭，是作为帝王学的老韩之学，因了秦王嬴政推动而兴起。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皆秦制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