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文

托尔斯泰和中国系列  之六

教育，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夺目光焰，遮盖了人们对教育家托尔斯泰的关注。实际上，对教育的探索在托尔斯泰一生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年托尔斯泰最初的一项重大社会实践，就是这位不满当时教育制度的大学生，辍学返乡，在自己的庄园亚斯那亚·波良那办学，从事教学实践的探索（1849年）；而十年后，他否弃西方社会道路、转向东方的精神求索，第一步就是把对俄国道路的思考，落实到全身心投入教育的探索。1859年11月托尔斯泰正式创办亚斯那亚·波良那小学。他在给姑母的信里说，教育，“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这就是我的修道院和教堂。”他在另一封信中论述了“俄国人民最迫切的一项需要就是国民教育”。他试图以教育为杠杆推动社会的改良。他设想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教育协会”，甚至说，“无论（政府）批不批准，我哪怕独自一个人也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国民教育协会”；1860－1861年第二次他遍访西欧各国，特别注重对教育的考察；1862年他创办了《亚斯那亚·波良那》教育杂志，一共出了12期，他在上面发表了十来篇教育论文，批判当时学校刻板的、僵化的、强制性的教育思想，谴责其扭曲孩子的心灵、挫伤儿童天性，并提出“自由的”教育。

1862年在托尔斯泰离家期间，沙皇当局搜查了他的家和学校。这或者和他聘请被莫大开除的学生上课，而在国外和进步思想者赫尔岑交往密切有关。实际上，托尔斯泰自己也明白，他正在做一件和沙皇统治离心离德的事情。正是因为他的“自由的”教育思想，学校被迫关闭。十九世纪70年代，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紧张工作中，他编写了自己“寄予很大希望”的《识字课本》，说，“这本书编出来，我死也瞑目了”。在接触东方文化（首先是中国文化）之后，或者是受到中国语录体著述的启发，托尔斯泰编写了一系列具有启蒙教育性质的语录体著作如《阅读园地》、《天天读》、《生之道》等。直至临终前，他关注和谈论的是学校，是他的语录体著述《生之道》。许多人惋惜他因为这“教育情结”浪费了文学创作的精力（屠格涅夫就对此惋惜地感叹，托尔斯泰“什么时候才能转过身子，用脚走路呢”），殊不知教育在托尔斯泰心目中的至上地位。

自我完善和为仁由己

因为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是要用爱的宗教取代国家的暴力，而把社会的完善直接寄予在人的自我完善上。所以他把造就完善的人，视为人类社会的至高事业。他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变革的批判，其理由都是强调，没有人的完善，任何社会制度的改良都无济于事，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和儒家对人的期待就有了相似之点。因为“人治”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即使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也总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所以就有了“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说法（《中庸·二十》），把造就完善的人视为至重。孔子办学的目标，就是《论语》提出的“成人”（《论语·宪问》），就是造就大人、完人，完善的人。

那么，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呢？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又和儒家的教育思想取得共识。自孔子高举了“仁”的大旗，孟子进一步把人性（仁）和天道相统一（尽心、知性即所以知天），从而大胆地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人无有不善”就如“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样宏大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自我完善的教化思想奠立了根据。而托尔斯泰则把爱作为人性的核心和教育的起点：“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过失的指导者，这就是宇宙的精灵；它渗入所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流森》），这个“宇宙的精灵”就是爱，而“爱就是上帝”。所以托尔斯泰深信卢梭说的“人生而完善”是“伟大的话语”。他认为，“健康的孩子一出生，就完全满足于我们寓于自身之中的对真善美绝对和谐关系的要求……人一出生就是和谐、和真善美的原型”，“童年乃是和谐的原型”。这就是托尔斯泰提出“自由的教育”思想的基础。80年代他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影响，和儒家性善论的教化思想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既然天生德于予，那么每一个自我就都有独立自主、自我完善的权利和能力，而不是任人雕琢摆布的材料。

“自由的教育”

从19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就在一系列重要的教育论述中，反复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他深恶痛绝地指出，德国教育的目标是要镇压孩子“野性的灵气”，而所依赖的是“纪律和暴力”。在《培养和教育》（1862年）一文中托尔斯泰奚落地说，“德国人说，人的灵魂应该被折服，就象身体应该用体操来折服一样。”他指出，“这样的教育在随意地把人塑成一定的形态”，“它造成了想象力、创造力、思维力这些高级能力的退化，使它们让位给没有想象、也没有思维地会念几个字的半野兽的能力。”

托尔斯泰认识到，这种把人造就成兽的教育，首先要摧折的是个体的独立人格，是人的成长的自由，是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自我完善的本性。托尔斯泰指出，这种教育“把学生视为完全的服从者”，把人视为一种有待加工的原料。而为了按照某种需要把人打造成各种工具，它必须让人丧失自我，失落个性，没有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只有奴性和服从。

正是针对这种摧残人的教育，托尔斯泰提出“自由的教育”。他说自己办学校，“只是为了要救援在（现在的学校）那里就要淹死的许多普希金、奥斯特罗夫斯基、罗蒙诺索夫。而在每一个学校里，这些人都是成群而众多的。”所以在“自由教育”的思想中可以听到托尔斯泰“救救孩子”的呼声。

自由的教育不单指的是教育方法上的改良，而首先是要转变教育思想：还给受教育者自由成长的权利、承认他有作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人而活的自由。

托尔斯泰正是以向“旧的教育体系”全面开战的姿态，一方面在自己的学校里创新教育方法，一方面批判当时的一系列教育制度。他批判学校的奖惩制度：因为这会扭曲孩子的心灵——奖励会使孩子为虚荣而勉强去做违反天性的事，而“惩罚则只能使恶人变得更恶，决没有使恶人变为善人的事”；他批判考试制度：因为在他的自由教育的观念中，考试是“大人没有任何权利地折磨小孩”；他反对在小学开设历史和地理，因为它们对孩子没有直接的意义，所以不引起兴趣，而不引起兴趣就没有学习的效果；他反对严格的课堂纪律。他还批判了中国的满清官吏用棍棒逼迫孩子背诵孔子格言的灌输式教育。

托尔斯泰提出的口号是“自由的学校”，并且试图把自己创办的小学作为这一新型学校的试点。他这样畅想：“学校将可能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由黑板、凳子和教授、教师的讲台所构成的学校，它可能将是由木偶戏、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凉亭构成的，而各学科的典籍和大纲，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编撰法。”

在他逝世前一个月，1910年10月，他听了刚从中国回来而拜访他的麦沃尔教授的一席谈话而念念不忘。他啧啧称道他想象中的中国私塾：“这一切都自然而然。有那么个老头儿教书，而人们则把孩子送到他这儿来”。

托尔斯泰在他所想象的中国私塾教育中，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正是他在自己的小学里探索的那种民间的、摆脱了官僚制度束缚及其自私目的的“自由教育”的思想。托尔斯泰指出，“要让国民教育盛行起来，就必须把它交由社会经办。”“因为政府与国民教育是利益相左的”。政府所需要的教育是要为沙皇专制制造奴隶和奴才，所以这种教育首先要扭曲、摧毁人性。而托尔斯泰想往的“自由的教育”则是为了“成人”、为了人性的自觉和成长，使人成为一个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完善的人。正如在私学创始人孔子的“自由的教育”中，产生了独特的一家之言（儒学）和不拘一格的一代代弟子（儒家）一样，托尔斯泰的“私学”试验，也在探索一条“自由教育”的道路，希望“救援在那里就要淹死的许多普希金，奥斯特罗夫得斯基，罗蒙诺索夫”，产生一批批农民的人才。

露天是多么自由啊！

在关于亚斯那亚·波良那小学的各种记述中，我们看到，学生来这里不带书，不带本，“他们只带自己，只带自己那易于接受的天性”和“欢乐的自信”。“他们喜欢坐在什么地方就坐在什么地方”，甚至可以躺着；他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来去自由，没有任何责罚，甚至也没有考试；而老师则往往是从算术讲到了几何，从圣经故事讲到文法，课时可以是2节，也可以是4节，唯孩子的心趣是从。当然，也有时，孩子们因为不愿意“下课”，很晚很晚了，托尔斯泰只能违背孩子们的心愿，勉强他们离开课堂，派马车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家里，不安的家长正在抱怨。一位在学校受聘的教师莫洛佐夫回忆说，在那里，“孩子们无需请示什么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学校像一群茨冈人，像乡村集会”。

托尔斯泰意味深长地说，“露天是多么自由啊！在露天里，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了更自由，更单纯，更信赖的新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看来，正是学校应该以全力达到的理想。”这些话使人不由得想起孔子和弟子们“游于舞雩之下”的境界。透过这种“露天之下”的“教育情结”，托尔斯泰和孔子师生所想望的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师生关系，也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而自由的关系，没有强制而和谐切磋的关系，这正是达到修身成人或自我完善的最好的教育环境。

不过托尔斯泰是否想到，教育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单靠教育的改造是实现不了他所希望的人的完善的。古今中外多少幻想建造一个封闭的教育环境来改造教育的尝试，都忘却了自己正身处社会大熔炉里。托尔斯泰的学校的露天，是桃花源里的“露天”，就像“游于舞雩之下”的回忆，不过是孔子师生们借想象往事而憧憬理想的社会人生而已。实际上，和托尔斯泰希望教育摆脱官方控制的愿望相反，沙皇政府愈演愈厉地把教育紧紧抓在手里。比如1884年沙皇政府通过法案，取消了始于1863年的大学自主制，后来甚至规定绝大多数大学只有4种专业可选。而对越来越不受信任的教授们，政府用自己的管束之手时时提醒他们，“教学必须是爱国的，要为国家利益服务。”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托尔斯泰反复论证过关于“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和培养（воспитание）”这两个概念。60年代，他否弃所谓的“培养”而肯定“教育”，认为“培养是一个人为改造另一个人而强制性地、暴力地作用于另一个人”，而“教育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自由的关系，其基础是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向另一个人传授他所拥有的知识的需要”。既然托尔斯泰给这两个词加入了这种内涵，所以他就断定，“培养是暴力的教育，而教育是自由的。”晚年，他又承认，自己过去对“培养”和“教育”的划分是“不自然的”，“培养和教育是不可分的”。他又提出暗示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给П．И．比留科夫的信中谈到，“孩子总是处于”一种“医生所谓的催眠的初级阶段”的精神状态。因此“人的学习和培养永远都要经过两种暗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来完成的。”

从托尔斯泰对培养、教育之间关系的探讨，到对暗示在教育中的作用的注重，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也在演化，从一任天性自然发展，反对任何强制，发展为同时注重外在引导作用，从信仰卢梭的“人生而完善”的返璞归真论，演化为和中国儒家教化思想取得最大共识：这就是在相信人具有成为完善的人的基质的前提之下，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引导，提倡启发和诱导。作为一个科学主义的反对者，他引用“催眠”、“暗示”“无意识”这些科学概念，所要强调的就是他主张的反对强制、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的“自由主义”教育原则。这和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原则一样，都是主张因天性之势而利导之，而使教育符合于人对学习、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节奏的教化思想。

关于自己的“启发式教学”，托尔斯泰有大量记述：怎样让孩子练习写字、怎样教孩子写作等等，他试图证明，孩子没有内在的需求和兴趣――“不愤”、“不悱”的时候，是不能强加要求的，而要用种种方法引发孩子的内在积极性（比如请孩子们回去给家长读故事），打开孩子心扉，一旦孩子体验到学习的有益和快乐，就会主动求知。《论语》的第一句话正道出人生快乐的第一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托尔斯泰用一个个事例就要说明这个道理。在教师从旁指点、诱导下，孩子们的兴趣和能力会惊人地爆发出来，达到孔子要求的“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境界。

托尔斯泰记述了他怎样和几个农民孩子“一起”写作的故事。他先让孩子们对他写的故事评头品足，然后启发孩子们自己想象、口述、编写……有时候他给出一个简单的情节，让孩子们根据各自的想象编写一个个的故事。托尔斯泰说，他偶然得知的一个最佳的指导方法，就是仅仅出给孩子们具有极大想象空间的题目，让孩子们去自由想象、自由思考。比如提供一个谚语，提出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梗概，如“有个农夫把一个乞丐带回家，然后，因为他做了好事，就开始数落那个乞丐……”或者，“建议他们用自传的形式写一个男孩的故事，男孩的父亲贫穷而又放荡，被送去当兵，回来时改邪归正，变成好人”。他讲到，自己十分惊异孩子们的创作能力和对艺术分寸感的把握。

托尔斯泰精神的这种强烈震憾，是因为亲身体验到自己启发式的“自由的教育”真正引发了学生自身巨大的独立创造性和学习积极性。

托尔斯泰和孔子教育的高妙之处，都不过是在于，他们把人自身内在固有的美好的东西，自我完善的渴望，引导出来。

托尔斯泰和孔子之间的“道器之争”

培养孩子们自我完善和自我体认（самопознание）的能力，造就具有道德学识和独立思想、和谐发展的人，这是孔子和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中一个根本性的共识。不过，他们对于教育对象的期待又显然是不同的。

孔子虽然自认“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并不认为这些“鄙事”是君子必须会做的（《论语·子罕》）。他要培养的是士，是治国安邦的人才，不是专门的匠人，更不是丧失了自我的工具。君子不器。他的教学是以“得道”为归指。当时人说孔子没有一技之长，故“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应道：“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表露出对百工技艺的不屑。难怪时人批评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和社会生产实践相脱离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也往往导致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结果。

不过，孔子不仅不耻言自己的无知，反而振振有词讲出其中的道理。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他认为自己不是靠多学强记，而是靠“予一以贯之”——不为“闻见小知”所累，以一贯之道而“闻一以知十”。这里却也包含着治学的、更是人生得道的重要思想方法。

而托尔斯泰是不想培养治国安邦之才的。因为他想的不是治国，而是去国，不单是自己逃离国家，而且还要大家都摆脱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桃花源中，人人自我完善，做“自己心灵的沙皇”。走向平民化的托尔斯泰，自己以缝制皮靴为荣(皮鞋现在还陈列在他的博物馆里),甚至说要创立一个“树皮靴大学”（农民穿树皮靴），所以绝不鄙薄百工技艺。他主张教育要和生活、和实践紧紧地结合，甚至说：“一切教育都应该只是对这些从生活中产生的问题的回答。”而这也不能不注定了他的教育思想中狭隘的一面。他编写的《识字课本》的一个注解中写道：“请躲开那些关于科学的异乎寻常的结果的最为可爱的信息吧，什么地球有多重，太阳有多重；太阳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树和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们又想出什么样的不寻常的机器……”

他认为老百姓所期望于科学的，应该是它能够解决“一般老百姓的福利所依赖的问题（举例省略）”，直到晚年他才对传授“科学”、“学说”这些“最聪明的人想出来的东西”予以了较多的意义，指出“不传授知识，无法进行教育，各种知识都是有教育作用的”。但是既然人生的头等大事是通过道德自我完善走向和上帝的融一，所以对科学这种只带来“外部条件”改善、只是在“体贴肉体”的“闻见小知”，托尔斯泰就不能不采取极为怀疑的保守态度。没有看到现代科学和知识的教育对于现代人类精神成长的作用有多么巨大。

如果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具有古代“民主性”的因素，而托尔斯泰则更表现出对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弟的关爱和对他们的天生才智的充分肯定，具有孔子所没有的现代民主性。但是没有现代科学思想的武装，怎么能把他们造就成现代社会中的完善之人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